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亲手打压的四大人才，只要其中一人获得重用，历史或许改变

234年秋天，驻扎在五丈原的蜀军营帐里灯火昏黄，已经连续撤退筹划了好几天。病中的诸葛亮摊开地图时，身边真正能独当一面的老将并不多，这个画面，本身就暴露出蜀汉中后期人才的紧张与捉襟见肘。

如果把时间往回拨十几年，情形又完全不同。刘备刚入蜀、立国不久，文臣武将的总数虽不算庞大，却并非无人可用。李严、魏延、刘封、孟达，这四个人在当时都算得上是响当当的名字，各自有战功、有能力，也有相当的上升空间。

问题在于，他们的能力与性格，和一个偏安西南的小王朝的承载力，并不完全匹配。诸葛亮既要维持政权稳定，又要防范内部风险，一旦拿捏得重了，就难免显得刻薄甚至“毁人”。四人的命运，大半是死在这种微妙的天平之下。

从这一点看，“诸葛亮毁掉四大人才”这种说法，既有夸张成分，却也抓住了他用人时那种近乎苛刻的风格。说句实在话，只要其中有一人能在合适的节点被大胆重用，蜀汉后期的局面，至少不至于这么快走向崩塌。

一、从白帝城托孤看蜀汉的“用人边界”

公元223年春，刘备病危于永安宫，也就是后来熟知的白帝城托孤时刻。史书记载，他把军国大事托付给诸葛亮，却同时留下李严协助，这个安排本身就很耐人寻味。

刘备不是好糊弄的人，从中山靖王刘胜一支流落民间，辗转为布衣，再到一州之牧，一路打上来，眼光极其老辣。他既看重诸葛亮的才能，也清楚权力过分集中在一人手上的隐患，所以让李严掌外内诸军，形成一个外重内轻的制衡格局。

当时的李严已经在蜀汉政坛混得风生水起。他早年在荆州立过战功，镇压叛乱时以少胜多，让刘备刮目相看。进入益州后，又屡次被委以重任，可以说是蜀汉早期少有的“老资格干员”。从资历和声望看，让他作为托孤辅臣之一，并不突兀。

不过，有意思的是，刘备并没有给李严一个能坐到权力核心的职务，而是把他放在军政交界的地带。看上去是信任，实则已经隐含了一层“只可重用，不可放权”的警惕。

白帝城一别，刘备去世时刘禅还不满十七岁。一个少年皇帝，一个握有军政大权的丞相，再加上一个资深老将李严，在任何王朝，这都是最容易引出内斗的配置。蜀汉后来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缠绕在这三股力量的消长之中。

李严此人，能力有余，心性欠稳，这一点在刘备时期就有所显露。为争地方利益、修建工程，他曾经把同僚逼得弃官而去；和王冲不和，甚至逼得对方投魏。按理说，这样的性格，离核心权力越近，风险就越大。

诸葛亮接手军政大权后，对李严一开始并非敌意。他非常清楚蜀汉“人才本就不富裕”的现实，因此哪怕对李严颇多不满，也一再容忍。直到北伐真正展开，矛盾才被彻底激活。

第一次北伐，诸葛亮出祁山，李严负责后方粮运，这是生死攸关的环节。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李严判断失误，又夸大前线困难，甚至谎报险情，逼得诸葛亮不得不撤兵。事败之后，他又试图把责任推回给前线指挥，这种做法，触到了诸葛亮用人的底线。

“今大事未定，人材尤难得，然其欺罔如此，不可不处。”诸葛亮大致就是这样的态度。李严最终被贬为庶民，从此退出权力舞台。说他被诸葛亮“毁掉”，并不算过分；但换个角度看，这一刀下得再重，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很难收回。

如果李严在北伐中能够稳住，不贪功、不欺瞒，以他的资历与军功，很有可能成为辅佐诸葛亮、牵制一部分士族势力的重要支柱。可惜，他终究没把握住这条路，诸葛亮也不可能拿蜀汉军心去为他的性格兜底。

二、“魏延必反”之外：一员猛将的失控轨迹

和李严相比，魏延的形象更复杂一些。公元214年，刘备夺取益州后不久，魏延出现在历史记载中，凭借在汉中一带的作战能力被破格提拔，后来更是镇守汉中多年，成为蜀汉北方防线上的关键人物。

有一点不得不说，魏延在战场上的确是硬骨头。无论是面对曹魏主力，还是镇压地方叛乱，他敢打敢冲，颇有几分汉末名将的风采。蜀汉军中能被安排守汉中这样的要地，本身就是实力证明。

后来的民间印象，很大程度被《三国演义》影响，把诸葛亮和魏延塑造成“终身不合”的一对死敌，还流传出“魏延必反”的说法。史料里却看不到这句断语，更多的是两人多年合作、互有倚重的记录。

问题出在诸葛亮生命的最后阶段。公元234年，五丈原一役，北伐再次陷入僵局，诸葛亮病重在军中，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必须在撤军和继承人上做出清晰安排。结果，军权交给了性格谨慎、深得其信任的杨仪，而不是长期在一线带兵的魏延。

从魏延的角度看，这一安排几乎是公开的否定。多年以来，他扛着汉中防务，又在北伐中屡立战功，自认不在任何人之下。兵权却落在与自己积怨颇深、战场经验有限的杨仪手中，火气自然压不住。

史书里记载，诸葛亮临终安排撤军，魏延提出继续进军中原的激进方案。诸葛亮没采纳，仍然坚持全军后撤。等到诸葛亮去世的消息传出，魏延拒绝服从杨仪主导的撤退路线，自行断后，矛盾正式爆发。

“丞相虽亡，大计未可中止。”这类话在当时的军营里一旦说出，很容易被解释成“不服中枢”。魏延未必真有称帝之心，但他的做派，已经触碰到军令体系的根本规则。杨仪抓住机会，一方面按诸葛亮生前部署撤军，一方面上书控告魏延有反状。

结果众所周知，魏延兵败被杀，三族受诛。蜀汉失去了一员能征惯战的大将，边防战力又被硬生生削去一块。这个结局，无论从哪一方看，都带着几分“同归于尽”的味道。

有意思的是，如果诸葛亮在生前稍微调整一下布局，比如让魏延在撤军方案中拥有公开的话语权，或者给他一个体面的安置，后面的剧烈冲突未必会爆发。然而诸葛亮的行事习惯，是宁肯用谨慎、安稳的人，亦不愿把军队交给性格难控的猛将。

这也是“毁掉”二字最让人唏嘘的地方。魏延不是没有用武之地，而是他的棱角太锋利，诸葛亮选择用制度去磨平，磨着磨着，人也就没了。假如后来镇守汉中的仍是魏延，而不是战力平平的后继者，魏国想南下探路，也不会如此容易。

三、上庸生死局：刘封与孟达的错位命运

说到蜀汉被“毁掉”的人才，上庸二人组刘封、孟达，很难绕开。二人的故事集中发生在公元215年至219年这几年，时间不长，却对蜀汉后来的局势影响很大。

先看刘封。按出身说，他是刘备在荆州收养的义子，并非亲生，却从少年时期就被当作继承人培养。刘封勇猛好战，善于骑射，带兵也干脆利落，在当时颇受军中拥戴。和性格偏文弱的刘禅相比，他在军事上的条件确实要强出一截。

215年，刘备夺取益州后，为了稳住汉中与上庸一线，把刘封和将领孟达一同派往上庸，负责镇守新得的郡县。上庸位置尴尬，夹在蜀、魏两国之间，稍有不慎，就会引来大国挤压，两人能被派到这里，本身就是一种信任。

孟达这个人，也绝不是泛泛之辈。他早年追随刘备，攻城拔寨、一再立功，被认为既有将帅之才，又通晓文书政务。曹魏方面后来评价他“将帅之才，卿相之器”，并非虚言。说白了，这是个既能带兵，又能理政的全能型人物。

命运开始转折，是在219年。那一年，关羽发动襄樊之战，威震华夏，却因孙权偷袭后路，被迫孤军苦撑。刘封、孟达镇守上庸，理论上有机会南下救援。孟达却劝刘封按兵不动，刘封犹豫再三，最终没有出兵。

关羽被杀之后，这件事马上成了敏感话题。刘备痛失弟弟，对荆州失守愤懑不已，对刘封和孟达的观感也急转直下。说到底，刘封虽有军功，但他不是刘备亲生，亏欠感和信任度，都比不上日后要继位的刘禅。

孟达看得比较透。他知道自己在荆州系内部已经越站越尴尬，于是干脆在同一年叛蜀降魏。曹丕即位后，对他十分客气，不但加官进爵，还多次与他同车出行，希望借助这位旧蜀将，牵制汉中的刘备集团。

试想一下，如果诸葛亮选择在这个阶段，冒险把孟达重新拉回阵营，局面会怎样？历史上，他的确通过书信尝试与孟达恢复联系，鼓励他择机归蜀，这为后来的一场军事风暴埋下了伏笔。

刘封的结局，更显得冷峻。关羽死后不久，刘备称帝于成都，立刘禅为太子。刘封在上庸的处境越来越微妙，一方面是手握兵权的义子，另一方面是远在前线、又带着“未救关羽”污点的将领。孟达叛魏之后，他孤立无援，不得不撤回成都听候发落。

这时诸葛亮的话起了关键作用。史书记载，他提醒刘备，刘封性格刚猛，又善于统兵，日后若不服刘禅，很可能酿成内乱。刘备沉吟再三，最终下诏赐死刘封。坊间传说，刘封临刑前曾长叹一声：“悔不用孟子度之言”，悔意之深可想而知。

从冷静角度看，这一步固然残酷，却符合当时皇位已经确定、朝局需要稳固的逻辑。刘备与其留下一个可能不服从新主的兵权中心，不如在自己尚在时解决问题。诸葛亮的提醒，无疑是把这道难题往狠处推了一把。

孟达的后半生，则上演了一出“夹缝求生”的戏码。投魏之后，他被安置在新城一带，既要提防蜀汉旧友的诱导，又要防着曹魏对其忠诚度的怀疑。曹丕死后，朝局摇摆，孟达在魏国屡受排挤，渐渐萌生“再变一次”的念头。

诸葛亮得知风声，表示愿意接纳他归蜀。然而魏国的司马懿警觉极快，在公元228年率军疾驰新城，抢在蜀军援手之前包围孟达驻地。孟达准备不及，四十余日城破，被斩首示众，这位本可在两国之间发挥更大作用的人才，就此葬身城下。

遗憾的是，在孟达问题上，诸葛亮仍然选择保守。他没有冒险出兵接应，也没有为孟达创造一个明确的退路，而是停留在书信往来、口头允诺的层面。对一个夹在两强之间、随时可能被怀疑的人而言，这样的支持远远不够。

回过头看，刘封和孟达，一个死在蜀地，一个死在魏境，都是天资不凡、机会不少，却在权力和猜忌的夹击下各自坠落。说他们被诸葛亮“毁掉”，未免把复杂局势简单化，但诸葛亮的态度，的确左右了他们的生死去留。

在李严、魏延、刘封、孟达四个人身上，可以看到一个相同的轨迹：他们都曾被寄予厚望，都在关键节点有过闪光表现，却最终没能摆脱性格缺点与政治结构叠加后的放大效应。蜀汉国力本就有限，内部容错空间极小，犯一次大错，很可能就是最后一次机会。

从诸葛亮的角度看，他更看重的是政权本身的延续，而不是某一位将领能飞得多高。出于这种考虑，他宁可“宁折不弯”，宁可提前化解掉潜在隐患，也不愿冒着“功高震主”“尾大不掉”的风险去赌人心。这种选择不近人情，却与当时的大环境高度契合。

换一种设想，如果李严能在后方稳定而不欺瞒，魏延能在军令之下收敛锋芒，刘封能压住性情、甘心做藩辅，孟达能早一步下定决心归蜀，哪怕只成全其中一人，蜀汉在对抗曹魏、稳住边防时，多多少少会多出一分底气。

历史没有如果，只留下结果。到了公元263年，钟会、邓艾两路大军入蜀，成都已难组织起像样的抵抗力量。那时再回头看早年的用人得失，就会发现，诸葛亮当年亲手放弃的这几块“烫手山芋”，其实也是蜀汉后期再难找到的稀缺资源。

这些人的名录，最终被写进史书的不同角落：有人以“刚愎自用”著称，有人以“反覆无常”示人，也有人被简单归为“罪有应得”。可在权力运转的真实场景里，他们曾经代表着蜀汉可能的另一种走向。

无论评价如何变动，这四个人才的沉浮，终究被定格在三国那段短促而激烈的岁月里，不再有重来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