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贺云峰同志,政审没通过,遴选资格取消。」
三十五岁,乡镇熬了十一年,笔试第一、面试第一,综合分甩第二名八分。
死在政审。
我想问为什么,组织部周副部长笑了笑:「群众反映你工作方式有问题。哪个群众?这个不方便说。」
我知道是谁干的,但没有证据。
三年后,有个陌生人来档案室找我,问起一件十二年前的旧事。
他说:「那个人想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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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档案室在办公楼的地下一层,手机信号时有时无,日光灯管嗡嗡响,空气里永远有一股陈年纸张发霉的味道。
我在这儿待了三年。
三年前我还在乡镇,那时候觉得熬出头了——省直机关遴选,笔试第一,面试第一,体检过了,就差最后一道政审。
结果政审没通过。
组织部周副部长亲自给我打的电话,语气公事公办:「贺云峰同志,有群众反映你工作方式简单粗暴,经研究决定,取消你的遴选资格。」
我问哪个群众,他说不方便透露。
我问具体什么问题,他说组织上已经有结论了。
我还想问,他把电话挂了。
后来我被从乡镇调到县委组织部,听起来像是进步,实际上是来管档案室的。
档案室,就是这个常年不见阳光、没人愿意来的地下室。
我刚来的时候,这儿乱成一锅粥。
几十年的档案堆得东倒西歪,有的发霉了,有的被老鼠啃过,找个材料能找一整天。
没人管,也没人觉得该管。
我花了三年,把所有档案重新分类、编号,建了电子目录,坏掉的修复,残缺的补齐。
没人要求我这么做。
也没人知道我做了这些。
有时候我自己也想,图什么呢?
三十七了,在这地下室耗着,没前途,没盼头,把档案整理得再好又怎样?
但我还是做了。
不做,我不知道自己每天该干什么。
02
周德胜偶尔会来档案室。
他是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分管人事,档案室名义上归他管。
但他平时不来,来了也是找材料,找完就走。
今天他来,不是找材料。
他带了个新来的年轻人,说是刚考进组织部的选调生,让我「带一带」。
带什么?带他在地下室数发霉的纸?
周德胜在档案室转了一圈,皮鞋踩在水泥地上,笃笃响。
他拿起一摞档案袋看了看,放下,拍了拍手上的灰:「老贺啊,这地方也该好好整整了。」
我说:「整过了。三年前我来的时候全是乱的,现在都分类编号了,有电子目录。」
他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接话。
「哦?」他敷衍地点点头,「那挺好。」
然后转向那个年轻人:「小刘,你先在档案室待两个月,熟悉熟悉情况。有什么不懂的问老贺,他在基层干了十几年,经验丰富。」
经验丰富。
三年前他也是这么说的。
那时候他说:「老贺经验丰富,遴选没问题的。」
一个月后,他亲自打电话告诉我政审没过。
我看着他,他没看我,拍了拍小刘的肩膀,走了。
走到门口,他又停下来,回头说了一句:「老贺,踏实干,别想太多。组织上都看着呢。」
我没吭声。
他走了之后,小刘有点尴尬地看着我:「贺哥,周部长他……」
「没事。」我说,「你先熟悉环境吧,有问题问我。」
小刘点点头,没再说话。
我转身继续整理手里的档案。
周德胜那句「别想太多」还在耳朵里转。
三年了,我早就不想了。
想也没用。
03
三年前,我为什么会得罪周德胜?
说起来可笑,就因为一个签名。
那时候我还在乡镇,负责一个土地确权的项目。
有一天,镇上来了份文件,让我在一份材料上签字,证明某块地的权属没有争议。
我看了看那份材料,觉得不对。
那块地明明有纠纷,前几年还有人上访过,怎么就「没有争议」了?
我没签。
我说我得核实一下。
当天晚上,周德胜给我打电话。
那是我第一次接到他的电话。他那时候还是组织部的科长,但谁都知道他背景深,升副部长是早晚的事。
电话里他语气很客气:「老贺啊,那份材料的事,你就签了吧,上面催得急。」
我说:「周科长,那块地确实有争议,我签了不合适。」
他沉默了两秒:「老贺,你是不是太较真了?」
我说:「我只是按规矩办事。」
他又沉默了几秒,然后说:「行,那你再考虑考虑吧。」
电话挂了。
第二天,有人来找我,跟我说那块地的事他们会处理,让我不用管了。
我也就没管了。
一个月后,遴选政审没通过。
我不知道这两件事有没有关系。
但我知道,那块地后来确权了,权属人是周德胜媳妇的表弟。
04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签了那个字,现在会怎样?
遴选过了,去了省直机关,三十五岁正科级,再熬几年说不定能上副处。
老婆不用跟着我窝在县城,儿子能去省城上学。
逢年过节回老家,亲戚们看我的眼神也会不一样。
但我没签。
不是我有多高尚,是我签不下去。
我爸当了一辈子村支书,临退休前被人举报贪污。
查了三个月,没查出任何问题,但他心气被磨没了,第二年就走了。
他走之前跟我说:「儿子,咱干了一辈子,没拿过一分不该拿的钱,没办过一件昧良心的事。到头来被人泼脏水,我不甘心,但我不后悔。」
「你记住,做事要对得起良心。」
我记住了。
所以那份材料,我签不了。
代价就是三年冷板凳。
值吗?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要是我签了,这三年我也睡不踏实。
05
档案室的日子,说难熬也难熬,说好过也好过。
难熬的是没有盼头。
三十七了,科员,正股级都不算,每个月工资到手四千出头。
老婆在县城一家私企上班,收入比我高,但从来不说。
儿子上初中,成绩中等,不好不坏,跟我一样不起眼。
好过的是没人管我。
没人给我派活,没人催我写材料,没人让我加班迎检。
我就在地下室待着,整理档案,修修补补,一天一天地过。
有时候我会翻翻那些旧档案。
几十年前的东西,纸都发黄了,字迹模糊,很多人名我都没听过。
但每一份档案背后,都是一个人的一辈子。
有的人当年是先进,现在不知道在哪儿。
有的人当年犯了错误,后来又平反了。
有的人当年默默无闻,后来成了大人物。
历史这东西,翻过去就翻过去了。
可是活在历史里的人,每一天都是真实的。
今天我翻到一份十二年前的材料。
是一个信访件,关于一个年轻人被诬告的案子。
我盯着那份材料看了半天,忽然想起来了。
那是我在乡镇信访办的时候经手的。
那个年轻人叫什么来着?
我想不起来了。
只记得他当时二十出头,瘦瘦的,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外套。
他被人诬告偷了东西。
告他的人是村里的一个小老板,说他在厂里上班时偷了一批原材料。
派出所把他带走了,关了三天,没问出什么,放了。
但那个小老板不依不饶,到处说他是贼。
他没法在村里待了,来乡镇上访。
那时候信访办没人愿意接这种案子。
一个外地打工的小伙子,没钱没关系,告的还是本地人,谁愿意得罪人?
材料在办公室放了一个星期,没人动。
我看不下去,接了。
我去村里调查,找了几个当时在场的工人,又去厂里查了出货记录。
结果发现那批「被偷」的原材料根本没丢,是那个小老板自己记错了账,后来发现了,但又不想认错,就把锅甩给了那个小伙子。
我把调查材料整理好,写了情况说明,报给了镇领导。
镇领导又往上报,最后那个小老板被批评教育,给那个小伙子道了歉。
小伙子走的时候来找过我。
他站在信访办门口,好像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最后他鞠了一躬:「谢谢你。」
我说:「不用谢,这是我该做的。」
他走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十二年了。
我看着那份发黄的材料,忽然有点感慨。
那个小伙子,现在在哪儿呢?过得怎么样呢?
应该忘了我了吧。
毕竟只是萍水相逢。
06
年底了,单位要评先进。
我连续三年没评上。
第一年,说我刚调来,还在「适应期」。
第二年,说我「工作表现平稳,但缺乏亮点」。
第三年,连理由都懒得编了,直接说「名额有限」。
我不是非要那个先进。
一张奖状,几百块奖金,有没有都行。
但我知道,那些名额是怎么分的。
跟周德胜走得近的,年年都有。
不跟他走的,要么没有,要么是别人挑剩下的。
我属于「别人挑剩下的」都轮不上的那种。
今年的评选结果出来,我照例没有。
我也没在意,只是没想到见到了三年前跟我一起考遴选的老张。
老张当年笔试第五,面试第三,综合成绩比我低十一分。
但他政审过了,去了省直机关,现在已经是副科了。
这次他回县里办事,顺便来组织部转了一圈。
在楼道里碰见我,他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跟我握手:「老贺!好久不见!」
我说:「是啊,好久不见。」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身后那扇写着「档案室」的门,脸上的笑有点不自然。
「老贺,你现在……还在档案室?」
我说:「对。」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别着急,机会总会有的。」
我笑了笑,没说话。
他又聊了几句,说了些「有空一起吃饭」之类的客套话,然后就走了。
走的时候他步子很快,好像怕在我身边多待一秒,就会沾上什么晦气。
我站在楼道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拐角。
三年前,我们是一起备考的战友,住同一个宾馆,吃同一家食堂,互相分享复习资料。
现在,他是省直机关的副科级干部,我是县里档案室的管理员。
同一场考试,同一起跑线,三年后,差了十万八千里。
你说,这公平吗?
不公平。
但有什么办法呢?
认命呗。
07
全县干部大会在县委礼堂开。
每年年底都有这么一次,总结工作,表彰先进。
我坐在最后一排,玩手机。
前面领导在念表彰名单,念了半天,没有我的名字。
意料之中。
但有一个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
「……表彰在基层治理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乡镇综合治理先进个人:李建国……」
李建国。
我认识这个人。
三年前,我在乡镇的时候,有一个棘手的土地纠纷案子,拖了好几年没人能解决。
我接手后,花了三个月,挨家挨户走访,翻了十几年的档案,终于理清了来龙去脉,把纠纷调解了。
那个案子当时在市里都挂了号的,解决之后还被当作典型上报了。
但署名的,是当时的镇长。
我调走之后,李建国接手了我的工作。
现在,那个案子变成了他的「工作成绩」。
我看着台上李建国的名字,又看了看坐在前排的周德胜。
他正好扭头看了我一眼。
然后他笑了。
那笑里有什么,我看得很清楚。
是赢家看输家的得意。
散会后,我往外走。
有人从后面拍了拍我的肩膀。
是办公室的老王。
「老贺,想开点啊。」他压低声音说,「有些事,计较不来的。」
我点点头:「我知道。」
他叹了口气,摇摇头,走了。
我站在礼堂门口,点了根烟。
冬天的风很冷,吹得我眼睛有点疼。
想开点。
是啊,想开点。
三年了,我还有什么想不开的?
工作被人抢了,功劳被人占了,政审被人做了手脚,我连个申诉的地方都没有。
我能怎么办?
闹一场?有什么用。
辞职?我能去哪儿。
认命?我早就认了。
可是认了又怎样呢?
还是憋屈。
憋得喘不过气来。
08
第二天,有人来档案室找我。
来人三十出头,穿着深灰色的夹克,戴着眼镜,气质和县里的干部不太一样。
他站在档案室门口,敲了敲门。
「请问,贺云峰同志在吗?」
我抬起头:「我就是。你是?」
他走进来,把门带上:「贺云峰同志,我姓孙,有件事想向你核实一下。」
核实?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种说法一般不是好事。
「什么事?」我问。
他在我对面坐下,看着我:「十二年前,你在乡镇信访办工作,对吗?」
「对。」
「你经手过一个案子,一个年轻人被诬告偷东西,你帮他查清了真相。这件事,你还记得吗?」
我愣了一下。
十二年前的事,他怎么会知道?
「记得。」我说,「怎么了?」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又问:「那个年轻人,后来你见过他吗?」
「没有。他走了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
「你还记得他叫什么吗?」
我想了想,摇摇头:「不记得了。太久了。」
他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我。
「是这个人吗?」
我接过照片,看了看。
照片上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穿着白衬衫,精神干练。
我盯着那张脸看了好一会儿,有点眼熟,但又想不起来。
「我不确定。」我说,「十二年了,他变化应该很大。」
他把照片收回去:「没关系。他记得你。」
我抬起头,看着他。
「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看着我,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说:「贺云峰同志,那个年轻人这些年一直想找机会谢谢你。他说当年要不是你帮他查清了真相,他这辈子就毁了。」
「一个偷窃的名声,会跟着他一辈子。他考不了公务员,进不了正规单位,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是你给了他一个清白。」
「这些年,他一直记得你。」
我听着他的话,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十二年前的事,我自己都快忘了。
那不过是我经手的无数个信访案件中的一个,我只是按规矩办事,仅此而已。
没想到他还记得。
「他……现在在哪儿?」我问。
孙姓男人看着我:「他托我来问你一句话。」
「什么话?」
「你愿不愿意见他?」
我愣了一下。
见他?
十二年没见面的人,忽然要见我?
「他为什么想见我?」我问。
孙姓男人说:「他说有些话,想当面跟你说。」
我沉默了一会儿。
「好。我愿意见。」
他点点头,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递给我。
「明天,这个地方,他等你。」
我接过纸条,打开。
上面写着一个地址。
我看着那个地址,愣住了。
不是县里。
是省城。
「他在省城?」
孙姓男人站起身:「贺云峰同志,他在省城等你。」
他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我一眼。
「十二年了,他一直想当面谢谢你。明天,记得去。」
说完,他推门走了。
我坐在椅子上,手里攥着那张纸条。
省城。
十二年前那个被我帮过的小伙子,现在在省城。
他是做什么的?
为什么忽然要见我?
这跟我现在的处境有什么关系?
我看着那张纸条上的地址,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奇怪的感觉。
说不上来是什么。
但我知道,我必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