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聂荣臻建议由钱学森任导弹研究院院长，中央批示：同意

1960年11月5日傍晚，酒泉靶场冷风猎猎，倒计时的嘶哑喇叭声划破戈壁。人群屏息，火焰骤然喷涌，导弹划出炽亮的弧线冲向夜空。掌声、呼喊、泪水交织在一起，一位头发花白的科学家只是抬头望了望，再低头记录数据——他就是钱学森。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四年前的一纸批示，为这个激动时刻奠定了根基。

时间拨回1956年5月10日。中南海勤政殿的灯亮到深夜，聂荣臻伏案疾书，将厚厚一摞参考材料压在胳膊肘下。稿纸第一页写着“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字迹不算工整，却句句掷地有声：在航空工业委员会下设导弹管理局，由钱学森任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筹建导弹研究院，由钱学森任院长。写到这里，他抬头对身旁参谋说了一句略带口语味的话：“咱们得把最合适的人放在最要紧的位子。”

聂荣臻为什么点名钱学森？原因并不复杂。1955年秋，周恩来数次同美方谈判，甚至释放朝鲜战场俘虏的11名飞行员，才换来钱学森全家踏上克利夫兰总统号。下船那天，聂荣臻专门派人去码头迎接，他一句寒暄都没说出口，甩给钱学森的第一句话是：“你回来了就好，国家等得很急！”

回国后三个月，钱学森便在陈赓陪同下拜见彭德怀。那天，军装笔挺的彭总司令敲着办公桌问：“能不能先弄出五十公里射程的东西？”钱学森掰着手指算技术指标，回答很干脆：“理论没问题，关键是要建完整体系。”正是这场对话，让聂荣臻坚定了“钱院长”方案的可行性。

意见书送到周恩来手中时是半夜。总理在案头批了两个字：“抓紧。”随后文件被转送政治局。一周后，中央批示——同意全部建议。就这样，中国第一家导弹研究院在筹建之初便确定了最高技术领导人。这一步走得快，也走得准。

研究院选址问题又是一场拉锯。有人主张放在上海，交通便利；有人力推东北，工业基础好。钱学森琢磨半天，提出折中思路：先在北京近郊设设计部，方便与中央沟通，同时派人分赴长春、西安建立试验基地，“分布式”模式谁也没想到。聂荣臻听完后拍板：“按钱先生的方案办。”

建机构容易，凑班底却难。1956年夏天，钱学森翻遍了科学院和清华、北大的人才名册，画了三十多个人名，随后拿着那张单子找到李四光、华罗庚逐个“求贤”。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导弹是系统工程，没有谁能单打独斗。”短短半年，研究院汇聚了力学、材料、自动控制、电子工程等200多位专家，平均年龄不到32岁，一支“杂牌军”迅速成形。

设备不足是第二大拦路虎。那年冬天，苏联专家团来访，对我方实验条件直言不讳：“像铁匠铺。”话虽刺耳，却句句真话。钱学森当场回应：“铁匠铺也能打出好刀，只要给我们一点时间。”离场时有专家悄悄对助手嘟囔：“这位院长看似温和，骨子里倔得很。”事实证明，这份“倔”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推进速度。

1957年春节前夕，北京西郊破旧的试车台上，液压泵突然炸裂，冷却剂漫得到处都是，连大衣都被冻得硬邦邦。钱学森顶着零下十几度的寒风蹲在残骸前，一连写了三页分析报告，最后一句是：“失败不是停步理由，只是校正坐标。”简简单单十几个字，后被工程人员印在实验楼门口，成了口号。

就在技术人员埋头苦干的同时，聂荣臻紧盯进度。1958年3月，他去研究院现场检查，听完汇报，沉思片刻，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别怕慢，就怕停。”这句话后来被内部简报全文刊登，给科研人员打了强心剂。

一连串节点被迅速拿下：1958年6月完成第一台固体发动机静力试验；1959年10月完成制导系统地面联调；1960年4月总体方案通过审查。外界所见的“高歌猛进”，背后是无数个夜里灯火通明的车间和写满算式的草稿纸。

再次回到1960年11月5日。导弹升空成功后，指挥大厅里气氛热烈到极点。聂荣臻用略带沙哑的声音喊：“钱先生，这第一条记录属于你们！”钱学森却把功劳推给年轻人，他笑着说：“我只是点了火，真正把火苗养大的，是你们。”短短一句话，把许多二十多岁的工程师感动得红了眼眶。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当年之所以在“钱院长”人选上如此干脆，并非简单“举贤”，更有长远谋划：让懂技术又懂管理的人站在第一线，避免纸上谈兵。事实证明，这个决定对后来“两弹一星”乃至整个航天工业具有连锁效应。试想一下，如果1956年的批示稍稍犹豫，建制推迟一年，中国第一枚导弹能否在1960年飞天，恐怕要打一个大问号。

导弹成功之后，钱学森没有放慢脚步。1961年，他相继提出火箭多级化、卫星工程化、遥测自动化三条技术路线，继续把研究院往前推。与此同时，大批学员被送往苏联、东德深造，也有专家下沉工厂搞联合设计，科学与生产两端逐渐合拢。短短五年，研究院从最初的200人扩展到3000多人，成为全国最庞大的尖端科技集群之一。

遗憾的是，前期资料多散落在不同档案馆，很多细节鲜有人提及。比方说，1959年夏天，研究院稿纸短缺，后勤人员跑遍北京也没买到合适型号，最终是一家小造纸厂临时改产，才解燃眉之急；又比如，1960年初，液氧运输专列仅仅因为几节车皮调度不当，险些耽误总装测试。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插曲，拼出了我国早期导弹工业的完整图景。

多年以后，时任设计部门总工程师的某位老专家回忆那段日子，说得颇为直白：“要命的事情天天有，熬过去就赢。”这一评价，恰好印证钱学森常说的那句话——“科学不相信眼泪，只相信数据。”

如今回望，1956年那纸“同意”批示并不起眼，只寥寥数行，却像启动开关，让一台巨型机器轰然运转。机器由人驱动，人又被信任点燃。聂荣臻提出方案，中央迅速拍板，钱学森统筹落地，三方缺一不可。整件事，短则说是一次组织决策的胜利，长看则是新中国从落后走向自主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