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中央大调整，陈云写信“要官”，点将12人，中央看后作何反应

改革开放大业推动初期，领导层中不同认识还没有做到统一，调整方针在贯彻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大阻力；尤其是在“急于求成”这种思想观念下，一些该退的项目没有退下来，缓慢的起步速度也引来了诸多不满。

关键时刻，又是陈云挺身而出，他站在统筹全局的角度稳固了局势；这并非是陈云在新中国财经战线上第一次挺身而出，因此他的话语才格外有分量，他的提议也总会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那些曾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将领，也因他一个提议而重新“集合”。

在历史的非常时刻

抗日战争并未结束的1944年3月，陈云由中央组织部长转任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的职务，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

也正是从这时开始，陈云的工作重心转为财政经济工作。

后来毛主席下令挺进东北，陈云便以中央东北局委员的身份参加领导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并在不久后继续兼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负责东北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

这段工作时期是陈云在经济战线工作能力展现的重要时期，尤其是东北全区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更是得到了毛主席的信任与肯定。

1949年，解放战争的胜利近在眼前，一些新变化势必带来一些新困难。

原本散落在广大农村的革命根据地逐步合并为东北、华北、华东、西北等大解放区，各解放区也在渐渐联系起来，日益频繁的交流使得全国性的财政问题逐渐增多。

而国民党统治区的问题更多，恶性通货膨胀和战争破坏造成的巨大影响每个人都是能感受到的，这就要求中央必须要从全局出发，建立全国性的强有力的中央领导机构。

这个机构，正是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

在该部门筹备初期，中央就特意决定由陈云来牵头，当年4月10日周总理还在致东北局电中提出：陈云应速来中央工作。

仅仅20天过去，他在没有等到确切消息时又发了一封电报询问：何日动身，望告。

5月3日陈云回电说是5月10日之前到达，可当时他在东北的工作还很繁忙，只能加快进度。

10日上午陈云终于到达，刚下车就投入筹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当中，随后，几项决策更是能体现他的水平。

对粮食 、棉花等重要农产品进行统购统销，又有计划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改造，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的开创性工作。

经济恢复期结束后，中财委的任务依然很重，中央便于1953年春将中财委指导的20部分分为5个方面，很多领导干部都在此时参与进来，当时还被称为“五口通商”。\

而统一财经工作的成效从陈云到来后就彻底体现出来，1950年三、四季度的财政赤字占支出总数下降到9.8%和6.4%，全年的收入高达65.2亿元，支出仅为68.1亿元，几乎平衡。

统一全国财经、稳定物价放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件难事，陈云不过用了1年，这直接关乎到老百姓对于新政权的评价，国民党过去遗留的各种问题也都不存在了。

在这一年中，陈云所历经的具体困难数不胜数，可以说，在他的领导下旧中国几十年来的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的局面被一举消除，毛主席的评价为：难度不下于一场淮海战役。

当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充分解决，时代发展总会带来新的问题。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最大的挑战就是集中资金、物力和技术力量，在这个过程中，集权过多、管得太死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

为了改进体制工作的统一领导，中央在1957年发出了相关通知，特意成立起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由陈云担任组长。

从这段历史也能看出，每当经济问题遇到新困难、新挑战时，中央都将重任置于陈云处。

陈云也没有辜负中央的信任，担任组长期间他尽心尽责，在听取各方意见及反复讨论下形成了《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等3个文件，充分考虑到地方与企业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在发展的特殊时期，陈云更是极为着急，他推行的一系列方案也极大减轻了损失。

比如，为了能使国民经济转到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的轨道上，他就提出在物资紧缺的状况下必须要控制和压缩基建规模。

在1959年5月24日在向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件中，陈云明确表示：“对于刚才分配的意见，我认为基本建设的250万吨不能再增加了。”

事实也证明，哪怕路途充满波折，他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1962年西楼会议后，中央高度重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特别是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

中央财经小组在如此历史下重新被设立，刘少奇、周总理都主张让陈云继续担任组长。

当时陈云的身体状况不如刚建国那阵，因此一再推辞，表示“可以当成员”。

问题是，论资历、能力，这个职务似乎也只有陈云能够胜任了，刘少奇则表示：“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

陈云上任后，中央财经小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不到3年内就有效恢复了经济，农业生产也恢复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然而，一个新的“烙印”也留在了这个时期。

当时陈云认为必须要调动农民的生产自救积极性才能真正恢复经济发展，他肯定了安徽省部分地区采取的包产到户政策，也认为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

有敏感的人劝说他“不要着急提出”，陈云却义正言辞地表示：“我负担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和人民负责，遇到大事的情况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就得赶紧去提。”

因为这个原因，后来他也吃了些苦头。

站在新时代

当过往成为历史，时代再度给出了“版本答案”：陈云是正确的。

1978年12月那场最为重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一切朝着发展经济的道路上前进。

问题是，“发展经济”绝非用语言能解决的，必须要由内而外全部革新。

当时国民经济在很多比例关系上都出现了失调和失衡状况，更是迫切需要调整，包括农业、工业等众多领域。

特殊的时期结束了，心想着发展经济的干部更是极为着急，一种思想蔓延开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必须赶紧抢回来。

不少会议上，都有干部提出了更高的指标，包含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等。

既然对外开放了，很多干部更是着急：1978年一年就与外国签订了22个重大引进项目，金额高达78亿美元。

要知道，投资所需资金已经远远超出国家财力的支撑范围；计划都极为庞大，陈云保留了意见，一直到年底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会议上表示：“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欲速则不达。”

事实情况就是，一旦所有钱都瞄准了开放之路，那么实际上就是挤压了农业、城市建设和轻工业的缺口。

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陈云深感任务重大。

共和国的财经工作是他带着一步步走来的，哪怕在特殊时期，他手上没有权力，也仍然关注着每一项政策的变化。

终于，在1979年他与李先念联名写出了那封起草给中央的信件，提出要用两到三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其中一项关键举措，在于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

信中提出了财政经济委员会组成的12人名单，除了陈云和李先念外，其余10人分别为：姚依林、余秋里、王震、王任重、陈国栋、金明、张劲夫、康世恩、谷牧和薄一波。

这其中，王震是战争时期的杰出猛将、薄一波在共和国成立之初就是陈云的老搭档，他们的意见会非常具有代表性。

这封经过陈云深思熟虑的信抵达中央后，中央则高度重视，为了研究信中的内容，中央政治局还专门于3月21日至23日召开会议，确定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并肯定了陈云的提议，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李先念两位老同志挂帅。

可以看出，任何一项政策推行都有两个重要前提，分别是政策的提倡者要有相当的号召力，及政策倡导者得居于核心位置。

所谓改革，归根结底就是处理好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并扩大市场的作用；所谓开放，说到底也是扩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文化交往，学习借鉴的同时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陈云的意见之所以重要，并非他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找到了解决的办法，而是他脑海中有一条贯穿的主线，从50年代就开始了。

那时的他就提出过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后的经济体制构想，市场方面则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很多构想在当时并没有实现，却在一些干部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转眼到了1979年，此时这些构想已经在他的脑海中酝酿、思索了20多年，因此才提出：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一为计划经济部分，二为市场调节部分。

这个想法后来被归纳为：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

担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后，陈云便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上；同时，在中央的密切支持下，到1981年调整工作就取得了极为显著的结果：财政收支平衡、物价稳定恢复、国民经济走向健康轨道。

这一次，又是陈云挺身而出，他领导的新财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总体数据来看，1979年到1983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高达8.1%，提前两年达到了“六五”计划目标，为改革开放之路提了速。

陈云为国民经济调整所付出的努力也将永载史册。

参考资料

1.陈云与中央财经工作领导机构的变迁 张金才 北京党史

2.对于调查研究，他有一套独特的工作方法 湖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