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普拉：无法回家的水手们 | 柏琳

“在伊利里亚人的河边，他们停下了船桨……建立了一座城，希腊人称之为‘流亡者之城’，但在他们的语言里，它叫Polai。”

——古希腊诗人卡利马科斯的史诗《起源》（Aitia）

夕阳的金色光线覆盖大地，黄浦江面一池碎金，货轮穿过卢浦大桥底下，汽笛发出呜咽的低吟。我坐在黄浦滨江大道边的木椅上，遥看远处高大的墨绿色塔吊，它们宛若腾空而起的火烈鸟，被定格在岸边。

上海的西岸滨江常勾起我的往日情怀，相似的场景，相异的情绪。那时候我旅居在伊斯特拉半岛（Istra），沿着亚得里亚海的海岸线，逐一去往不同的海滨城镇。在半岛南端属于克罗地亚的海港普拉（Pula），时光在历史中动弹不得。那是颓败的海港，有古罗马的底子撑着，不致风度败坏，人们在道路上缓缓而行，姿态优雅，空气中弥散着茉莉花的香气。

傍晚，古董大街对面的退伍军人中心花园里飘出肖邦的音乐，钢琴声如水又如风，吹到街的这边来，吹起威尼斯雕花阳台上的白色纱帘。大街如象牙棋盘，明净光滑，街道寂静，全不见海滨飙车的乱景。不远处的港口，已然衰败的乌里尼亚克船厂的起重机正在工作，发出闷闷的机械作业声响， 离港货船的汽笛声渺远。在普拉，声音都似低吟，无声胜有声。

相传在3000多年前，希腊英雄伊阿宋率领着阿尔戈号的船员，在科尔基斯（Colchis，今黑海沿岸）偷走了金羊毛。帮助伊阿宋盗取宝物的，是科尔基斯国王的女儿美狄亚，她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背叛了自己的父亲和国家，和伊阿宋私奔。

国王怒火冲天，派美狄亚的兄弟、他的儿子阿普绪耳托斯（Absyrtus）率领舰队追击阿尔戈号。这绝命追击一路到了亚得里亚海的北边，到了伊斯特拉半岛。在一场冲突中，阿普绪耳托斯魂归黄泉。失去了王子的科尔基斯水手们犹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既跟丢了阿尔戈号，没有抓到伊阿宋，没有夺回金羊毛，又没有保护好王子，如果就这样空手而归，等待他们的唯有死刑的判决。

来自黑海的追捕者，于是变成了亚得里亚海的流亡者。与其回去受死，不如就地生根。他们在王子死去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新的定居点，并将此地命名为Polai。在古希腊及其传说中，Polai意思是“逃亡者之城”（City of Fugitives）。

当然只是传说。根据更严谨的说法，语言学家认为克罗地亚语的普拉（Pula）可能来源于古希腊语的Polis，即城市，或者来源于伊利里亚语（Illyrian language）的“清泉之地”（伊利里亚语是一种未证实的语言，只能通过人名、地名和古希腊/罗马文献的记载来推断）。然而，传说几乎是直觉性的，让这座海港城市忧郁难解的气质变得合理——从城市的创始者开始讲述，普拉象征着无法回家的宿命。旅程戛然而止，追逐猝然终结，水手们放下船桨，接受新的命运。

普拉的命运和千百年来巴尔干半岛上无数个城镇的命运同频共振——不同的帝国在这里来来去去，城市犹如千层之石，每一层都留下帝国的痕迹。普拉也是如此，却更显寂寥。最初的建城地点是在史前的山丘要塞上，只是更大聚落的周边地区，直到罗马人的到来扭转了普拉的位置。得益于优越的防御地形和优良的深水港特性，普拉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就成为帝国不可替代的港口城镇和重要的行政及军事中心，它是罗马卫城，是17世纪威尼斯共和国要塞的枢纽，拿破仑在亚得里亚海的必争之地，19世纪奥匈帝国海军的主要海港。

罗马人、威尼斯人、法国人和奥地利人先后成为它的主人，但它一直保有意大利特色，是意大利民族“收复运动”试图赎回并重新归入意大利的土地，是但丁笔下“意大利的尽头”。然而，意大利对普拉的影响可谓毁誉参半。

在漫长的三千年历史中，不朽的篇章由古罗马人书写。罗马帝国为普拉留下三座恢弘的建筑，犹如古罗马的三座丰碑：象征帝国威严的普拉竞技场、体现信仰权威的奥古斯都神庙和彰显地方家族荣耀的塞尔吉凯旋门（Arch of the Sergii）。它们是帝国的回响，凯撒的殿堂，权力的印迹，它们全都幸免于时间的侵蚀，也逃过了历史的劫难。可惜，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普拉向威尼斯共和国宣誓效忠，长达六个多世纪的威尼斯统治，却让普拉在城市繁荣和人口数量达到历史最低点，到1750年代，普拉的人口只剩下约3000人，古城大片荒芜，杂草丛生。

待到威尼斯共和国崩溃和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普拉成为庞大的哈布斯堡王朝的一部分。讽刺的是，正是由于威尼斯共和国时期留下了大片废墟，这座海港才可以几乎从零开始，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实现爆炸式繁荣。19世纪中叶，奥匈帝国将普拉指定为帝国海军的主作战基地，维也纳向普拉投入了“无限的财政资源”，使其变成了一座“几乎全新的城市”。宏伟的中欧建筑遍布全城，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海军部大楼、火车站和新艺术风格的里维埃拉豪华酒店的建造，把建筑的二元性融入普拉的血液：一半古罗马遗风，一半中欧神韵。

1918年奥匈帝国的坍塌也崩坏了很多东西。帝国的亚得里亚海港被悉数瓜分，普拉并入意大利王国。日渐疯狂的意大利民族“收复运动”，以及如鬼火般蔓延的法西斯思想，共同腐蚀着伊斯特拉半岛上所有多民族共生的城镇的肌体。此时的普拉，克罗地亚人已经占了多数，但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采取了强制同化的措施，强迫斯拉夫人修改克罗地亚名字，使之意大利化，甚至将墓碑上的死者姓名也替换为意大利式的名字。大量的克罗地亚人逃往后来的南斯拉夫王国。

暴行意味着或早或晚的反噬，你永远无法预知，复仇的怒焰何时让你烈火焚身。在二战的最后阶段，南斯拉夫共产党和游击队解放了普拉，但这一过渡时期动荡流离，充满暴力的阴影。

1947年，普拉正式并入南斯拉夫，这一转变引发了伊斯特拉人口大迁徙，也成为普拉历史上最深刻的人口事件之一，大量在此定居的意大利裔居民逃往意大利，这场超过35万人的战后大流亡降临在几乎所有的伊斯特拉半岛的意大利人身上，他们留下的空缺由南斯拉夫人填补，导致普拉在文化和人口结构上发生功能性的重建，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认同。在南斯拉夫统治下，原来的意大利名称“波拉”（Pola）被宣布失效，取而代之的是克罗地亚语的普拉（Pula），留下来的意大利人则面临被南斯拉夫当局更改姓氏的窘境。

被迫离开普拉的人，重新扎根普拉的人，都是这片土地上希腊神话中水手们的后代。千年以前，面对汪洋大海，折戟于此的水手再难回到自己的黑海故乡，千年以后，流亡者一次次渴望重返家乡。意大利裔的流亡者甚至认为，伊斯特拉的鼠尾草和迷迭香比世界其他地方的香味更为浓烈。

1904年，《尤利西斯》的作者詹姆斯·乔伊斯带着诺拉从爱尔兰私奔，来到伊斯特拉半岛。经过近三周的旅行箱式的生活，他们抵达普拉时已经衣衫褴褛，筋疲力尽。在他们长达37年的欧洲“自愿流亡”生活中，普拉是第一站。乔伊斯对这座城市毫无好感，充满怨言，把它描述为“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一个被塞进亚得里亚海的狭长而无聊的地方，这里住着戴着小红帽和穿着巨大马裤的无知的斯拉夫人”。

乔伊斯讨厌普拉，尽管在20世纪初这里已经成为奥匈帝国优良的国际海港，可是他依然刻薄地对弟弟斯坦尼斯劳斯写信抱怨说，普拉是“海上的西伯利亚”，充满了无聊的水手，枯燥的军事氛围，以及被流放的凄凉感觉。乔伊斯将自己的贫穷、不得志、水土不服的困境都归咎于普拉，也许是因为他那时候还是一个年轻的、缺乏经验的语言老师，被学校无情的日常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普拉那些美丽的古罗马遗迹，比如竞技场、奥古斯都神庙、罗马剧院、充满荷马色彩的郊区村庄、著名的山丘堡垒，他统统视而不见。在普拉待了短短几个月时间，乔伊斯如逃命般地奔赴了的里雅斯特（Trieste）。那座更多元更混杂的边境城市（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现在是意大利城市）占据了他人生中将近16年的光阴，吞噬了他的肝脏。（“Trieste has eaten my liver.”）

早晨的太阳高升到天顶，中午时分的塞尔吉凯旋门亮光四散，明亮如天堂的门口。穿过这扇用石灰岩垒砌的刻满精美石雕的高大拱门，跨过三五级台阶，就可以来到Uliks（Ulysses）咖啡馆。百叶窗边的门口坐着乔伊斯的铜像，他一脸愁容，却又满脸倨傲，看着凯旋门的方向，眉头紧皱，一语不发。对于普拉，他是有多少怨气呢？也许在那一刻，他也对千年以前流落普拉的水手们有了感同身受的痛楚。他们都无法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