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解放军一副营长叛变致24人牺牲，被活捉后贺龙下令：杀

1950年春节刚过，川西平原的冷风仍裹挟着硝烟味，土匪的枪声在石板滩附近三天两头响起，新成立的地方政权被搅得不得安宁。成都战役虽然于前一年年底画上句号，但“尾巴工程”远未完成，国民党残部、地方帮会和散兵游勇互相勾连，试图在西南腹地掀起最后一波浪潮。

川西军区为了稳住局面，命第60军180师分兵驻守崇庆、大邑、温江一线。180师538团3营副营长赵希荣此时就在崇庆，他是山西太谷人，抗日战争末期参军，因为心思细腻，笔头不错，一直被视作“可靠干部”。同行官兵戏称他“赵蛋”，这绰号既带着乡音，也暗示其行事圆滑。没人料到，他会成为本次动荡中最刺眼的黑点。

2月上旬，石板滩附近土匪集结，打出“反共复国”旗号。几支原国民党地方保安部队也趁机活跃，一时间公路被封、粮队被劫，夜间远处火光照红半边天。2月10日，川西军区情报部门截获密报：数股匪首计划联手围攻崇庆县城。县城守军立即让在外征粮的小分队与8连火速回援。

8连当时只剩两个排，不足80人，由赵希荣带队。行至谭家巷子，前路骤然出现交叉火力，周围全是开阔稻田，根本找不到遮蔽。霎时间，子弹像雨点一样砸来，不少战士刚探头就被迫压低身形。赵希荣面对这种声势心生怯意，他让警卫写纸条递给对方，声称愿谈判，只求放行。

匪徒见状更加肆无忌惮，提出缴枪、解散编制甚至让解放军自缚双手的无理要求。连长秦国泰猛地察觉不对，厉声喝道：“拿起枪，跟他们拼！”火力随即在稻田边爆开。可一下午下来，敌众我寡的劣势愈发明显，秦国泰带着二十来名伤员趁夜色突围，终于摸进崇庆北门。而赵希荣却带着余下三十余人缴械投降，还主动向匪首指认县城防务要点。

此次伏击造成8连包括一个排长在内的24名官兵牺牲。连夜统计完伤亡数字后，守城部队人人握拳，眼圈通红。两天后，数千匪徒围城，枪炮声整整持续五昼夜。17日清晨，温江方向援军赶到，里应外合，一举击溃叛匪。被击散的土匪四散逃命，有的躲进农舍，有的钻进竹林。搜索小分队在一处玉米地里发现了蜷成一团的赵希荣，他浑身泥浆，双眼无神，像极了被困的野兔。

川西军区司令员张祖谅随即押人赴西南军区。2月下旬，成都东较场旧礼堂里灯火通明，他向贺龙汇报完毕后，只简短一句：“叛徒已获，军区党委主张严惩。”贺龙重重吸了一口旱烟，烟雾散开时只留下两个字：“枪毙。”这句裁断掷地有声，会议室里的空调风都像停滞了半秒。

赵希荣被关押期间，审讯员列举他通敌、出卖防务、导致重大伤亡三大罪责。他辩解自己“形势所逼”，但在足够证据面前再难开脱。讯毕，审讯员平静地说了一句：“军队不是养懦夫的地方。”赵希荣听后瘫坐在长凳上，额头冷汗滴答作响。7月15日，川西军区军法处正式宣判死刑，当日执行。与他一同投降的士兵根据具体情节被判处三年至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值得一提的是，军法宣判当晚，崇庆烈士陵园方向燃起百余支蜡烛，阵风吹来，火苗摇晃，但始终未灭。地方老百姓自发前来悼念，低声念叨牺牲指战员的名字。有人感慨，洛阳桥那一带的稻田今年格外肥沃，大概是被烈士鲜血浸过。

赵希荣之所以从“模范副营长”滑向叛徒，原因并不复杂：畏惧与私心。西南地区的剿匪战斗多在山地、丛林展开，孤军深入时任何闪失都可能引火烧身。真正的考验往往不在枪口，而在临危抉择的心口。抗战时期积攒的履历掩盖不了胆怯；战友用生命筑起的防线，也容不得背叛撕裂。

贺龙之所以决绝，是因为此类案件若不严惩，必然动摇军心。1950年整个西南仍有近百个大大小小的匪股活跃，解放军要在最短时间完成剿匪、征粮、土地改革诸多任务，任何有人带头投降的先例都会被敌对势力放大，影响不可估量。在那个硝烟未散的节点，一纸死刑不仅是对烈士负责，更是压制潜滋暗长恐惧心理的必要举措。

赵希荣伏法三天后，538团整编完毕，8连番号保留。新任连长站在升旗台上，低声告诉战士：“有人死于罪行，有人活在荣光，选择权始终在自己。”风掀起旗面，朱红色映着阳光，破过云层，如刀锋般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