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被遗忘的人：独居者寻找“托底”的漫长漂流

“我特别怕被社会遗忘、失声，就像路边小草似的。”谈及独居，54岁的北京媒体人王峥流露出“脆弱”。

这番表述令人意外——一位整日在人群中高强度工作的职业女性，为何会对“与社会断联、脱节”怀有如此强烈而前瞻的恐惧？

但这并非王峥一人的心绪。2025年上半年，计算机专业毕业的95后郭孟初关注到，不少独居人士在社交平台发出对“孤独死”的集体忧虑，甚至呼唤一款能作为“最后防线”的软件。

郭孟初随即联合另外两位95后，用一个月时间和1500元，推出一款名为“死了么”的签到应用——用户连续两天未签到，系统将向预设邮箱发送警报。今年 1月初，这款App连续3日登顶苹果手机应用商店付费榜。现软件已更名为“Demumu”。郭孟初提供的数据显示，注册用户近九成是一二线城市25岁至35岁的独居女性。

“不太好用的功能”和“精准的用户群”在一个独居APP内共存，似乎映照出中国1.25亿独居人口共通的焦虑。他们究竟有怎样的需求和渴望？我们寻访了十多位不同年龄层的独居者及其所在社群，试图寻找答案。

独居者的“数字防线”

市面上现在的独居软件都不太好用——这是我们采访时，独居者们表达的共识。

近两年，王峥用某社交媒体记录她的独居日常。她是西北人，大学毕业后就独自在北京打拼。“独居者”是她发布状态时的统一标签。

上周知道Demumu App后，她本想下载，但在了解主要功能后，决定还是不下了。“用处不大，两天不签到才向紧急联系人求助，太晚了。”

谁才是独居生活中的第一紧急联系人？王峥觉得答案并不固定：在家就找物业；在单位就求助身边同事。但这些选择，都不是具体的“某个人”。

网上关于独居者软件的讨论，让石家庄95后庞小翠想起她独居二十多年的姥姥。“她在世时，像她这样的高龄老人，没有智能手机，不可能每天去这样一个软件里签到打卡。她生前最讨厌和家里人报告自己去哪儿了，觉得有种被监视的感觉，不自在。”

95后李好好（化名）也发现，独居生活最好守护者终究是身边最近的人。独居4年，李好好每次搬家都会选择好友家附近的房源，确保10分钟车程可达。

“善言”是一款2021年上线的独居临终关怀App。若用户在设定时限内未打卡且多次提醒无果，经核实确认离世，平台会将其预留的遗言发送给指定联系人。

创始人侯东民也有独居经历。当时他在出租屋里偷偷写下一些类似遗言的话，又担心发生意外时不能被人发现，于是设计了这样一款产品。目前，“善言”用户数还不多，但已为两位用户送达了遗言。

其中一位是中年癌症晚期患者。多次未打卡后，侯东民拨通电话，对方声音已极度虚弱。这位离异父亲放弃治疗后独居，几乎与外界断绝联系。他在电话中恳请：“一定要帮我转达遗言。”

再次联系时，接电话的已是代为料理后事的朋友。对方告知，该用户已进入ICU，并于次日离世。

侯东民感慨，独居者大多并未完全脱离社会，但往往“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动用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

网友“欣赏者兵”是资深独居者，也是社交平台上一个防孤独死打卡群的群主。群里有16位网友，排名最高的打卡者已打卡121次。

“独居者大多都不愿意麻烦朋友亲人，会越过越独。我骨折做手术，康复训练都是一个人。也只有极度不愿意麻烦人的独居者，才会有孤独死的风险。光打卡没用，必须有互助诉求的人一起打卡，大家是对等的，不存在谁麻烦谁。”她分析。

对于独居者的真实困境，“欣赏者兵”认为更可靠的求助体系应是社会服务——例如在小区里，独居者可以一键求助物业、一键呼叫社区医疗上门：“近，快，有对应服务解决具体困境，比通知亲朋好友重要多了。”

线下社区对独居人士的托举似乎更有针对性。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部分社区为独居老人在客厅免费安装了检测设备，子女和居委会可通过设备监护老人状况。韵意六村居民区曾有10位重点关注的独居老人家中安装了此设备。

“安装在客厅内的机器会识别老人的活动情况，如果设置的一段时间内没有感应到老人的活动，就会自动向家属和居委会工作人员报警。核实他本人没有外出的话，我们就要马上联系子女问询问情况，判断是否要入户进行勘察。”韵意六村居民区党支部副书记李春辉说。

上海松江韵意六村社区为独居老人做的探望分级规则。 受访者供图

社区还将50多位不同情况的独居老人用不同颜色标记：无子女或子女在外省、国外的标红；有子女或亲属在市内标黄；在松江区内的则标绿。“红色的老人两三天联系一次，绿色一星期左右联系一次……”就这样，这个居委会成了辖区内独居老人的第一求助对象。

像“鸵鸟一样”开始独居

七八年前，王峥一次独自在家时，起身用力过猛扭伤了。剧痛袭来，手机在屋子另外一头，短短十多米，自己却够不到。

她只好一点点挪向更近的家门口对讲机，向物业保安求助。保安迅速赶到，把她扶到床上休息，并把手机递给了她。

“上一秒你还是好的，下一秒就不能动了。”正是这种忽然砸来的无力感，让当时四十多岁的王峥第一次产生了对独居的担忧。

“很多人是被动进入独居生活的。年轻人为了生计独自在异乡打拼，中老年人经历了离异、丧偶，或者因为种种原因，始终未能步入婚姻。”王峥发现，她身边大部分独居者面对自己的生活，多少有些“鸵鸟心态”，得过且过。

“真正好的独居生活，对人的能力要求很高，要有强大的抗压能力，还得有理财、家政、医疗急救等多种综合能力。”王峥常因这样“高标准”的自我要求而疲惫。她甚至会因为无法一直陪伴自己的猫这样的小事，产生愧疚感，“陪它的时间太少了。如果有个人来搭把手，或许它能得到更多照顾。”

王峥没有买车，空闲时喜欢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骑行。 受访者供图

“对于高龄独居者而言，每一步都很难。”王峥89岁的父亲，也处于独居状态。9年前王峥的母亲离世，父亲坚持独自在大连生活。这位双耳几乎失聪、患过轻度脑梗的老人不喜欢社交，也不想入住养老院。他喜欢充分的独处空间，不接受全天看护。如今，父亲的日常起居日渐吃力，开火做饭、弯腰系鞋带、拉衣服拉链都成了费力的事。

但他仍勉力维持数十年来的习惯，比如每天早上去公园遛一圈、每天坚持读书看报连通外界信息，这是他的生活乐趣所在。

但家中已不复整洁。现在父亲不喜欢换衣服、洗澡，因为独自操作这些事情的难度太大。王峥定期从北京回大连探望父亲。她现在一进门，常会闻到明显的异味，她知道这是患有前列腺疾病的父亲拒绝治疗导致的，但父女俩彼此也不说破。

为了照顾倔强的独居父亲，王峥费尽心思：害怕父亲遛弯摔倒，雇小时工远远跟在父亲身后； 给父亲买带摔跤报警功能的智能手表，他却经常忘记佩戴；父亲不愿家里有人，她就请小时工做了饭假扮外卖员，给父亲送饭。几年前，她还偷偷在父亲家中装了监控，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她请的小时工也都住在距离父亲家步行10分钟可达的地方。

王峥担心父亲外出逛公园摔跤，请小时工去“跟踪”父亲拍下的照片。 受访者供图

“父亲也是被独居生活一点点推着走。”前不久，父亲被来送餐的小时工的细心打动，让王峥对她表示感谢，并开始允许小时工上午入户做饭。然而午后至深夜，仍是无人照看的“真空时段”，王峥也曾为此感觉焦虑。

“独居对每个个体而言，都是越来越难的历程。”庞小翠回忆起姥姥的经历。五十多岁离婚后，姥姥开始独居，起初一切如常。但几年后，她开始频繁指控邻居在家装监控偷窥自己，执意要求子女帮她搬家。

为此，姥姥卖掉房子，先后辗转搬了十多次家，可每个地方住几个月，她又感到被邻居针对。家人咨询精神科医生后，判断老人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意识日渐模糊，但她还是拒绝服药。独居是她坚持生活独立的信念。小翠母亲只好每次搬家后，主动和小区物业说明老太太的特殊情况，防止她走失。

老人的老年机也被悄悄装上防走失的定位功能。小翠母亲每天变着说辞，例如“帮忙带菜、买药”等，确认老人在家是否安全。

庞小翠曾设想，“如果在她意识尚可时，有人能在社区活动或者是老年大学里，告诉她阿尔兹海默症独居的风险。或许一切会顺畅很多。”

王峥给父亲买的带有摔倒报警系统的智能手表。 受访者供图

独居的困境同样摆在年轻人面前。李好好研究生毕业后曾长期合租。工作第三年，她曾搬去北京通州区一套单身公寓。但不到一个月，她又“逃”回朝阳区和人合租。当时租住的房子距离地铁站有一段灯光昏暗的路，小区内空置率很高，“有时甚至觉得，整个小区只有你自己”。

四年前，她慎重地再次尝试独居。租房前仔细筛查，排除了物业响应慢、单元无门禁的小区。在她看来，“独居是重要的生活选择，需要做很多铺垫。”如今她会反复确认家门是否锁好，避免与外卖快递员直接接触，甚至会在维修工上门时，刻意编造“家中有男友”以营造安全感。

“恐惧”和“孤独”本身，就是困境

几十年的独居生活，让王峥充分享受了时间自由支配的舒畅，“回家就像回到自己的王国”。可是一到晚上关了灯，就会有巨大的恐惧袭来。

后来她发现手机有定时关机功能，就在睡前听广播、播客入睡。6年前，她养了一只猫，与猫咪一起睡让她逐渐有了深睡眠。

生活中，王峥并非真正的孤岛。她在一家机构媒体做编导，每天和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一起工作，日程从一睁眼就被排满。

但在王峥看来，这种联系并不能打破独居的不安全感。有时她独自出差，忽然会感觉一阵失落，“只要我不在人群里，地球上是不是就不会有人主动关心你在哪里？”

王峥在社交平台不断发表“独居日记”，其实也藏着一份私心：她把这个账号作为连通外界的绳索，想和更多线上朋友保持一种弱连接，一旦独居中出现求医问药的需求，可以线上求助。

恐惧是阿栗在法国独居三年间最常面对的敌人。为了节省开支，她租住在复式楼房中一间格局复杂的小户型里。陌生而曲折的空间本身就在滋生不安，房间灯光忽明忽暗，客厅式的布局过于空阔，寂静时常压得人喘不过气。同时，同一栋楼里的租客会未经同意使用她的餐具，甚至有陌生人晚上爬上她公寓的窗户。她说，整整三年都在寻找各种方法，只为能在这个空间里安心待下去。

正是因为独居的恐惧，激励阿栗创作出了漫画IP形象——独居的“纸团小人”。纸团小人伸展四肢，通过肢体动作“加强自身气场”、打扫和装点房间的角落，还会和鬼魂握手，说“合作愉快”。把“鬼”画下来，也是阿栗当时克服内心恐惧的一次尝试。“克服恐惧后，我还是充分享受独居的。”阿栗说。

阿栗结合自己的独居生活灵感，创造的漫画人物“纸团小人”。

在社交媒体上，独居沈阳的媒体人林二娜和王峥有相似的标签，“51岁未婚未育”。她清楚这个标签能带来流量，也清楚会招来非议。

“很多人觉得单身的人太可怜了。”林二娜说，她不允许自己有这样的情绪。偶尔脆弱时，也会很快调整。她并非没考虑过意外。只是在她看来，意外与独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但是，和克服生活中其他繁琐麻烦不同，生病时独自去看病的恐惧，是各个年龄层独居者都会提及的难解困境。

去年，林二娜姐姐在医院做手术，她借此咨询了全麻手术知情同意书的签字问题。那家医院坚持，全麻手术需要有家属或朋友签字，不能由患者本人签。“那就意味着，我以后动手术，就是要麻烦一个人，为什么我不能对自己负责去签字呢？”林二娜觉得“不合理”。

尽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强调患者知情同意权，但在实际诊疗中，尤其对于全麻等操作，许多医院仍会要求陪同者签字，既作为法律见证，也便于应急联系。这种“本人签字不被认可”的现实，让惯于自主的独居者感到无奈。

近几年，王峥经历过做肠胃镜、穿刺、手术等各类需要陪护的就诊。每次，她都尝试找不同身份的陪护人：做肠胃镜时，她临时起意找表妹陪同，对方迟到45分钟，已禁食24小时的王峥很饿很累，但医院坚持全麻胃镜必须有家属在场，她只能坚持到表妹到来；后来做甲状腺穿刺，她直接在淘宝花188元雇了一位陪诊员。检查时，护士指导王峥：“脱外套，东西给家属。”她觉得，陪护者的作用也不过是一个被需要的“名义”。

不过，那次排队时，一起检查的还有一对夫妻。妻子看病丈夫帮着拿主意，王峥不由感叹：“有病的时候，还是羡慕夫妻。”

王峥花钱在网上雇用了一位兼职陪诊员，陪自己去做甲状腺穿刺。 受访者供图

寻找可靠的“托付”

王峥发现，“独居者”的状态极大影响着生活中的大小决策，甚至包括她退休前最后一次“跳槽”。

2016年之前，王峥一直在同一家机构媒体工作。正值事业上升期，母亲被诊断出得肿瘤，从确诊到离世，不到一个月。这场重大变故促使她决定换种活法：她辞去工作，先尝试创业，之后又进入一家民营企业。然而，新单位社保待遇一般，让她对未来的退休生活产生担忧。

不久，两家知名媒体向她发出邀请，其中一家正是她曾经任职的“老东家”。举棋不定时，朋友的一句话点醒了她：“如果你生重病了，哪个单位更能托住你？”王峥恍然，最终选择回到旧单位。最重要的是那里有她的老同事，也算半个熟人社会，“有什么状况，大家都会一起帮你想办法。”

这几年，王峥对独居养老问题做了很多“测试”，例如依靠朋友抱团养老、求助离得近的亲戚等。她逐渐发现，“用金钱等资源换来的专业化服务，往往是最牢靠的。”

如今她每周都会请小时工来家中打扫卫生，也会在出长差时请人去陪伴自己的猫。“她人很好，有时照看猫也不要我的钱。”王峥十分乐意和身边人建立这种弱连接。如果请身边亲近的人帮忙，对方会拒绝报酬，但她觉需要偿还人情，长期来看“负担重，不可持续”。

迈入50岁，王峥开始更频繁地体检、更积极地减脂锻炼，同时接触各家保险公司与各类养老院。她为自己设置了8张银行卡，分别储蓄她的日常生活、医疗健康、住房、未来养老、投资、父亲养老等方面费用。做完分类后，她感觉独居的焦虑缓解了不少。

王峥的保险受益人确认书。 受访者供图

父母已经过世，姐姐是林二娜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她信任姐姐。

关于拔管、抢救这些生死大事，她们早已聊过。“如果我姐说拔，那就拔了。”林二娜说。

去年年底，一条关于独居者突发疾病缺乏应急支持、遗产引发争议的消息，在社交平台掀起热议。在这波讨论中，林二娜显得格外平静。

相关“法律规定”，她早就知晓。她也了解，“无人继承遗产”有非常严格的认定条件。“无论你处于哪个状态，是否单身，都应该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去规避风险。”她语气平和。

前阵子，林二娜和姐姐一起做了遗嘱咨询。她有了新困惑：按照法律，虽说姐姐是她最近的亲人（第二顺序继承人），可姐姐比自己年长，万一先一步离开，她的遗产应该给谁？或许还是指定一个继承人比较稳妥。

一个更具有操作性的方案跳了出来：直接留给外甥。但随即她被另一种更深层、更微妙的情感扰动——她不愿用一纸遗嘱去捆绑他们和自己的“后半生托付”。

“虽然外甥跟我关系也很不错，但我特别不希望给人增加麻烦，不能让他们觉得，因为小姨没结婚，将来养老就是他们的责任。”林二娜说得很直白。

“这也是一种正常生活”

采访中，几乎所有独居者在讲述完困境后，都会补上一句相似的话：“独居也是正常的生活，和其他人差别没有那么大。”

尽管独居者们普遍强调自己的生活“与旁人无异”，但当他们试图在线上寻找同类时，深入交流却往往难以发生。

王峥在小红书上建立了“45岁+”和“50岁+”两个独居生活分享群。群里大多时候沉默，王峥发起的如“独居安全”等话题也少有人讨论。倒是几次独居者离世的社会新闻，曾激起群内对“意定监护”细节的讨论。

这种沉默并非偶然。早在三四年前，王峥就建立过一个500人的独居群，几乎无人愿意表露独居的真实状态或者困境。“中老年独居人士，大多不愿意多说，有耻感。”于是群里只剩日常趣事的闲聊。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欣赏者兵”的独居群。她原设想将群作为分享日常的树洞，曾写下：“想说什么随便说，你不是一个人。”虽然留言的人不少，却没有人在他人千差万别的个人状态后面互动。作为群主，她只好一一回复，以此维系一丝声响。

但独居者渴望连接的情感需求，确实真实存在。接受匿名投稿的小红书账号“我独自一人”，发布了大量关于“一个人”的体验，其中不少来自独居者。主理人张墨（化名）认为，“一个人”对原子化的社会而言已是常态。“即使不是独居，也会有很多只能依靠自己的时候。”这个账号始于一个她独居时感到孤独的凌晨，“想通之后，早上6点就建了账号。”第一天发布几条投稿后，张墨一觉醒来已有两万粉丝。

最让张墨印象深刻的一篇投稿，来自一位刚毕业在大城市独居、缺少积蓄和保暖衣物的年轻人。她投稿询问体面过冬的方法，获得了将近一千条评论。许多网友联系张墨，希望能给对方提供帮助。“但她觉得自己还没有困苦到那种程度，发帖子只是为了获得情感上的连接。”张墨说。

王峥曾研究过一些单身妈妈的线上社群，发现她们联结紧密得多。“这是基于她们有很集中且相同的痛点，比如工作的时候没人带孩子怎么办？”这种情况下，互助联盟会迅速形成。但年龄层各异的独居人士，共同困境是什么？王峥一时也说不上来。

“善言”App在用户建议下，增设了评论功能。“如果把一些善意的互动公开出来，就会转变成一种更温暖的色彩。”创始人侯东民表示，未来可能考虑开发社区互助方面功能，用户可自愿加入群组，共享定位，急需帮助时能快速找到附近的人。

“我的生活和正常人一模一样，除了没有伴侣孩子。”林二娜的坦然里带着对命运的接受。她家里有三位姥爷都是独居，见过社区如何托底照料——其中一位是把退休金交给社区，由社区安排养老院、后事。“不会没人托底。”

王峥也想过，退休后或许早早住进养老院，在那里建立全新的人际关系网络，获得更好的社会支持。

她不喜欢身边人的流动，但在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陌生人社会”不可避免：物业工作人员不断换人，刚熟络起来，又来一个新人，“我不一定还会愿意把自己的独居的状况再解释一遍。”

她依旧期待着，未来的线上独居者社群会在科技赋能下，通过细分需求实现精准互助，变得更有用。她相信，人因为共同境遇聚在一起的力量，会强过因兴趣而结成的松散团体。

眼下，王峥仍主动伸出触角，在人与人的连接中，找寻更舒适和笃定的情绪体验。她也希望自己的职业生涯尽可能延长，“我是媒体人，工作能让我处于自我价值的不断再生产中，也是对抗孤独和衰老的利器。”

53岁生日那天，为了避免独自过生日的寂寞，她干脆包场请朋友们看电影《里斯本丸沉没》。30位朋友陪她度过了一个“平和、喜乐、温暖”的夜晚。

未来，是维持独居还是步入婚姻，王峥没有执念。8年前，母亲临终前几天依旧叮嘱她在未来人生路上“找一个伴”。弥留之际，一向尊重她单身生活的舅妈，忽然催促：快告诉妈妈，你会结婚的！慌乱中，王峥犹豫几秒，还是大声喊出了那句“我会结婚的”。“虽然我当时自己也有些不信……”每次想起，王峥依旧会泪目。

前几天，父亲家的小时工告诉她，楼下幼儿园改成了社区养老院，正在招募老人。

王峥把这个消息视为一次转机——父亲不想离开熟悉的环境，而家门口的专业照护，或许能让他在独居和机构养老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他可以在那里拥有新的社交和社会支持。”王峥期待着，父亲迈出这一步后，父女两代人的独居生活都能卸下一点包袱。

实际上，父亲年近90岁，依旧能独自内心平和地生活，这本身也是对王峥未来独居生活的一种宽慰。“无论一个人年龄多大、身体机能衰退了多少，一个人住的愿望也是值得被尊重的。这不是可怜，而是一种生活的自我意志。”王峥觉得，这是他们父女两代独居者从内心深处，对彼此的理解。

原标题：《怕被遗忘的人：独居者寻找“托底”的漫长漂流》

栏目主编：王潇

文字编辑：王潇

本文作者：解放日报 杨书源 王倩 实习生 程艺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