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谁来审处江青？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不谋而合拍板一人

1979年2月的一个深夜，人民大会堂东楼的灯到凌晨两点还没熄。邓小平放下茶杯，直接抛出一句：“两案拖不得，得有人挑头。”华国锋点头，叶剑英沉吟片刻，只报了一个名字——彭真。三人很快达成默契，这件棘手的大案由这位刚回京的七十七岁老人统筹。

其实，早在这一夜之前，中央内部已围绕“两案”做了数月铺垫。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卷宗多达十几柜，涉及人证物证成千上万，如果程序不严，既难服众，也难收尾。邓小平的态度很直接：案件本身是政治性质，但必须用法律方式解决，否则“依法治国”四个字会成空话。

彭真此刻在什刹海旧居，刚从陕西商县回京不久。中央书记处的任命文件送到手中，他看了半晌。次日，他进中南海向华、叶、邓三人说明顾虑：“离岗十多年，情况生疏，您们抓更稳妥。”邓小平摆手：“法律口子总要有人敢开，你最合适。”一句话，让彭真再无推脱。

3月，“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成立。彭真先干了一件谁都没想到的小事：把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解放军总政的干部分成六组，抓紧补课，弄清现代刑事诉讼流程，用他的话说，“别一开庭就露怯”。有人暗笑他事无巨细，后来才明白这是铺路。

指导委员会第一次全员会议，彭真没带讲稿，一开口就定下三个关键点：一，证据先行；二，程序无懈；三，少而精的罪名。有人问为何不把江青所有“黑材料”全写进起诉书，他解释得干脆：“一百多条罪状，法庭未必能一条条查清，抓住要害，打成铁案才硬气。”

取证最难。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央档案馆文件都属绝密，历史上从未对侦查人员开放。办案组一度束手。彭真直接找门卫登记，领着几位检察官进红墙，把几十本会议速记录一页页对照，出来时已是深夜。有人感叹：“要不是老彭出面，我们连门都进不了。”

8月下旬，各项材料归档完毕，指导委员会拿出厚达二十万字的预审报告。公开或不公开，成为最后悬念。会上有不同声音，担心一旦公开，境外媒体会借机炒作。邓小平的意见简单：“做得硬，就不怕看。”彭真当即表态：“起诉书已按公开审判写好，逻辑经得起推敲。”

9月8日，人民大会堂再开常委扩大会。彭真脱稿汇报七十分钟，谈到公开原则时，他举了个例子：“抗战时期我办地下报纸，如果版面掩盖真相，老百姓不会跟着走。审江青同理，事实放在阳光下就不怕质疑。”邓小平抬头看他，点点头：“就照起诉书办。”

随后确定三项决议：一，最高法院设特别法庭；二，最高检察院设特别检察厅；三，10月中下旬正式开庭，允许国内外记者旁听，但不接受庭内采访。华国锋补了一句：“外国律师婉拒，但中国律师必须上台。”程序环环相扣，法律味越来越浓。

1980年11月20日，法槌敲响。审判大厅座无虚席，六万余人次实地旁听，广播与电视同步播报。江青数度情绪激动，高声辩称“最高指示在手”，法官按程序提醒：“请被告人回答是否认罪，勿作政治宣传。”现场秩序没乱，这正是彭真反复演练的成果。

庭审持续到12月下旬。法院依据核心证据，对林彪、江青集团主犯分别判处死刑缓期、无期及二十年至生命期徒刑不等。1981年1月25日终审落槌，宣判书全文刊发。第二天，邓小平会见外宾时说：“过去的事了结了，接下来要把精力用在建设上。”

审判尘埃落定，彭真又被推到修宪前台。1982年宪法最终增加了公民权利条款、国家机构制衡条款以及依法治国总原则，多位学者后来回忆起那段日夜兼程的讨论，会场里最常听到的声音仍是那句老话：“证据要硬，条文要实，用得起才算数。”

1988年4月，七十五岁的彭真主动退下，理由写得简短：“终身制不好，年轻人上来才有活力。”五年后，他仍关注法制进程，偶尔给全国人大法工委写信，批注字迹犀利。1997年春，他突发重病，与世长辞。人们提起那场两案审判，总要说一句：“能断事、敢断事，还得是老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