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一名县委书记连跳几级，升为广东省委书记，由邓公亲自提拔

1975年5月12日清晨，珠江边的雾气刚刚散去，罗定县委大院里仍是一片寂静。郭荣昌匆匆走进办公室，还没坐稳，一名信使就递上了当日最重要的电报。

电报里只有短短几行：“经中央批准，任命郭荣昌同志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读到最后一个字，他下意识捏了捏纸页，确认不是幻觉。

这封任命书在省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一名不到四十二岁的县委书记，不经地区、地委，直接跃入省委领导层，在当时的干部序列中可谓稀有。

外界一时间议论纷纷，“是不是踩了什么暗线？”“背后谁在撑腰？”类似猜测不绝于耳。可当事人仍埋头批阅文件，好像升迁的不是自己。

回溯他的履历，1933年8月出生于潮阳。家道虽然殷实，但抗战的炮火把少年时代的安全感轰得粉碎。那段日子，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读书。

1948年，十五岁的郭荣昌被送到香港继续学业。金融街的霓虹灯与家乡农田的泥土气味交织，他却沉迷在演讲会场上高喊“反帝、爱国”的口号。

1951年春，他通过罗湖桥返回内地，在广州复读。彼时，三十七岁的叶剑英任广州教导团负责人，经常到学校讲课。“国家要自强，需要年轻人出力。”一句话牢牢记在他心里。

同年秋，广东省筹备土改复查队，他主动报名，背着行囊进了广宁县山乡。队伍里有人纳闷：“大学生不去省城坐办公室，跑这穷地方干嘛？”他只笑，“脚沾点泥，才知粮食来之不易。”

十余年间，区文教助理、公社党委书记、四会县委副书记……职务看着不显眼，却把广东西江流域的山山水水走了个遍。1968年，罗定县委一把手空缺，他被调来救火。

七年里，他带人修水渠、引电网，还让县里第一台小型拖拉机开进稻田。老百姓给他起了绰号“郭实干”。1974年冬末，省里来人谈话，问得最多的只有一句：“你干这些图什么？”他答得直白，“图让庄稼多收一成。”

1975年初，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了打破干部队伍年龄和资历的天花板，他提出一个新思路：凡是政治可靠、作风扎实、敢拍板的年轻同志，可以从县直接破格到省。

广东当时正缺主官。省委几轮推荐后，名单上只剩三人，郭荣昌的名字之所以留到最后，原因不复杂——没有历史包袱，也没有派系影子。

考察组在罗定待了半个月，有干部私下感慨：“他们连夜跑了五十多公里，就为了看郭书记半夜探访机耕队。”这事传到北京，邓小平点头，“需要这样的干部”。一句定音，任命拍板。

上任伊始，他面对的第一份文件不是欢迎词，而是广东外贸逆差数据。那年外汇缺口将近两千万美元。郭荣昌连夜召集财政、轻工、粮食三口子局长，“咱们别空谈，得拿个对策。”

有意思的是，他把在香港见过的加工贸易思路搬了出来，允许部分县社集体加工来料，再由省外贸总公司统购统销。仅半年，外汇缺口缩小三分之一。

1978年春，国家拉开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广东想吃“螃蟹”，可政策边界在哪？郭荣昌在省委会议上只说一句话：“中央定方向，广东自己找办法。”随后，蛇口、番禺等地试点相继启动。

那几年，他频繁跑基层。有人问：“省委书记还下乡测土？不嫌累？”他摆摆手，“不开膛破肚，怎么知道病在哪？”话糙理不糙。

1984年，广东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较1975年翻了一倍多，乡镇企业贡献率首次超过国营工厂。国家统计局在总结报告里提到：得益于“基层出生干部的务实思维”。

然而高负荷工作并非没有代价。进入九十年代，旧疾缠身，他多次住院。每逢病重，仍惦记“家电下乡”实验。医生劝他休息，他说：“偏远乡镇看彩电，不是小事，是市场的信号。”

2002年，他卸任省里最后一个顾问职务，搬回潮阳老屋。邻居见面仍喊“郭书记”。他摆手，“喊荣昌就行，我早退休了。”

2008年9月17日凌晨，郭荣昌因病在广州病逝，享年七十六岁。消息传到罗定，县广播临时插播追忆专栏，农人自发在田埂上点燃松枝。

一个“跳级”故事，就此画上句号。可对许多人来说，真正值得记住的并不是他跃升的速度，而是那副经常沾满泥土的皮鞋——它见证了广东从贫瘠到兴旺的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