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翰烈士之女因没钱上不起学，毛主席了解后批复：北京农大可收

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宣布成立没几天，一份加急电报被送到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办公桌上。电报写得极简：“夏芸，烈士夏明翰之女，经济困难，准予录取”。落款：毛泽东。几个字，没有过多解释，语气却坚决。

校长抬头望向窗外的银杏树，一阵秋风刮过，树叶簌簌作响。同事凑过来悄声说：“看来，这孩子非收不可。”谁都明白，背后站着的是那位曾和夏明翰并肩闹革命的老朋友。对方的一句批复，分量千斤。

话题得从二十三年前说起。1926年9月初，长沙城里一座普通民宅张灯结彩，夏明翰与湘绣女工郑家钧成亲。满屋笑语，一副对联格外醒目：世上唯有家钧好，天下只有明翰强。那年夏明翰29岁，郑家钧25岁，两人根本想不到，喜酒的余味还没散尽，腥风血雨就扑面而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通缉令满街贴。郑家钧心里悬着一块大石头，她紧抓丈夫衣袖低声嘱咐：“外头凶险。”夏明翰淡淡回应：“家钧，好好照顾孩子。”短短一句，随后转身离去。再见已是诀别。1928年3月20日，夏明翰在武汉英勇就义，年仅31岁。临刑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传遍江汉平原，留下的却是孀妻与襁褓中的女儿赤云。

赤云后来改名夏芸。母女俩先逃到上海，靠踩缝纫机、蹬三轮维持生计。说白了，就是没钱。日本人进占上海后，一家再次辗转，最后落脚长沙。长沙的冬天冷得刮骨，郑家钧舍不得买煤，全靠破棉袄御寒；夏芸想上学，学费却像山一样压在家里。母亲找遍亲友，连半张粮票都没凑全。

1948年冬，李维汉到长沙调查基层工作，顺道探望烈士遗属。昏暗的土屋里，夏芸正低头纳鞋底。李维汉问起学业，姑娘脸一红：“凑不齐学费，想读也没门。”郑家钧在旁附和：“不给国家添麻烦。”李维汉回到北平，直奔中南海，把情况写进报告。毛泽东读到后，只一句话：“送北京来，农大可收。”很干脆。

1950年春，北平初解冻，夏芸坐在绿皮火车里，窗外白杨一闪而过。身上只有母亲塞的两件粗布衫和一本父亲的手稿。走进校园那天，她看着宿舍里旧木床，心里打鼓：这学得读完吗？可转念一想，连主席都替自己说了话，还有啥可怕。

大学生活紧凑。晨起跑操，夜晚自习，实习田里摆弄玉米嫁接。夏芸不娇气，手上常被割出血口也不吭。入学不到一年，她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可组织回信指出，高中时她曾被迫加入“三青团”，审查期需延长。那阵子她闷在操场边发呆，朋友劝她先把专业学好：“时间长着呢。”她点头，却没松劲。

1953年实习派往江西瑞金。红土地的晚风夹杂着泥土味，夏芸第一次真实触摸到“老区”二字。那里，她认识了南下干部张景禄，两人一年后结婚。此后六年，他们随单位调动，背着行李到处跑。张景禄被错划“右派”那天，夫妻俩只带走一口旧箱子。工资骤减，孩子嗷嗷待哺，夏芸夜里织毛衣补贴家用。有人悄悄问她：“你父亲是烈士，还不去找组织反映？”夏芸只说：“自己能扛，就扛。”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张景禄获平反，重新任职。风向一变，旧事翻篇。夏芸已是五十出头的中学老师，却再一次写下入党申请。校党委有人提醒：“手续还得跑，你不嫌麻烦？”夏芸笑了笑：“等了这么久，也不差这点路。”1982年春，江西九江的樟树刚发芽，批准入党的通知送到她手里。字迹新鲜，纸张却在她掌心微微颤动。

入党后没多久，她到了退休年龄。学校师资紧张，领导试探着问能不能再撑一阵。她麻利答应，分文不取。四年里，黑板边的粉笔槽总摆着她那支削到只剩两寸的铅笔。学生们背地里议论：“这位夏老师讲课没一句废话。”有人调皮在本子角落写下“大石压草草不死”，她瞧见后微微一笑，什么也没说。

晚年，夏芸保留着父亲的诗稿和那张电报。纸面发黄，墨迹却透亮。她偶尔翻看，把电报折好再折好，放回旧铁盒。外人询问缘由，她只轻声一句：“念着心里踏实。”她并未留下豪言壮语，只留下一摞授课笔记和一行歪斜小字：砍头不要紧，种子要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