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腊月,北京的北风裹着雪粒掠过中南海南门,灯光透出长廊的窗棂。书房里,毛主席放下家书,久久未语。面对案头那封湘潭堂兄寄来的“春旱急报”,他转头望向站立一旁的长子毛岸英,“明年春天,你替我回趟老家。”
空气里隐隐透着墨香与茶味,毛岸英应声,却听父亲又补了一句:“还有件事,务必找到陈玉英。”这位在家中被孩子们唤作“孙嫂”的保姆,已与毛家阔别近二十年,名字一出口,连警卫员都愣了下。
临行前夜,父子二人做了一次简短而郑重的交谈。毛主席列出三桩事务:向外婆祝寿、察看韶山抗旱情况、寻访陈玉英并妥当安置。岸英当即记在随身的小本上,父亲却又追问一句:“记清楚没有?她的苦劳,党和我都记着。”
话题闪回到1926年底。那时陈玉英才二十出头,被介绍到杨开慧家帮忙。长沙到武汉,她抱着襁褓中的岸英辗转奔波;1930年秋,长沙司禁湾监狱的铁门关上,陈玉英与杨开慧、年仅八岁的岸英一同被捕。敌人想从她口中撬出“匪情”,却只换来一句硬气的吼声:“要杀就杀我,别难为她们娘俩!”鞭影落下,她没低头,留下斑斑伤痕。
杨开慧11月14日英勇就义后,岸英高烧不退,陈玉英拖着发肿的脚踝,把他颤巍巍带回宁乡板仓。可国民党追捕名单很快贴到村口,她不得不含泪离去。那一年,树叶落尽,孩子在门槛旁撕心喊“孙嫂”,她回头望了望,消失在暮色里,自此音讯杳然。
时间跳到1949年夏。解放军南下,长沙城头的旗帜换了颜色。宁乡乡下,陈玉英正给人晒稻谷,听说“朱毛红军”回来了,扔下竹筐就想进城。哥哥们担心战事未息拦她,她却跑庙里摇得一签“东行遇贵人”,抱着签轴冲出祠堂。几经打听,她在杨开慧堂妹家见到了已近八旬的杨老太太。老人与她对视半晌,先开口:“玉英,你还好?”两行泪同时滑落。
1950年初夏,毛岸英抵达长沙贺外婆八十寿辰,同一天,他见到了陈玉英。院子里栀子正开,岸英走过去,还没开口,两人已拥抱痛哭。陈玉英轻拍着他的肩,仿佛又回到监狱里那间潮湿的牢房。岸英掏出一叠旧币,郑重交给她:“父亲说,你当年护我们兄弟,就是护革命。现在该我们护你。”
陈玉英只提一桩烦心事:女儿孙燕在乡下,无依无靠。岸英立即联系地方政府,安排她接女进城,又写信向组织说明缘由。8月19日,他给陈玉英写去五页长信,叮嘱她“绝不退步,跟着大众前进”,还请舅舅杨开智夫妇协助孙燕入读保育院。信件口吻平实,却句句关切。
1951年12月23日,毛主席亲笔给陈玉英回信,肯定她昔日不屈,也提醒“为了节省,你不要来京”。短短数行,却把一个普通劳动妇女的坚贞写成了光荣。回信经过多次传阅,湖南省委不少干部都记住了这位“陈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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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夏末,陈玉英首次进京。中南海宜寿堂里,她刚一迈进门槛,就听毛主席笑道:“三十年没见,你还是当年那个模样。”两人谈了整整两个钟头,毛主席细问她在长沙的工分、口粮和女儿学业。提及杨开慧,他神情黯然:“我家有六位亲人在战争中牺牲。”话音未落,屋里短暂沉默,只剩窗外蝉声。
四天后,毛主席再见陈玉英,送了两张签名照片,“一张给你,一张留给孙燕”。照片背后,他写一句话:“对革命忠诚,莫失初心。”那一年,孙燕十三岁,照片被她裱进镜框,直到晚年仍摆在书桌前。
进入六十年代,全国困难加剧。陈玉英来信说粮票紧张,毛主席虽公事缠身,仍批示寄去百元援助。1962年,岳母杨老太太病逝,他又各寄500元给杨家和陈玉英,信里只写“治丧勿忧,家事有人管”。
1975年春,毛主席托周世钊从北京带去300元现金,并口头问候“玉英身体如何”。彼时陈玉英已年逾八旬,视力微弱,可握着那笔钱,仍坚持到街道缝纫组干半天活,她常说:“主席记得我,我也得做个有用人。”
1976年9月9日深夜,电台播报噩耗。长沙窄巷里,陈玉英撑着墙坐下,良久无言,邻居只听她低声喊:“他还欠我一封回信啊。”五年后,老人因病离世,枕边放的依旧是那摞泛黄书信。
一位曾挤在板仓灶台边揉面团的乡村女工,因为忠诚和善良,被共和国最高领袖惦念半个世纪;而毛岸英那趟“替父还乡”之行,则让一段被尘封的生死情谊重新被时间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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