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尉健行接替陈希同的职位：必须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1995年4月27日清晨六点，西长安街的路灯还未熄灭，几辆警车悄无声息地驶进中南海东侧的北长街，留下一阵短促的警笛声。就在这一天，中央正式宣布：原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兼任北京市委书记，接替已三次提出辞职的陈希同。

对北京官场而言，这并非一次普通的人事调整。三周前，副市长王宝森在怀柔自尽，他留下的遗书和一支从公安系统借出的手枪，将首都上空的阴云拉得更低。王宝森与陈希同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早已成为调查组案卷上醒目的红线。

追溯根源，还得回到遥远的1987年春天。江苏无锡，一位名叫邓斌的退休女工南下深圳闯荡，她胆大敢拼，拉拢商贾官员，三年后便以“联合经营”为名向各地集资。看似精明的“丝素膏”买卖实则空手套白狼，资金迅速滚到数十亿元。1994年夏，江苏省纪委连收举报信，无锡集资案就此浮出水面。

7月18日深夜，无锡一家酒店的保险柜被公安当场打开，三百多本账册里密密麻麻的数字显示资金流向北京。几天之后，负责北京兴隆公司的李明被带走，审讯室里，他低声说出一句话：“真正的大口子，在京里。”随即递上一份名单——名字里包括王宝森。

“要彻查，绝不姑息！”中央领导在批示上只留下一行字。专案组随即北上，拉开了“二·一三”调查的序幕。此刻，京城暗流汹涌：有人连夜销毁文件，也有人匆匆兑换外币准备出境。王宝森被要求谈话时脸色铁青，他的秘书闫振利则悄悄把几摞账本塞进文件箱。

4月5日早晨，陈希同在市委小楼里单独见了王宝森，据知情人回忆，两人对话并不激烈，只听见陈的声音压得很低。一个小时后，王宝森让司机把车开往怀柔，他独自消失在茶场的山坡，黄昏枪声响起，为这条线索画上血色句点。

自杀事件震动高层，十四届五中全会紧急提前。会议上，陈希同再次递交辞呈，态度坚决。由于北京市政建设与亚运遗留工程仍待收尾，中央并未立即批准，但经过多轮谈话，陈去意已决。政治局扩大会议最终决定启用尉健行，理由很简单：查案必须有人扛得住压力，而尉在中纪委多年，熟门熟路。

接任当天，尉健行面对千余名处级以上干部开门见山。他说，北京不能成为“护官符”，更不能成为“庇护所”。他提出三件事：严查王宝森及其关联案件；严明财经纪律；加强干部思想建设。语气不高，却句句带火药味。

7月初，王宝森被正式开除党籍。中纪委通报其罪状：贪污、挪用、挥霍公款数额巨大，生活腐化。更触目惊心的是，他利用财政渠道为多家空壳公司批贷，为个人关系网输送利益。贴在案卷封皮上的数字——4.5亿元人民币——刺痛每位审查员的神经。

事实证明，此案并未止步于一名副市长。7月4日，陈希同的中央委员和人大代表资格被同时撤销。随后，检察机关以贪污和玩忽职守立案。1997年8月，他被开除党籍，次年7月一审宣判16年有期徒刑。曾经的首都市长，就这样在羁押室里的白炽灯下结束政治生命。

回头看，尉健行的就任不仅是一纸任命，更是中央在九十年代中期对腐败高发的直接回击。当时改革深入，资金流通空前活跃，制度漏洞让“灰色地带”不断扩大。无锡集资案、首都官员经济案接连曝出，暴露的不是个人贪欲那么简单，而是监管链条的疲软。

不得不说，尉健行上任后的数月，北京纪检系统几乎夜不闭户：审查报告一摞摞交上去，跌入法网的，不乏厅局级甚至更高层干部。与此同时，市里暂停了十多项大额土地交易，重审政府采购流程，小金库逐步被封堵。外界或许只记得抓了多少人，却忽视了账本背后对制度的修补。

有意思的是，在一些老干部的回忆录里，尉健行常被形容为“抠细节”。他查王宝森账户时，甚至盯着每张单据的钉孔，要求对照原始凭证；对某些工程款的去向，他让财审人员沿着票据一路追到外省的分包厂。有人抱怨“过于较真”，而他只回一句：“老百姓的每一分钱，都是天塌地陷的大事。”

2000年后，北京重新启动一批因案件停摆的重点工程，预算公开、流程上网，彼时的“阳光操作”已成为常态。那些措施未必全由尉健行亲手实施，但1995年的震荡无疑起到了催化剂作用。尉调回中央后，北京的反腐体系相对成形，干部任免、基建审批、财政拨付逐步纳入公开序列，正是在这段基础上继续扩展。

试想一下，如果无锡集资案的账册没有被截获，若王宝森当年没有饮弹自杀，北京的权力网络或许会蔓延得更深。历史无法假设，但留下的启示十分清晰：在权钱交易的暗河里，唯有利剑常悬、制度常新，才能让江河归于清澈。

1995年的那场人事地震已过去多年，西长安街的路灯依旧准时亮起又熄灭。档案馆里泛黄的卷宗静静躺着，提醒后来者：反腐，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