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关税成为政治胁迫：欧美同盟关系的结构性拐点

文︱陆弃

1月17日，欧洲议会内部释放出的信号颇为罕见而强烈。多个主要党团几乎同时表态，明确指出去年7月艰难达成的欧美贸易协议“事实上已无法推进”，理由并非技术性条款分歧，而是美国以关税为手段，对格陵兰岛问题施加政治胁迫。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宣布，将对多国欧洲商品加征关税，并将税率升级与“全面、彻底购买格陵兰岛”直接挂钩。贸易、主权、威胁，被压缩进同一段政策声明中，语气直白到近乎粗粝。

这一幕，远不只是一次贸易争端的升级。它标志着一个长期被遮蔽、却始终存在的问题浮出水面：当关税不再只是经济调节工具，而被系统性地用作政治杠杆，欧美关系赖以维系的制度信任是否仍然成立。

从制度设计看，去年7月的欧美贸易协议本就带有明显的不对称性。欧盟在协议中承诺取消对美工业品关税，并向美国产农产品、海产品提供更为宽松的市场准入；作为交换，美国仅将对欧盟商品的关税水平稳定在15%。这并非一份理想化的自由贸易文本，而是欧盟在现实压力下作出的妥协，其前提是双方仍认可基本的规则边界——贸易谈判归贸易，政治分歧不应通过经济胁迫解决。

正是这一前提，在格陵兰问题上被打破。美国并非首次表达对格陵兰岛的兴趣，但此前的表态尚可被解读为战略讨论或政治试探。而将关税加征与领土归属直接绑定，则意味着一种性质上的变化：主权问题被公开纳入交易框架，并以经济惩罚作为谈判筹码。这种做法在国际关系史上并非没有先例，但它通常发生在敌对国家之间，而非长期盟友内部。

欧洲议会的反应因此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欧洲人民党、复兴欧洲党团，还是社会民主党团，其表态措辞虽有差异，却在核心判断上高度一致：在这种背景下推进贸易协议，不再是务实选择，而是对自身制度尊严的消耗。呼吁动用“反胁迫工具”的声音，意味着欧洲议会已不再满足于象征性抗议，而是开始认真考虑制度性反制。

反胁迫工具的意义，恰恰在于它所针对的并非单一国家，而是一种行为模式。欧盟在设计这一机制时，设想的正是当第三方利用经济手段迫使欧盟或其成员国在政策、立法或主权问题上让步时，应当具备对等回应能力。过去，这一工具更多停留在纸面，如今被频繁提及，本身已说明欧洲对外部环境的判断发生了变化。

更深层的变化，在于欧美关系的结构性张力正在从安全领域蔓延至经济与政治领域。长期以来，欧洲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在经济上强调规则与多边主义，这种分工在冷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脆弱却可运行的平衡。然而，当安全保护者开始将经济依赖转化为政治压力，这种平衡便迅速失效。格陵兰问题只是触发点，其背后是欧洲对自身战略自主长期不足的集中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思并非情绪化反美，而是一种制度层面的自我防卫。欧洲议会的表态反复强调“非法领土主张”“经济胁迫”“规则被滥用”，其关注焦点并不在于具体关税税率，而在于行为本身是否突破了可接受的规范边界。一旦这种边界被默认突破，任何协议都可能沦为临时停战，而非稳定安排。

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看，这一事件的外溢效应同样不容忽视。当关税、制裁与市场准入被频繁用于迫使他国在主权或安全问题上让步，国际规则的可预期性便会持续下降。对中小国家而言，这意味着更高的不确定性；对大国而言，则可能加速体系的碎片化。贸易不再是降低冲突的缓冲器，反而可能成为放大冲突的工具。

欧美贸易协议的受阻，未必意味着立即爆发全面贸易战，但它清晰地显示出一种趋势：欧洲正在尝试从“被动承压”转向“有限威慑”。这种转向是否能够持续，取决于成员国之间能否形成真正的政治共识，也取决于欧盟是否愿意为战略自主承担相应成本。但可以确定的是，过去那种对跨大西洋关系“自动稳定”的假设，正在失去现实基础。

格陵兰岛的命运或许仍将悬而未决，关税威胁也可能在谈判中被调整甚至撤回。然而，这场风波已经留下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当同盟关系内部开始以胁迫而非协商为主要互动方式，所谓共同价值究竟还能支撑多久。对欧洲而言，真正的考验或许不在于如何回应一次关税冲击，而在于是否准备好在规则受到挑战时，为规则本身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