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邓小平在会上因何批评：我们没有善待半导体专家黄昆

1956年1月，在刚刚飘落小雪的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里气氛格外热烈。国家十二年科学规划的蓝图在这里徐徐展开，参会的科学家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一句指示。很多人注意到，一位戴着黑框眼镜、说话轻声的青年教授在半导体议题上发言最为积极，他就是37岁的黄昆。那一次，他把“半导体物理”四个字写得又大又粗，理由很直接——“世界正在朝这个方向跑，中国别落后”。

黄昆自幼在北京长大，祖籍浙江嘉兴，却随母亲沾染了湖南人敢闯的性子。少年时代的他并非传统概念里的“神童”，但在燕京大学和西南联大，他以超乎常人的专注力在量子力学与固体物理中脱颖而出。1945年远赴英国留学，他与莫特、玻恩等大师“过招”，四年时间完成了《晶格动力学》，并提出了后来广为人知的“黄方程”。同僚感慨：“这位中国小伙子下手就能把最枯燥的数学变成透彻易懂的图像。”

1951年春，黄昆拒绝了英方挽留，只身踏上回国轮船。一落地，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大门就为他敞开。为了培养半导体人才，他白天讲课，夜里编教材，《半导体物理》便诞生在这段高强度劳作中。短短两年，北大、南京、复旦等高校的百余名青年汇聚到他主持的“半导体专修班”，成了中国最早的半导体骨干。彼时，国际上晶体管技术突飞猛进，而国内实验条件简陋，黄昆只好在教室与实验室之间跑，用粉笔和一台老式示波器撑起一片热腾腾的课堂。

可好景不长。上世纪六十年代，政治风浪席卷知识界，实验楼的大门常年紧锁，黄昆的大量研究计划搁浅。有一年，学生在操场围着他发牢骚，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先把公式算清楚，机会总会来的。”这句话，被许多学生记了一辈子。

机会出现在1975年。9月26日，国务院会议上，邓小平当着部长们的面谈到科技落后的危机。他环顾会场，突然把话锋一转：“我们对半导体专家黄昆，可没怎么善待。如果北大用不上他，就让他到半导体所！”一句话落地，有人当场低头无语。那一年，中国在微电子领域的差距已经显而易见，邓小平的话语里既有鞭策，更有开路的迫切。

不过，调整并非一蹴而就。直到1977年5月12日，邓小平在西山再度召见中国科学院几位负责人时，又一次提起黄昆。会后，调令才正式下发——58岁的黄昆被任命为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传达命令的干部敲开他北大宿舍的门，黄昆推推老花镜，只说了句：“我只想钻科研，其余听从组织安排。”这简单一句，倒让来人愣了神。

11月的清晨，初冬空气带着凉意。一辆摇晃的旧自行车停在海淀中关村的办公楼前，车主正是新任所长黄昆。他没有特殊待遇，拎着行李直接住进所里最老的单身宿舍。上任第一件事，是排查现有实验设备能否凑出一条“简易工艺线”。条件艰苦，可他自有办法：拆旧电视机的显像管、改装淘汰的电镀槽、从北京街头收集废旧晶体管做材料。三个月后，实验室亮起了第一盏用国产半导体器件点亮的指示灯，年轻研究员们兴奋得一夜未眠。

黄昆一边抓设备，一边调方向。他力主加强基础研究，亲自在拉曼散射实验台前帮学生调激光，甚至为节省经费，常常把自己午饭省下的一份馒头分给值班的研究生。有人私下打趣所长太抠，他却哈哈一笑：“省下的都是研究经费。”这种近乎苛刻的自律，很快在所内变成传统。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学者在声子极化激元、量子阱拉曼光谱等领域频频在国际会议上“刷存在”，让同行们刮目相看。

1980年，中国科学院增选首批学部委员，黄昆毫无悬念当选。然而他写给组织的唯一请求，是“允许继续保留实验室工位”。1983年，他卸任所长，成为名誉所长，却仍每天准八点到岗，手里攥着那只磨得发亮的粉笔。年轻人开玩笑说，所长室换了锁，他的实验台却永远不锁门。

生活中的黄昆更像一位邻家老人。中关村老宿舍楼的水泥地面踩得发亮，屋里摆满泛黄的外文杂志和手写稿。他最爱的一辆旧自行车骑了三十年，铃铛都锈得发灰。有人劝他换车，他摆摆手：“能骑就行，钱得用在设备上。”

2002年，国家将首届科学技术大奖颁给他，奖金五百万元。颁奖礼后，他悄悄留下一半捐给半导体事业的青年基金，剩下的交由夫人保管。邻居问他为何不改善生活，他轻描淡写地笑了笑：“够用了，实验室更缺。”

2005年7月6日，黄昆因病与世长辞，享年八十六岁。噩耗传来，半导体所深夜灯火通明，年轻研究员自发守在灵堂，口耳相传着老所长当年推车送真空泵、半夜爬楼修水冷的往事。有人感慨：如果没有那句“我们没有善待黄昆”，中国半导体的起跑线或许要再往后推。邓小平当年的那一拍桌子，如今看去，分量沉得惊人。

黄昆留下的，不仅是黄方程、黄—里斯理论、黄—朱模型，也不仅是数十册手稿和一条条实验曲线。更重要的，是一代科学家身上那种面对国家需求时“说干就干”的决心，以及对知识本身“非把问题搞懂不可”的顽 stubborn气。这股气，在1975年的那场国务院会议上，被邓小平敏锐地捕捉，也被无数后来者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