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应该问为什么不回国！」
1947年，33岁的彭桓武已是爱尔兰皇家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玻恩和薛定谔都在挽留他，他却执意要回战火中的中国。
多年后有人问起当年的选择，这位造出原子弹和氢弹的物理学家，给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沉默的答案。
01
1995年夏天，北京中关村。
一个穿汗衫、大裤衩的老头蹲在路边看人下棋。
太阳毒辣，柏油路晒得发烫。老头一动不动，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湿透了背心。
围观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
有人小声议论：「这老头天天来，准是个闲人。」
另一个摇头：「瞧这架势，八成是下岗在家没事干。」
棋局进入残局。
老头突然开口：「走马。」
下棋的抬起头，狐疑地看他一眼，犹豫片刻，真的走了马。
三步之后，局面扭转。
旁观者里有个年轻人，戴着眼镜，手里拎着公文包。他盯着老头看了半天，突然惊呼：「彭老师？」
老头抬起头，眯着眼睛打量来人。
年轻人快步上前：「彭老师，我是物理所的小张，去年在理论物理研讨会上见过您。」
围观的人面面相觑。
「彭老师？哪个彭老师？」
「彭桓武院士！」年轻人压低声音，「造原子弹那个！」
人群里炸开了锅。
有人不信：「院士会穿成这样蹲路边看棋？」
年轻人认真道：「彭老师就是这样，他不在乎这些。」
老头站起身，拍拍裤子上的土：「棋看完了，该回去了。」
年轻人想送他，被摆手拒绝。
老头晃晃悠悠走了，背影消失在胡同深处。
这样的场景，在中关村一带时常上演。
彭桓武不喜欢应酬。有人登门拜访，他常常隔着门说：「我忙，改天再说。」
转身却去路边看棋，一看就是大半天。
同事们都知道他的脾气。
理论物理所的年轻人传说，彭先生当了十几年院士，分不清局长和处长哪个官大。
有一次开会，主持人介绍台上的领导。
彭桓武转头问身边的人：「军、师、旅、团，到底谁管谁？」
那人愣住：「彭老师，您问这个干什么？」
「我一辈子没弄明白。」彭桓武认真道，「人情方面的知识，我还不如一个中学生。」
这话不是自谦。
1950年代，彭桓武和钱伟长在清华大学同一个实验小组，一起做了四年实验。
多年后，有人问他：「钱伟长戴不戴眼镜？」
彭桓武想了半天，摇头：「不记得了。」
问的人哭笑不得。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能把物理学上那些复杂到吓人的公式，一字不差地背下来。
1980年代，彭桓武已经七十多岁。
有一次在小黑板上推导公式，一口气写了两个小时，粉笔从不打顿。
台下的年轻人看得目瞪口呆。
「彭老师，您这些公式都记在脑子里？」
「记了几十年，」彭桓武放下粉笔，「忘不掉。倒是生活里的事，我常常记不住。」
1996年秋天，理论物理所办公室。
秘书敲门进来：「彭老师，何梁何利基金会通知，您获得了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彭桓武正在看论文，头也不抬：「知道了。」
「奖金是一百万港币。」
彭桓武抬起头：「这么多？」
秘书笑道：「这是很高的荣誉。」
彭桓武沉默片刻，问：「能不能不要？」
秘书愣住。
「我用不着这些钱。」彭桓武认真道，「一天只能吃一个鸡蛋，大夫限制的。加一百万或不加一百万，对我来说都一样。」
秘书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彭桓武想了想：「这样吧，我拿这笔钱设个纪念赠款，给那些当年跟我一起工作的人。」
「哪些人？」
「搞原子弹、氢弹的时候，很多人身体受了损伤，」彭桓武的声音很平静，「后来他们被遗忘了，任何奖都轮不到他们头上。」
秘书听懂了：「您是想把奖金分给他们？」
「对，我希望跟他们分享。」
消息传出去，理论物理所的人都很震惊。
有人劝他：「彭老师，您身体不好，这笔钱可以去美国看病。」
彭桓武摆手：「不用，国内的医生就挺好。」
「那您留着养老也行啊。」
「我生活够了，」彭桓武语气坚定，「这钱对我来说等于白搭。你一个人只能用那么多钱，我一天只许吃一个鸡蛋，吃两个都不行，那个钱有什么用？」
他停顿片刻：「但对那些人，可能真的有用。」
1997年春天，「彭桓武纪念赠款」正式设立。
第一批受益人名单公布，都是当年在核武器研制基地工作过的科研人员。
有人收到通知，激动得掉眼泪。
「没想到彭老还记得我们，」一位退休的工程师说，「我们当年只是做些具体工作。」
彭桓武听到这话，摇头：「都很重要。没有你们，原子弹造不出来。」
2000年，纪念赠款增加了新项目——医疗补助报销。
专门给那些因为公费医疗改革，个人负担加重的老同事。
理论物理所的会计算了笔账，惊讶地发现，彭桓武把一百万港币全都分出去了，自己一分没留。
会计找到他：「彭老师，您真的不给自己留点？」
彭桓武笑了：「留着干什么？我花不了。」
他指指窗外：「你看那些老同志，他们当年跟我一起熬夜算公式，一起在戈壁滩挨风沙。现在老了，身体不好，生活困难。我有能力帮他们，为什么不帮？」
会计无言以对。
这就是彭桓武。
生活里糊涂，看不清人情世故。
科研上清醒，记得每一个公式、每一个数据。
对自己吝啬，一百万说捐就捐。
对同事慷慨，从不忘记那些一起奋斗过的人。
很多人不理解他。
但认识他的人都说，彭桓武才是真正的大家。
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怪老头，年轻时曾让爱因斯坦都为之惊叹。
02
1915年10月6日，彭桓武出生在吉林长春。
父亲彭树棠是晚清举人，留学日本后在东北任职。担任长春县县长时，在县衙门口挂了一副对联：
「衙作禅堂心作佛，民为眷属国为家。」
长春百姓尊称他为「长春彭」。
1919年，政府要授予父亲「嘉禾章」，却明确告知需要花钱行贿才能拿到。
父亲拒绝了。
他愤而辞职，从此不再做官。
父亲常对彭桓武说：「读书人要有气节，要为国家做事。」
彭桓武是早产儿，从小体弱多病。
但他喜欢自学，经常翻父亲书柜里的书，4岁时就跟着父亲学会了四则运算。
1931年，16岁的彭桓武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
在清华，他和王竹溪、林家翘、杨振宁一起，被称为「清华四杰」。
受到吴有训、叶企孙、周培源等先生的指导，打下了坚实的理学基础。
1935年毕业后，进入研究生院，跟随周培源研究相对论。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
彭桓武来不及完成毕业论文，被迫南下到昆明云南大学当教员。
1938年，他考取中英庚款留学资格，23岁的彭桓武抵达爱丁堡。
那天下着细雨。
他提着一个旧皮箱，在爱丁堡大学物理系门口站了很久。
雨水打湿了衣服，他浑然不觉。
这里是量子力学的圣地。玻恩、海森堡、泡利，这些名字如雷贯耳。
而他要拜见的导师，正是其中最核心的人物——马克斯·玻恩。
彭桓武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门。
玻恩的办公室在三楼。
彭桓武敲门，听到一声「进来」。
推门进去，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书桌前。
「您就是彭？」玻恩抬起头，打量着这个中国学生。
「是的，先生。」
玻恩示意他坐下：「你之前跟周培源做相对论研究？」
「是的。」
「为什么想转到量子力学？」
彭桓武想了想：「相对论太偏向数学，我想研究具体的物理问题。」
这个回答让玻恩满意。
「很好，」玻恩站起来，走到黑板前，「那我给你出个题目。计算金属的热振动频率。」
彭桓武愣住了。
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涉及固体物理、量子力学、统计力学。
玻恩看他的表情，笑了：「别急，慢慢来。先把基础打好。」
接下来的两年，彭桓武埋头苦读。
爱丁堡的冬天很冷，他经常在图书馆待到深夜。
为了省钱，很少开暖气。晚上冷得睡不着，就裹着毯子看书。
奖学金不多，他把大部分都用来买书。
吃饭很简单，常常是面包加牛奶。
同学们觉得他奇怪。这个中国人话不多，总是一个人泡在图书馆。
但玻恩很快发现，这个学生不简单。
彭桓武研究金属热振动的问题时，发展出一套自洽场的微扰方法。这个方法简化了计算，却不失精确。
玻恩在给爱因斯坦的信里写道：「中国人彭桓武尤其聪明能干。他总是懂得比别人多，学得比别人快。」
1940年，25岁的彭桓武拿到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玻恩建议他去都柏林，薛定谔在那里主持的高等研究院。
「薛定谔是波动力学的创始人，跟他学习，对你有好处。」
1941年8月，彭桓武来到都柏林。
薛定谔的办公室在顶楼，窗外能看到整个城市。
这位物理学大师思维缜密，逻辑清晰，讲起问题来条理分明。
「玻恩在信里说你很优秀，」薛定谔说，「我想看看你的能力。」
他给彭桓武安排了一个任务——研究介子理论。
当时，介子刚被发现不久，是物理学界的热门课题。
薛定谔介绍彭桓武认识海特勒，一位量子化学的创始人。
「你们可以合作，海特勒在介子方面有些想法，需要理论支持。」
彭桓武和海特勒一拍即合。
很快，他们又拉上另一位博士后哈密顿，三个人组成小组，专攻宇宙线介子的问题。
1941年到1943年，彭桓武在都柏林度过了最充实的时光。
他和海特勒、哈密顿合作，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他们用「阻尼的量子理论」研究宇宙线介子，解释了介子的产生、扩散、簇射等现象。
理论得到的介子密度，与实验测量完全吻合。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HHP理论——Hamilton、Heitler、Peng三人姓氏首字母的组合。
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引起轰动。
薛定谔在给爱因斯坦的信里写道：「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年轻人学了这么多，知道那么多，理解得这么快。」
此后，彭桓武的名字，就开始在国际物理学界流传，他才28岁。
1943年7月，彭桓武回到爱丁堡。
玻恩给他安排了卡耐基研究员的职位，两人开始合作研究量子场论。
量子场论是当时物理学最前沿的领域，也是最困难的。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理论计算中总会出现无穷大的结果——发散问题。
彭桓武和玻恩决定正面挑战这个难题。
彭桓武常常在办公室待到凌晨，黑板上写满公式。
玻恩有时候半夜来实验室，看到灯还亮着，就知道彭桓武又在加班。
「你要注意身体，科学研究是长跑，不是短跑。」
彭桓武笑笑：「我想多做点事。」
1945年，他们的成果完成。
彭桓武拿到爱丁堡大学科学博士学位。
同年，他和玻恩共同获得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麦克杜噶—布里斯本奖。
这是英国物理学界的重要奖项。
颁奖那天，玻恩对台下的听众说：「彭桓武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他有天赋，有毅力，未来不可限量。」
台下响起掌声。
彭桓武坐在台下，心里却在想另一件事。
战争快结束了。
他该回国了。
那年他30岁。
1945年7月，海特勒升任都柏林高等研究院理论物理所高级教授。
薛定谔写信给彭桓武，邀请他接替海特勒的职位，担任助理教授。
彭桓武接受了。
他第二次来到都柏林，继续研究工作。
这期间，他指导一个研究生莫勒特，计算加速器人工产生介子的截面。
莫勒特是个法国姑娘，聪明，勤奋，对物理有着极大的热情。
两个年轻人在研究中产生了感情。
但彭桓武心里清楚，他不能留在欧洲。
1947年初的一个晚上，彭桓武对莫勒特说：「我要回中国。」
莫勒特沉默很久。
「你一定要走吗？」
「我必须走。」
「那我呢？」
彭桓武低下头：「对不起。」
莫勒特转过身，没让他看到眼泪。
那年彭桓武32岁。
多年以后，莫勒特成为法国著名物理学家，创办了Les Houches暑期学校，为法国物理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1981年，法国政府授予她国家功勋骑士勋章。
而彭桓武，则在遥远的东方，为另一个国家燃烧自己。
1947年夏。
彭桓武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代表云南大学参加「大学教授会议」。
会议结束后，他绕道巴黎，去看望钱三强和何泽慧夫妇。
钱三强是他清华的同学，也在欧洲留学，专攻核物理。
三人在钱三强的公寓见面。
何泽慧泡了茶，三人坐下聊天。
「听说你要回国？」钱三强问。
「对，打算年底走。」
「现在国内局势还不稳定。」
彭桓武点头：「我知道。但总要回去的。」
钱三强沉默片刻，突然问：「你听说过原子弹吗？」
「当然。」
「美国在日本投了两颗，」钱三强压低声音，「威力大得惊人。一颗弹，就能毁掉一座城市。」
彭桓武明白他的意思：「你想说什么？」
「中国也需要原子弹，」钱三强认真道，「否则永远被人欺负。」
何泽慧接话：「我和三强打算明年回国。国家需要我们。」
彭桓武看着他们，心中涌起一股热流。
「那我们就一块好好干，」他说，「让中国也有自己的原子弹。」
三人击掌为盟。
那一刻，他们不知道，这个约定会在十几年后成为现实。
回到伦敦，彭桓武开始准备行李。
玻恩听说他要走，专程来送行。
「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玻恩问，「我可以帮你在爱丁堡找个教职，待遇很好。」
「谢谢您，先生，」彭桓武摇头，「我想回国。」
「为什么？」
彭桓武想了想：「因为我是中国人。」
玻恩沉默。
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原子物理》第三版，那是他刚出版的新著。
扉页上，玻恩写下几行字，签上名字，递给彭桓武。
「这本书送给你，希望你在中国也能继续做研究。」
彭桓武接过书，郑重地鞠躬：「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多年以后，这本书一直陪伴着彭桓武。
即使辗转多地，他也从未丢失。
1947年11月，伦敦港口。
彭桓武站在码头上，手里攥着一张船票。
这是他托朋友布莱克特帮忙弄到的，一艘英国运兵船的舱位。从伦敦到香港，要在海上漂两个多月。
布莱克特是英国海军部的科学家，也是彭桓武在爱丁堡大学时的朋友。
「你真的决定了？」布莱克特问。
彭桓武点头。
「中国现在还在打仗。你在这里可以继续做研究，条件比那边好得多。」
「我知道。」
「玻恩教授很看重你，薛定谔教授也希望你留下。」
彭桓武沉默片刻：「我是中国人。」
布莱克特叹了口气：「好吧，祝你平安。」
两人握手告别。
彭桓武登上运兵船，找到自己的舱位。
舱室很小，只能放下一张窄床。
他把行李放好，里面装的都是书。
九个木箱，全是这些年省下奖学金买的英文原版物理、化学书籍。为了装这些书，他特意买了新木箱，结实耐用。
船缓缓离港。
彭桓武站在甲板上，看着伦敦的天际线渐渐模糊。
十年了。
1938年秋天，他从昆明出发，经香港、印度，辗转来到爱丁堡。那时候23岁，瘦小，体弱。
现在32岁，已经是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
船在海上航行，颠簸得厉害。
很多人晕船，吐得一塌糊涂。
彭桓武也难受，但他强撑着，每天到甲板上站一会儿。
有时候他会想，这条路对不对。
欧洲的条件这么好，导师、同事、朋友都在劝他留下。
回国能做什么？中国连像样的实验室都没有。
但每次这么想，他就会想起父亲。
父亲常说：「读书人要有气节，要为国家做事。」
彭桓武记得，父亲在县衙门口挂的对联——「衙作禅堂心作佛，民为眷属国为家」。
那时，父亲已经去世六年了。
彭桓武站在甲板上，看着茫茫大海，心里默念：
「父亲，我回来了。」
1947年底，船抵达香港。
彭桓武从香港转道上海，再从上海坐火车到昆明。
一路颠簸，筋疲力尽。
但当他踏上云南大学校园的那一刻，心里踏实了。
他终于回来了。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
彭桓武立即动身，绕道香港、天津，回到北平。
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
钱三强也回国了，在筹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两人见面，相视一笑。
当年在巴黎的约定，开始兑现了。
那年彭桓武34岁。
03
1950年初，北京西郊。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筹备处，设在一个旧院子里。
彭桓武第一次来，看到院子里堆着各种旧仪器，锈迹斑斑。
钱三强正在清点物资，满头大汗。
「桓武，你来了。」钱三强直起腰。
彭桓武环顾四周：「就这些？」
「对，」钱三强苦笑，「家底就这么点。很多还是从废品站捡回来的。」
彭桓武沉默。
他在欧洲见过的实验室，仪器设备都是最先进的。
而这里，连一台像样的显微镜都没有。
「不过也没关系，」钱三强拍拍他的肩膀，「咱们从头干。你来当理论组组长，王淦昌当副所长，我们三个人一起把这个所撑起来。」
彭桓武点头：「好。」
近代物理所成立初期，条件极其艰苦。
没有实验设备，大家就去废品站找旧金属。
有一次，彭桓武在天桥废品站翻找铜管，被公安人员当成小偷，带到派出所。
「你在那里干什么？」公安问。
「找材料。」
「找什么材料？」
彭桓武想了想：「做实验用的。」
公安狐疑地打量他，瘦小，戴着眼镜，不像坏人，但也不像捡废品的。
「你是干什么的？」
「科学院的。」
「科学院的人会去废品站捡东西？」
彭桓武不知道怎么解释。
最后还是钱三强赶来，说明情况，才把他领回去。
回去的路上，钱三强笑道：「桓武，你这也太拼了。以后找东西，多带几个人。」
彭桓武认真道：「一个人效率高。」
钱三强无言以对。
除了筹建研究所，彭桓武还要在清华、北大上课。
他讲课方式很特别，不照本宣科，而是引导学生思考。
「量子力学的核心是什么？」他会问。
学生们七嘴八舌地回答。
彭桓武摇头：「不对。核心是概率，是不确定性。微观世界不遵循经典物理的规律，你们要转变思维。」
他还常常举实际例子。
「原子的能级为什么是分立的？你们想想，如果能级是连续的，会怎么样？」
学生们思考片刻，有人试着回答：「那原子就不稳定了？」
「对，」彭桓武点头，「如果能级连续，电子可以处于任意能量状态，那它就会不断辐射能量，螺旋式掉到原子核里。原子就塌缩了，物质也就不存在了。」
学生们恍然大悟。
「所以量子化不是数学游戏，是物质世界存在的必要条件。」
「这样才学得深，」彭桓武说，「死记硬背没用，要理解本质。」
他对学生很亲切，常常去宿舍聊天。
有时候带着学生在校园里散步，边走边讨论问题。
有个学生问：「彭老师，做研究最重要的是什么？」
彭桓武想了想：「眼光要放开，看到每一条可能的路。但每一条路又要走到底，这样得到的结论才靠得住。」
这些话，学生们记了一辈子。
其中有个学生叫周光召，后来成为彭桓武在核武器研制中最得力的助手。
1955年，国家作出重大决定——发展原子能事业。
钱三强找到彭桓武：「国家要搞原子弹，需要培养反应堆方面的人才。你去苏联学习反应堆理论，回来后办训练班。」
彭桓武没有犹豫：「什么时候走？」
「十月。」
1955年10月，彭桓武和钱三强一起，带着一个实习团去苏联。
莫斯科很冷，雪下得很大。
他们在莫斯科热工研究所学习了半年。
苏联专家讲得很细，从反应堆的基本原理，到具体的工程设计，都有涉及。
彭桓武认真记笔记，有不懂的就问。
语言不通，他就找翻译帮忙，一个问题反复确认，直到完全理解。
苏联专家对这个中国学生印象很深。
「他总是问最关键的问题，理解得很快。」
1956年4月，彭桓武回国和黄祖洽一起，在近代物理所办反应堆理论训练班。
学员近二十人，都是刚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
训练班为期一年。
彭桓武亲自编教材，亲自讲课。
从中子物理，到反应堆动力学，从临界计算，到安全分析，每个环节都讲得透彻。
学员们学得很苦。
有时候彭桓武讲到晚上十点，还有人追着问问题。
他从不拒绝，耐心解答。
「老师，这个积分我不会算。」
「拿来我看看。」彭桓武接过纸笔，刷刷几下，就把步骤写出来，「你看，这里要用分部积分。」
「哦，我明白了！」
彭桓武笑道：「多练，熟能生巧。」
一年后，这批学员结业。
他们成为中国第一代反应堆理论研究人员。
1958年，中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建成。
1959年，反应堆投入运行。
彭桓武组织了一系列学术讨论会，要求负责反应堆各个系统运行的科技人员，提出报告，说明经验、问题和改进意见。
讨论会开得很热烈。
有人说冷却系统有问题，有人说控制棒反应不够灵敏，有人说仪表读数不准。
彭桓武一一记录，组织大家讨论解决方案。
「科研不是一个人的事，要靠集体智慧。大家多提意见，多讨论，问题才能解决。」
经过几个月的改进，反应堆运行质量大幅提高。
与此同时，彭桓武还承担了另一项重要工作——核临界安全。
核燃料生产和加工过程中，如何防止意外临界，是个关键问题。
一旦发生临界，会释放大量辐射，后果不堪设想。
彭桓武担任核工业部核临界安全小组组长。
他带领小组成员，研究各种工况下的临界条件，制定安全规程。
这是个既复杂又危险的工作，需要大量计算，还要做实验验证。
彭桓武亲自参与，从理论分析到数值模拟，每个环节都严格把关。
有一次，一个核燃料加工厂发生异常。
设备中的铀溶液浓度突然升高，接近临界值。
现场人员紧急疏散，向北京汇报。
彭桓武接到电话，立即计算。
半小时后，他给出结论：「还没到临界，但很危险。立即稀释溶液，降低浓度。」
现场按他的指示操作，化解了危机。
事后，彭桓武总结经验，修订了安全规程。
「任何时候，安全第一。核工业容不得半点马虎。」
1960年代初，中国的核工业逐步发展起来。
反应堆运行正常，核燃料生产稳定，科研队伍不断壮大。
彭桓武觉得，时机成熟了。
他对钱三强说：「我们该考虑下一步了。」
钱三强明白他的意思：「你是说原子弹？」
「对。」
钱三强沉默片刻：「上级已经有这个打算。但困难很大。」
「再大的困难，也要干，」彭桓武语气坚定，「没有原子弹，中国永远受人欺负。」
1960年夏，钱三强再次登门。
这次，他带来了正式的任务。
「上级决定研制原子弹，需要你担任技术委员会主任。」
彭桓武问：「不是有邓稼先他们那些年轻人吗？」
「年轻人有闯劲，思路活，」钱三强说，「但有老教授在，成功系数更大。」
彭桓武想了想：「我对工程不熟。」
「不要紧，你负责理论，工程有别人。」
彭桓武点头：「那好，我干。」
就这样，他从反应堆研究，转向核武器设计。
从基础科研，转向国防工程。
这一转，就是十几年。
1961年4月，北京西郊。
二机部九所，一个戒备森严的院子。
彭桓武第一次来，门口的警卫检查了三遍证件，才放行。
钱三强领着他进了一间会议室。
屋里已经坐了十几个人，都是刚调来的科研人员。
彭桓武认出几个熟人——邓稼先、周光召、于敏。
钱三强宣布：「从今天起，大家的任务就是一个——造原子弹。」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钱三强接着说：「苏联专家撤走了，留下一些资料，但不完整。我们要靠自己。」
有人问：「苏联专家留下什么？」
「一个教学模型的框图，还有一些理论数据。」
「可靠吗？」
钱三强看向彭桓武。
彭桓武站起来：「这就是我们要验证的。从现在开始，所有数据都要重新计算，所有理论都要重新推导。不能盲目相信苏联人的东西。」
接下来的日子，九所进入紧张的工作状态。
彭桓武把团队分成几个组，分别负责不同的问题。
中子物理组，研究链式反应的规律。
辐射流体力学组，计算爆炸过程的温度和压力。
凝聚态物理组，研究核材料在高温高压下的性质。
每个组都有明确的任务和时间表。
彭桓武每天在各个组之间穿梭，了解进展，解答问题。
有时候，他会突然出现在某个组的办公室。
「你们算到哪一步了？」
「正在算内爆过程的压力分布。」
「用的什么方法？」
「特征线法。」
「结果呢？」
「压力总是小于苏联专家给的数据。」
彭桓武皱眉：「算了几次？」
「九次了，每次结果都一样。」
这个问题困扰了整个团队一年多。
炸药爆炸后，在内爆过程中产生的压力，理论计算总是小于苏联专家留下的框图数据。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有人怀疑计算方法不对。
有人怀疑物理模型有偏差。
还有人怀疑，苏联专家的数据可能有问题。
但谁也不敢下结论。
毕竟，苏联是核大国，他们的数据应该是可靠的。
如果中国科学家的计算有误，那就要推倒重来。
但如果苏联数据有问题，那就意味着要走一条全新的路。
这个决定，太重大了。
中国的原子弹研制，陷入了绝境。
彭桓武会做出什么决定？
他又是如何带领团队，走出这个困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