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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大扫荡太惨烈,牺牲将领名单触目惊心,主席:取消政委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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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6月8日拂晓,河北肃宁县雪村。常德善刚带队进村安顿,日军的汽车

轰鸣声就从四面八方传来。七八千鬼子,几十辆汽车,马队、自行车队,把这个小村子围得水泄不通。几个小时后,这位身经百战的八分区司令员倒在血泊中,



身中20多枪。和他一起牺牲的,还有政委王远音。这场惨败,最终改变了八路军的一项重要制度。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打响。日本人急了。

华北必须变成兵站基地。冈村宁次接手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盯上了冀中。这块地方太肥了——物产丰饶,人口密集,八百万人口,控制着44个县。八路军把这里叫"中国的乌克兰",日军则视之为心腹大患。

冈村宁次不是一般人。这个老鬼子一上任就看出了问题:以往的扫荡都是打一枪换个地方,根本伤不到八路军的筋骨。这次,他要玩真的。

1942年春天开始,动作就来了。日伪军在冀中修了1125个据点、碉堡,像下围棋一样,一颗一颗往根据地里钉。冀中根据地的面积、人口,短短几个月就缩水了三分之二。

4月28日,冈村宁次亲自到石家庄开会。调集第41师团主力、第110师团、第26师团、第27师团,再加上独立混成第7、第8、第9旅,骑兵第1旅、第13团,连伪军一块,足足5万多人。



目标很明确:一举消灭冀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完全控制冀中地区。

冀中军区这边呢?判断失误了。军区领导以为这次还像以前那样,只是小规模扫荡。"敌来我去,敌去我回",雨过天晴的事。坚壁清野,准备打游击。谁也没想到,冈村宁次这次是要斩草除根。

5月1日,扫荡开始。

日军从石家庄、定县、保定、大城、沧县、德州,六路同时出击。目标直指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

常德善的八分区,恰好在包围圈正中央。



饶阳、武强、献县、河间,全是日军合击的重点区域。

常德善是老红军,1929年就参加了红军,跟着贺龙打天下。长征时抢渡金沙江,他率十七团昼夜血战,掩护主力过江。贺龙后来说:在湘鄂西打仗的时候,三次战斗中,常德善把我背扶出来,他身上挂着三颗子弹。没有常德善就没有我贺龙。

这样的战将,嗅觉灵敏得很。

扫荡一开始,常德善就发现不对劲。第一,敌人数量多,队形密集。第二,敌人到处挖沟、建碉堡,摆明了要长期固守。第三,敌人的政治宣传空前猛烈,手段极其残忍。

三条加起来,常德善判断:这次鬼子不消灭冀中军区不会善罢甘休。

他当机立断:不与敌人纠缠,马上突围。

决策及时,行动更快。在日军完成包围之前,八分区机关和两个团突然从武强县杀出,一路袭击日军据点,用机动灵活的战术与敌人周旋,掩护军区机关转移。

5月中旬,关键时刻到了。军区机关正在转移,常德善率部炸毁津浦路上两列日军火车。鬼子疯了,大队人马追过来。但常德善的目的达到了——军区机关成功转移。

到5月下旬,军区机关已经撤出去了。根据地大部分被日军占领,还有不少军民被俘。



这时候,军区下令:常德善率部返回中心区,打游击,为日后夺回根据地做准备。

常德善带队回到中心区,一看,心凉了半截。

日军建了1700多个据点,挖了4000多公里封锁沟,把军区分割成2600多块。敌人的据点虽然人少,但武器精良,相互呼应。八分区兵力太少,武器弹药和粮食都匮乏,打不动,还容易被包围。

更糟的是,日军的扫荡还没结束,正在实施所谓"压倒战",四处清剿。

常德善召开军事会议。他的主张很明确:到外围作战,让部队休整后再杀回来。



政委王远音不同意。

王远音是知识分子干部,1936年入党,抗战前是北平的中学生、地下党员。他对根据地的群众有很深的感情,想留下来收拢失散部队,能多坚持一天是一天。

两个人争起来了。

这时候问题来了。按照1938年八路军总部颁布的《政治委员暂行条例》,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的权力,拥有最终决定权。

王远音坚持:返回中心区,寻找失联的30团。



常德善再有意见,也得服从。这就是当时的制度。

6月初,更糟的事发生了。军区下令八分区主力23团向冀鲁豫地区转移。常德善手里能用的兵力,只剩下400来人。

400人回中心区,这不是找死吗?常德善再次提议:能不能到外围休整一下,观望局势再说?

王远音还是坚持回去。6月7日,部队进驻雪村。王远音还为找到30团的200多人高兴,哪里知道,这是把部队送进了死地。

6月8日拂晓。



30团刚到雪村外围,刚开始构筑工事,日军就来了。

河间、献县、肃宁、饶阳,四路敌人,七八千人,几十辆汽车,马队、自行车队,从四面八方扑来。600八路对4000日军,而且八路军没有重武器,轻重机枪都很少,弹药奇缺。

这仗,没法打。

王远音这时候才明白自己错得有多离谱。不但没救到人,还把自己搭进去了。

常德善没有抱怨。两人毕竟是战友,王远音的出发点是好的。他劝慰王远音:现在不是自我批评的时候,先突围再说。



但日军不给机会。

还没等八路军构好防线,炮火就下来了。雪村瞬间陷入火海。接着是步兵冲锋,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指挥员大部分牺牲,比五一大扫荡中任何一次战斗都惨烈。

常德善决定:各自率部突围,然后在河间、肃宁以北会合。

常德善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冲了出去。但刚走到河肃公路以北,日军骑兵和自行车队又追上来了。八路军战士一个个倒下,掩护司令员突围。常德善的大腿中枪了。

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常德善知道自己出不去了。



他对警卫员小胡说:不要管我,我掩护你出去,你去白洋淀找地委书记金城同志汇报情况。

小胡走后,常德善抓过一挺机枪向敌人扫射。子弹击毙了不少鬼子,但日军人数太多。他身中数枪,血流不止。

最终,这位31岁的八分区司令员壮烈牺牲。当地百姓找到常德善的遗体时,发现他身中20多枪,仅太阳穴就中了6枪,血都流干了。王远音也没能逃出去。突围时身负重伤,血流如注,最终以身殉国。年仅26岁。

这场战斗,震动了延安。



五一大扫荡历时两个月,冀中军民打了272次战斗,毙伤日伪军1.1万余人。但代价太大了:冀中军区减员1.68万人,平民被杀、被捕达5万余人。

8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地委秘书长于时雨、30团团长萧治国、政委汪威,一批中高级指挥员牺牲。

根据地全部沦为日占区和游击区。

毛主席心痛不已。尤其是常德善和王远音的牺牲,让他开始反思一个问题:政委制度。



政委制源于苏联红军,1929年引进中国。早期条例规定,政治委员有权停止军事指挥员的命令,拥有最终决定权。这在保证党指挥枪的同时,也造成了政委权力过大的问题。

雪村悲剧就是最惨痛的教训。常德善是军事专家,对敌情判断准确。王远音是政治高手,但在战术决策上,他的坚持导致了灾难性后果。

1942年10月,中央军委颁布了修订版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

新条例明确规定:政治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除属于作战方面的行动由军事指挥员决定之外,其他由政治委员作最后决定。



这是一个进步。在具体的战术问题上,最后的决定权转给了军事主官。

把军事和政治分开,是正确的决策。军事的目的是配合政治,但政治工作也要确保战争取得胜利。政委要做到确保方向不跑偏,而非在战术细节上粗暴干涉。

随着战争推进,政委制度逐渐完善。到1947年,解放军总政治部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员会条例草案》,明确规定:在军队中设置各级党委员会,而以党委员会作为对军队一切领导与团结的核心。战争决策通过党委会决定,这样既能保障方向不跑偏,战略战术也能得到执行。

1952年,人民政府将常德善的遗骨移葬到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2014年9月1日,常德善、王远音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雪村的故事,永远警示着后人:制度的完善,往往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常德善和王远音的牺牲,推动了军队向更科学、更合理的方向发展。

这就是历史的残酷,也是历史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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