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塞巴斯蒂安·康拉德｜批判与审视：全球史与全球化关系再思考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弗里德里希-迈内克研究所教授，著名全球史研究专家，担任Past and Present、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New Global Studies等期刊编委，获评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院士（2018-至今）、欧洲科学院院士（2018-至今）。出版专著《全球史是什么？》（What is Global History?）（2016）《全球史导论》（Globalgeschichte. Eine Einführung）（2013）、《王后：娜芙蒂蒂的全球生涯》（Die Königin: Nofretetes globale Karriere）（2024）等。

在这篇专访中，塞巴斯蒂安·康拉德重新审视了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全球史中的去中心化叙事，谈及了全球史学者在公共历史中的参与和责任，展望了全球史的未来，同时聚焦当代现实，就当下的动荡与博弈、联合国与全球化等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作为全球史领域的专家，您在《全球史是什么》中强调全球史并非全球化的“侍女”，但两者都关注跨区域联系，您怎样看待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全球史是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吗？全球史代表了一整套史学研究方法与范式，能否简要说明全球史如何既揭示全球化的历史根基，又解构其进步叙事？以及当前“全球化”讨论如何从全球史中获益？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与全球化确实都关注跨区域的过程与纠缠，但我们必须避免将二者混为一谈。在《全球史是什么？》中，我认为全球史不应成为全球化的意识形态补充——一种以历史必然性为幌子，将新自由主义经济与文化形式的扩张自然化或合法化的叙事。

《全球史是什么？》中译本

相反，全球史必须保持批判距离。它的任务不是颂扬全球一体化，而是对其进行历史化：考察全球互联如何出现、服务于谁，以及如何受到挑战。全球化理论常常假设一种单向运动——走向更大程度的一体化——而全球史则强调复杂性、不平衡性与可逆性。它探讨摩擦、失败与替代轨迹，密切关注权力的不对称，以及那些常被全球叙事边缘化的行动者的经历。

以全球时间标准化为例。19世纪末采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并非简单地是一种中性的技术进步，以实现全球协调。它源于帝国的基础设施需求，尤其是英国铁路与海运系统，并由技术权力与帝国影响力的不对称所支撑。全球史的方法拒绝将这视为一个进步性合理化的故事。相反，它会问：谁的时间成了全球时间？哪些地方时间被取代或被从属化？以及抵抗如何表现——例如，地方时间在20世纪仍长期存在。通过强调摩擦、抗争与多元，全球史既揭示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框架，又打破了平稳趋同的幻象。

同样，殖民知识网络并非单纯是科学进步向全球扩散的工具。它们是根植于不平等权力关系、旨在提取、控制与确立认知权威的帝国知识基础设施。植物园、医学调查与民族志目录建立在地方知识流通之上，并强化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等级制度。从全球史视角研究科学，不会颂扬知识日益 "全球化"，而是会追溯知识在跨越语言、政治与认知边界时的路径与断裂，以及它如何被调动、挪用与转化。

此外，我们必须警惕全球史本身成为全球化意识形态工作的同谋——例如，当它优先关注世界主义精英，强调连接而非强制，或将全球一体化视为历史必然时。为防范这一点，全球史学者必须突出方法论反思：不仅要问什么在全球流动，还要问如何流动、为何流动，以及带来什么影响。他们还必须保持开放，去中心化欧洲中心框架，认识到全球互联在多种、往往相互竞争的形式中早已存在——从伊斯兰贸易散居群体到东亚朝贡体系——远早于冷战后的现代 "全球化"。

那么，当前关于全球化的辩论能从全球史中获得什么？最根本的是一种历史去神秘化的能力。全球化话语往往是当下主义的、线性的与经济主义的，而全球史强调时间性、断裂与多元轨迹。它提醒我们，全球化始终是不平衡、充满争议且可逆的 —— 既由交换塑造，也由帝国塑造；既由合作塑造，也由暴力塑造。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史不应作为全球化的背书，而应成为其批判性考古学。因此，全球史不是全球化的意识形态，而是潜在的最有力批判者—— 当它保持历史感，关注结构与能动性，并抵制胜利主义全球叙事的诱惑时。

1945年6月，《联合国宪章》签署

2025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就联合国与全球化的关系、全球治理和全球领导力，这个极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您怎么看？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也是历史审视的契机。从全球史视角看，联合国不应被理解为全球治理进步的必然产物，而是20世纪中期地缘政治不对称的偶然产物。它在全球化中的作用既具构成性又充满矛盾：虽然它促成了标准化与合作形式，但也制度化了反映全球权力不平衡分布的地缘政治、经济与认知等级制度。联合国因此更像是一个持续谈判、抗争且常具排他性的场所，而非中立的治理舞台。从全球史角度看，联合国提供的不是规范意义上的全球领导模型，而是战后全球秩序政治语法的窗口。

同时，联合国也为去殖民化国家提供了平台——特别是在大会中——挑战主导叙事并提出国际秩序的替代愿景。然而，其普遍主义雄心不断与选择性主权、干预与制度惯性的现实相冲突。全球史提供的分析方式既抵制胜利主义，也拒绝犬儒主义。它让我们能够历史化联合国的承诺与悖论，追溯其嵌入全球结构的方式，并恢复那些曾推动并继续挑战其全球角色的多元政治想象。

当下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例如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等）、也是一个大国博弈的时代，时代发展存在着前所未有的不可确定的因素，您作为一名全球史学家如何看待当下的时代？您认为有哪些重大的时代问题？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从全球史视角看，当前的动荡时代并非完全没有先例，但它确实代表了地缘政治碎片化、行星危机与结构性不平等的独特汇合。乌克兰与加沙的战争、大国竞争的复兴、多边机构的侵蚀，并不标志着全球秩序的崩溃，而是其架构的转型。当前的特征不仅是不稳定，更是在全球规范、合法性与权威上缺乏共识。

最紧迫的挑战之一在于全球互联与全球合作失败之间的脱节。经济相互依存并未产生政治趋同，数字连接也未弥合认知鸿沟。同时，气候危机、移民流离失所与疫情脆弱性凸显了全球不安全感的深度——然而应对措施仍然以国家为中心，甚至更具排他性。从历史视角看，这些危机不仅是偶发性的，更是结构性的，部分根源于帝国遗产、不平衡发展与系统性剥削。

《全球史导论》中译本

在《全球史导论》中，您曾分析19世纪时间政治是“多重现代性竞争”而非欧洲单向输出。若从长时段视角分析，您怎样看待当前的“逆全球化”？当前“逆全球化”现象（如供应链区域化、签证壁垒）是否更接近历史上的保护主义周期（如1930年代）？抑或是AI时代、数字时代的新型“脱钩”？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当前关于 "逆全球化" 的讨论表明连续性多于断裂。供应链区域化、更严格的签证制度与经济民族主义确实呼应了早期的收缩时期——特别是1930年代，当时全球秩序在保护主义、大萧条与政治极化的压力下破裂。然而，今天的发展发生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技术与基础设施环境中，由数字资本主义、数据主权与人工智能驱动的不对称所塑造。我们正在见证的不是全球化的终结，而是其架构在新历史条件下的重构。

与早期周期不同——当时物质商品与领土控制主导全球权力计算——今天的动力集中于无形基础设施：算法治理、计算能力与数据流控制。脱钩现在不仅通过关税或配额运作，还通过技术标准、芯片出口限制、平台监管与网络制度。这些碎片化形式不同于两次世界大战间那种内向型自给自足；它们关乎“代码主权”与“认知主权”，其中经济竞争与认知和基础设施关切交织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当前的“逆全球化”不仅是过去保护主义的重演，而是一种新型全球秩序的出现，以数字封闭与战略性脱钩为特征。

在《全球史是什么》中，您提到“欧洲中心论”的隐性影响仍存，而“中国中心论”“非洲中心论”等新视角可能陷入另一种本质主义。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是否存在真正去中心化的可能？此外，全球南方学者常面临“英语霸权”与档案殖民化困境。如何构建非西方的学术体系，避免“反欧洲中心的欧洲中心论”？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真正去中心化的史学既不简单地用一个中心替代另一个中心，也不幻想历史可以从一个中立、无所不包的视角来讲述。相反，它要求我们认识到历史进程始终是相互连接的，而这些连接不可还原为任何单一区域的故事。因此，我们需要关注纠缠——概念、实践与制度如何通过流通与互动而产生。这一视角强调共同生产而非单向扩散，并坚持没有任何社会是在孤立中发展的。

这也意味着重新思考我们使用的一些基本范畴。诸如“现代性”“民族”或“宗教”等术语并非永恒或普遍，而是在历史中建构而成并在不同语境中被翻译。去中心化的史学将追踪这些翻译，考察概念在特定环境中如何被挪用、重塑或抵制。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正是因为这些术语起源于特定时间与地点，它们也回应了真实的历史进程与变化。在完全抛弃它们——并如许多去殖民学者所提议的，用许多“本土”术语替代——之前，我们也应探索是否可以通过修改与调整，使现有概念更加包容。

您怎样看待全球化的未来？全球史的未来？全球史的发展前沿趋向？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领域正经历自我反思与富有成效的重新定位。在超越早期对连接与流通的颂扬后，该学科现在更加关注全球叙事中的不对称、排斥与沉默。新兴前沿包括对尺度的关注，全球微观史为将全球结构锚定于日常实践提供了有力方式。然而，这些方法也带来方法论挑战：微观历史的深度必须与更广泛的空间动态仔细平衡，以免全球史沦为奇闻轶事性特殊主义。

另一个重要发展是转向多语言与多中心档案。全球史学者日益意识到语言如何解构对史料的获取、塑造认知权威并配置历史可见性。只有当研究涉及非欧洲语言与本土档案——从阿拉伯法律记录到汉语期刊——该领域才能超越欧洲中心的知识地图。如果全球史能在世界不同地区进一步制度化，且贡献声音更加多元化，这一领域只会更加丰富。

未来并非单一范式转变，而是全球史方法与地理的多元化。这也意味着关注主题将继续演变。我们已经看到环境史、移民史、民粹主义史与资本主义史等主题的兴起——这一清单肯定会继续发展。在最佳情况下，今天的全球史不再简单追踪空间中的流动 —— 而是追问流动成为可能的条件、塑造它的等级制度，以及那些被全球脚本忽视的历史。

您认为全球史学者应该在全球化或逆全球化进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应该如何参与全球化的公共讨论？学者如何向非专业受众传达复杂的全球化历史？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学者在将当前关于全球化与去全球化的辩论置于历史语境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鉴于全球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与“脱钩”趋势，他们可以展示这些现象并非完全前所未有。相反，全球史揭示了一种一体化与碎片化的辩证关系，开放时期之后往往是撤退时期。通过将当前关切置于这一更长轨迹中，全球史使“全球化衰退”的简单叙事复杂化，并提醒我们全球纠缠虽然不断被重塑，但具有韧性。这样，历史学家可以为公共辩论提供细微差别，而这些辩论往往以全球化的兴衰这种极端框架呈现。

为了接触非专业受众，学者需要将这些复杂性转化为可理解的叙事，同时不牺牲分析深度。一个有效策略是关注具体案例——物体、商品或个人——使全球互联的更广泛力量变得可见。在我最近的工作中，我使用了“纳芙蒂蒂胸像”的旅行，或20世纪初健身运动的全球传播等例子，来说明文化意义如何通过交换、挪用与抗争而形成。这些故事将抽象过程锚定于日常生活，使受众能够看到全球结构如何与个人经历交织。

然而，我也意识到这些贡献相对有限。除了这些普及努力外，我也尝试在当前政治辩论中发声，尽管规模有限。在我认为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的专业知识有所帮助的情况下，我试图通过强调那些常被狭隘地置于国家语境中的问题的全球维度，来介入关于记忆与殖民主义的公共辩论。例如，德国关于如何面对殖民历史的讨论不仅关乎德国历史，也是关于帝国、种族与历史正义的全球对话的一部分。我认为殖民主义不能被理解为发生在“那边”的孤立事件，而是塑造欧洲现代性本身的构成性力量，这种纠缠必须在记忆政治中得到承认。通过将殖民暴力及其遗产置于跨国框架中，我旨在表明关于赔偿、纪念与承认的斗争不仅限于过去，而是与当前的不平等、与等级制度密切相关。

您最近在研究什么？您有哪些新的著作或文章，有哪些观点？您认为全球史研究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我目前正在进行一个名为《塑造全球时代的身体》的新书项目。在这项研究中，我追溯了过去150年来关于人体的观念与实践如何转变，考察了美容标准、健身、修饰、身体美学以及医疗或美容干预。我关注这些实践如何传播，如何与权力与不平等结构纠缠，以及它们如何反映不断变化的全球等级制度。我认为，身体不仅是个人身份的场所，也是观察更广泛政治、经济与文化变革的透镜。

这一项目紧随我最近的著作《女王：纳芙蒂蒂的全球生涯》（Die Königin: Nofretetes globale Karriere，Propyläen，2024）之后，该书探讨了纳芙蒂蒂胸像的全球轨迹。自20世纪初被发现以来，这尊雕塑已成为全球最具辨识度的美丽与文化身份象征之一。我关注纳芙蒂蒂形象在不同背景下如何展示、流通与被调动——从柏林与开罗的博物馆辩论到艺术、时尚与政治中的挪用 —— 以及这种流通如何揭示关于所有权、归还与文化遗产的紧张关系。该书的英文译本即将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女王：纳芙蒂蒂的全球生涯》

这些项目共同反映了我超越国家框架书写全球史的广泛承诺。无论是分析身体典范的全球流通，还是探究古代文物的跨文化生命，我所关注的是观念、物品与实践在穿越不同文化和政治疆界时，如何获得新的意义。《塑造全球时代的身体》与我关于纳芙蒂蒂的研究都试图展示全球连接如何同时塑造日常经验与长期文化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