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勤务员问谢有法：王凤鸣是不是强渡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

1942年初春，山东临沂城郊刚过子时，罗荣桓师部的油灯还亮着。门外寒风卷着尘土，年轻勤务员王汇川守在廊下，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那位闹得沸沸扬扬的王凤鸣，真是红军强渡大渡河时的“十七勇士”吗？

第二天清早，王汇川被派去前方送文电，途中恰好碰见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谢有法。简单寒暄后，王汇川憋不住，开门见山：“首长，网上盛传王凤鸣参加过大渡河强渡，是不是真的？”谢有法扫了他一眼，脚步不停：“别急，回去再说。”这句短短的话，却把王汇川心里的疑团拉得更紧。

谢有法口中的“回去再说”，一拖就是几十年。2005年，已经白发苍苍的王汇川，为编写《罗荣桓元帅功著山东》专程进京，再度敲开谢有法家门。那年谢老已是九十高龄，他请王汇川坐下，端起热茶，话锋直指当年旧事。谢老轻轻摇头：“王凤鸣不是十七勇士，但确实参加过长征，也曾在罗政委身边当过警卫员。”

追本溯源，强渡大渡河发生在1935年5月。中央红军一渡安顺场、二渡大渡河，史载勇士十七名，多次核对花名册，并无王凤鸣。档案表里，王凤鸣那时还在福建长汀养伤——他的小脚趾在金沙江北岸被流弹削去，行动不便，随后才追上队伍。硬要把他塞进“十七勇士”行列，无异于生拉硬拽。

转回华北战场。1937年八路军组建，王凤鸣任685团政治部青年干事。1938年底，他随部队东进湖西，部队扩编为苏鲁豫支队。正是这片盐碱地，让他的人生急转直下。湖西地委的干部学校风波，本来只是学生想返乡服务的普通诉求，却在“肃托”口号裹挟下迅速演变成大抓捕。康生、王明把“托派”当敌特的观点一度甚嚣尘上，湖西更是成了试验田。

具体执行人里，组织部长王须仁与支队政治部主任王凤鸣配合默契。没有确凿证据，他们就逼口供；没有口供，就罗织线索。短短数月，地委、支队、乡村抗日武装被打乱，梁兴初、李逸民等老红军相继遭拘押。若非彭明治及时从外线赶回，梁兴初可能命悬一线。根据地瞬间陷入恐慌，百姓把“肃托”三字同“抓壮丁”相提并论。

1940年春，局势继续恶化。罗荣桓获报后，立即携山东分局工作人员赴湖西。他不动声色，用了三天时间把卷宗全部过目，第四天凌晨，罗帅叫来王凤鸣、王须仁，当场指出“逼供有罪、错杀可耻”。语气不重，却把两人吓得面如土灰。随后，苏鲁豫边区党委被撤销，湖西地委并入鲁西区。干部、战士陆续获释，但有些被害者再也没能回来。

处理结果在当时算严厉又克制。王须仁被定性为混入队伍的异己分子，押送鲁南途中的那声枪响，至今仍有两种说法：自尽或枪决。王凤鸣因“基本立场尚未完全丧失”被降职、留党察看，调至686团待命。正是这份宽大，让他找到最后的缝隙。

1942年6月一个闷热夜晚，王凤鸣借夜色逃出师部，化名“杨步仁”，投入日伪郝鹏举部。从此，他不再是那名背枪的小个子红军干部，而是穿着日式军服、指挥数千伪军扫荡湖西的悍匪。他熟悉根据地地形，又了解八路军战术，屡次制造流血事件，欠下累累血债。罗荣桓闻讯后火速布置围歼，连续拔掉伪军据点七处，却始终没能将王凤鸣活捉。

有人不解，王凤鸣为何敢投敌？谢有法分析过两点：一是害怕追责，二是妄图借日伪势力卷土重来。可惜，他高估了自己。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郝鹏举麾下风声鹤唳。八路军南下接收贾汪煤矿时，曾短暂扣押“杨步仁”，却被其谎称“误入伪营”蒙混过关，趁夜逃遁。此后，史册里再无确切记录，只留下“去向不明”四个字。

值得一提的是，王凤鸣叛逃后，“强渡大渡河勇士”的传闻却逆流成风。一部分是他主动吹嘘，用英雄光环掩盖汉奸事实；另一部分，则源自战后零散回忆与坊间演义的混杂。时至今日，搜索引擎里仍能看到诸如“十七勇士之一王凤鸣”之类的伪史文章，可见流言之顽固。

湖西“肃托”带来的伤痕，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彻底平反。中央专案组翻阅卷宗，最终确认被错杀错关者人数远超当年统计，王须仁、王凤鸣在冤案中所扮演的角色，亦被重新定位。官方档案里，王凤鸣的结论十分明确：叛徒、汉奸，与“十七勇士”沾不上半点关系。

谢有法在2005年的那场谈话结束时，用手指轻轻敲了敲茶桌，缓缓道：“历史不会厚待坏人，也不会亏待好人。”王汇川默默点头，把录音笔关掉。第二年，《罗荣桓元帅功著山东》付梓，书中专列一个附录，标题只有八个字——“关于王凤鸣的澄清”。行文不长，却把谣言斩断在纸面。

故事到这里似乎已经落幕，可罗荣桓当年“手下留情”的两次犹豫仍让不少后人唏嘘。换个角度想，如果没有那份宽大，王凤鸣或许早已伏法，湖西百姓也就少受几分苦难。历史往往就是这样，一念之差，天地悬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