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贺老总送大青马坐骑，毛主席拒绝，江青坚持留下却闯了大祸

1953年春天，北京中南海的马厩里传出清脆嘶鸣，一位年近不惑的卫生员给来访干部指了指角落那匹矮个青骒：“别小瞧它，跟着主席从延安穿过黄河，功劳不小。”就这么一句话，把人们的记忆拉回十四年前的陕北黄土高坡，也把两匹性情迥异的马重新摆到聚光灯下。

延安时期，中央首长出门主要靠两条腿和四条腿。汽车少得可怜，与其等吉普，很多人宁愿套一双布底鞋。可真到军情紧急，又不得不翻身上马。毛主席自幼生长在湘潭乡野，不善骑术，却格外喜欢温驯的坐骑——先是小黄马，后是鼎鼎大名的小青马。两匹马都不高大，跑起来却稳胜于快，正中他“沉稳”二字的脾气。小黄马在凤凰山下老死那天，毛主席吩咐厚葬，谁也不准扒皮抽尾。警卫员讲起往事，依旧感慨：“队伍苦，可主席对牲口一点没亏待。”

小黄马走后，中央办公厅忙着物色“接班人”。关中出产川马，个头不高，耐力惊人。西北局一次就挑回两匹：一青一红。警卫员贺华清在延安南门外体育场试骑几圈，觉得正合主席心意，小青马因此归了毛主席，小红马后来驮在周恩来胯下。

事情本可就此平平静静发展，但1939年春，八路军副总司令贺龙带着开会的行囊来到延安。老乡见老乡，他顺手牵来自己心爱的坐骑——一匹铁青色乌龙驹。那马高大、劲健、毛色油亮，刚迈进院子就把周围其他马衬成了小个子。贺龙爽朗：“这马给主席用，比那小青马体面！”这一句豪气，却让毛主席为难。拍了拍马背，青驹嘶鸣，甩头挣缰。毛主席笑道：“好马是好马，可它脾气大。”

短短几句对话留下来——

“主席，烈马训得服，关键时刻更卖命。”贺龙劝。

“老总，你的情分我记下。可我怕骑不惯哩。”毛主席回应。

照理说，这事可以婉拒。偏偏江青闻讯赶来，看到那匹高头大马立刻两眼放光。她年轻，喜欢张扬，也自信能驾驭烈性。再三央求之下，加上贺龙的一片诚意，大青马还是留下了。

江青的确花了心思。每天清晨，她独自来到河滩遛马，从最初牵着慢步，到后来纵缰疾驰，用了不到一个月，竟真与大青马配合默契。苏共代表团来延安时，一位苏联摄影师抓拍了江青骑马飞奔的镜头：大衣猎猎，黄土飞扬，那张照片后来常被人提起。

然而烈马终究是烈马。1939年7月，周恩来从重庆回延安汇报工作，仅带一名副官。毛主席担心安全，派警卫员王来音随行。那天周恩来要去中央党校作报告，毛主席忙于起草文件，便委托他代讲。江青兴冲冲表示愿意同行，说是给同学们“捧场”。

出发时，周恩来骑的是他的小红马，江青跨上驯熟不久的大青马。陕北旷野，土路颠簸，本来大家并排慢行。行至半途，江青嫌速度太慢，忽然一提马缰再加一鞭。大青马受刺激，猛地冲出队伍，从两马之间穿过。周恩来的坐骑受惊，前蹄腾空，他整个人被抛向地面。落地一刻，他只来得及护住头，右臂却“咔嚓”一声粉碎性骨折。

警卫员扶起周恩来时，汗珠与血水混在黄土里。没有X光，延安总医院只能凭经验复位、打石膏，局部移位却被忽略。周恩来强忍剧痛照常上完那堂马克思列宁主义课，讲完黑板已被汗水湿透。事后回到窑洞，他淡淡一句：“马镫松了，没系牢。”一句话，替江青遮了全部风雨。

毛主席得知经过，极不安，也忍不住责备江青。江青虽嘴硬，心里清楚自己冲动惹祸，一连数日不敢在杨家岭露面，悄悄去医院探望后便匆匆离开。贺龙则自责不已：“要知道出这种事，当初就不该逞能送马。”

周恩来伤势久治不愈，右臂日渐萎缩。印医、苏医、延医皆束手无策，毛主席干脆拍板：“去苏联，一边治疗一边工作。”蒋介石也闻讯派专机相送，倒是一段颇有戏剧性的插曲。莫斯科手术虽让周恩来肘关节可活动四十五度，却终究留下永久残疾。回国后，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能写字、能举杯，就够用。”战友看后无不动容。

周恩来赴苏前，特意发电报给中央：“望主席勿责江青，以免影响团结。”此举既维护了同志情分，也令毛主席沉默良久。回想那匹惹祸的大青马，毛主席决意将它转赠他人，仅把小青马留在身边。小青马此后陪他东渡黄河、飞赴张家口，直到1949年入城北平。

江青再骑马，已是若干年后。那时局势变化，汽车随行，她也很少提起那匹往日骄矜的大青马。偶然有人谈起延安往事，她轻描淡写带过，而周恩来一生未向任何人埋怨。也正因此，很多后来者只知道他右臂伤残，却不清楚那场坠马背后的细节。

值得一提的是，小青马在北平得到妥善安置。1952年冬，它被送往南苑良种马场休养，身上仍披着当年延安时期的老鞍具。马场兽医回忆，小青马性情温和，见到生人先是抖抖鬃毛，然后安静低头吃草。有人感慨：“真像它的老主人，外柔内刚。”

历史没有如果。倘若那天江青收紧缰绳，或者贺龙没有执意赠马，周恩来也许不会留下终身苦痛；然而若没有周恩来的谦抑宽厚，个体的失误或许又会酿成更深的嫌隙。烈马退场，温马长存，一静一动，恰折射出几位核心人物的性格与抉择。马蹄声远去，尘土落定，陕北的风仍在窑洞口低吟，那段故事却已写进抗战岁月的褶皱里，不会被时光抹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