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后，一落魄男子求见市长，陈毅迎接：老朋友过得好吗

1949年8月，新生的上海正褪去战乱的阴霾，百废待兴。上海市政府办公楼外，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衣衫略显陈旧，正局促地与哨兵交涉，执意要见市长陈毅。当陈毅快步走出大门，看清来人面容的瞬间，先是一愣，随即展露笑颜，快步走上前握住对方的手：“老朋友，这些年过得怎么样？”男子眼眶泛红，难以置信地追问：“将军，您还记得我？”陈毅笑着打趣：“大余县长彭育英先生，我怎么可能忘了您？”这段跨越十二年的重逢，背后藏着一段国共两党人士在国难之际结下的深厚情谊。

两人的缘分，始于赣粤边区的烽火岁月。作为十大元帅中唯一未参与长征的一位，陈毅因战前负伤，奉命与项英一同留在赣粤边区，带领游击队开展敌后游击战。彼时的他们，被国民党重兵围困，粮草断绝，只能以树根、野果充饥，却始终坚守阵地，陈毅曾对将士们断言：“我们现在上山打游击，是蒋委员长逼我们上山的，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请我们下山。”

1936年，彭育英调任大余县县长，闯入了陈毅的视野。这位生于江西万安、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国民党官员，与其他热衷于“剿共”的同僚截然不同。他深受进步思想熏陶，入党介绍人竟是我党元老林伯渠，上任后一心扑在大余县建设上，修学校、建医院、兴实业，深得百姓爱戴，对“剿共”指令则始终消极应付，甚至刻意为游击队留出生存空间。陈毅听闻彭育英的口碑后，心中生出敬意，也看到了联合抗日的希望。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合作的契机来临。当年9月，陈毅在百里油山的棚屋里，借着微弱桐油灯写下一封信，致信大余县长彭育英，表达联合抗日的诚意。早已对内战深恶痛绝的彭育英接信后喜出望外，当即回信邀请陈毅谈判，地点定在大余名胜钟鼓岩的洞真观。谈判当日，陈毅身着破旧草鞋，一身征尘赴约，见到彭育英后坦然笑道：“我就是你们要悬赏捉拿的‘匪首’陈毅。”彭育英连忙起身行礼，诚恳回应：“以前我们‘围剿’你们，是我们错了，红军是抗日的中坚力量。”

两小时的谈判顺利达成共识，彭育英不仅将县城最好的房子腾出来供陈毅居住，还冒险拿出重金，派人远赴广东采购特效药，为身患疥疮的陈毅治病。更令人动容的是，他不顾国民党内部反对，下令将关押的红军战士全部释放，其中就包括方志敏的妻子缪敏、毛泽覃的妻子贺怡。为保障陈毅安全，在其离城时，彭育英特意安排军乐队和学生代表随行护送，让企图暗下黑手的顽固派无从下手，还公开下令全县改称红军为“友军”，禁止任何污蔑言论。

这份跨越阵营的合作，让彭育英深陷困境。随着国民党内反共情绪抬头，他因“通共”遭到猛烈攻击，多次被弹劾。幸得老友熊式辉出面担保，他才免于牢狱之灾，却也被迫调任黎川县，最终于1942年对国民党的腐败彻底失望，挂冠而去，转入金融界谋生。即便远离政界，他对陈毅的情谊也未曾断绝，始终关注着抗日战局的走向。

1949年国民党败退，彭育英的财产被溃兵洗劫一空，一家人生活陷入绝境。走投无路之际，他得知陈毅已出任上海市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辗转来到上海。陈毅得知他的遭遇后，动情地说：“别人的忙可以不帮，你的忙我就是倾家荡产也要帮！”当即安排彭育英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提篮桥办事处副主任，解决了他的生计难题。后来，彭育英又调任文史馆任职，安稳度过余生。

从赣粤边区的烽火知己到上海重逢的患难老友，陈毅与彭育英的情谊，无关党派立场，只系家国大义。彭育英以一己之力坚守初心，在黑暗中为红军点亮微光；陈毅则以一生铭记恩情，用真诚回报昔日相助。1973年，彭育英病逝，享年80岁。这段跨越时代的佳话，印证了乱世中人性的光辉，也诠释了“知恩图报”“家国同心”的中华风骨，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温暖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