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鄂豫皖2年，从被排挤到被接纳，徐向前如何成为四方面军总指挥

1929年4月的上海码头，雨丝夹着江面潮气。徐向前提着一只旧皮箱，登上驶往汉口的客轮。行前，中央只给了八个字：“去大别山，稳定局面。”船身轻晃，他心里却明白，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客轮抵汉后，他沿长江北上翻山越岭，于6月抵达鄂东北黄麻地区。当地根据地因连番战事，红31师只剩三百来号人；师长吴光浩牺牲的消息被特委按下不表。为了稳定军心，特委宣布：“徐同志任副师长，主持军事。”表面是副职，实则一肩挑。可麻烦随之而来——口音不通，乡土观念浓厚，外来干部天然带着“生人”的标签。

初次点验队伍，一名大队长低声嘟囔：“黄埔也得看能不能打。”这句并不算友好的提醒，徐向前听得清清楚楚，却只用一句“仗打赢了再说”回应。语气不重，却把话摁在了实处。随后两个月，他带着四个大队东奔西突，连拔团风寨、竹林岗两处碉楼，俘敌百余，枪支补足了一个整营。枪声最能消解隔阂，战报传到特委，原先的冷眼开始转为探究。

作战之外，徐向前更在细枝末节上用心。行军时，他总和战士一锅粥、一块席；夜宿山寨，常把自己的雨布让给警卫员。检讨会议上谁挨批，他先自罚三杯井水。曹学楷曾半开玩笑：“徐师长，你犯不着这样吃苦。”他却摆手：“只有坐一条板凳，才能背靠背打仗。”这种不吝体面的做法，换来了瞅得见的信任。

1930年春，鄂豫皖三块根据地合并，红31师与兄弟部队编成红1军。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当副军长兼一师师长。立三路线的激进口号此时正喧嚣，但一线指挥员看得出敌强我弱的差距。许继慎多次在军部会上摇头：“武汉硬碰硬，凶多吉少。”徐向前附和：“先把身子练壮再说。”尽管如此，掣肘命令仍层层下达。许继慎因此遭误解，情绪低落。徐向前挑起前敌指挥重担，侧翼袭扰、分路牵制，既完成规定动作，也尽量保存实力。年底，红1师已扩充至三千余人，还配齐了一支机炮营。枪口不走火，队伍却越打越大。

同年冬，夏斗寅部压境，迫使红1军南移，与蔡申熙的红15军在大悟山会合。新编的红4军挂牌，中央从四川派来旷继勋当军长，徐向前转任参谋长。作风不同，磨合难免。旷继勋性情刚烈，强调“急进”，徐向前则更看重弹性机动。一个月内，两人因进攻路线争得面红耳赤。一次作战筹划会上，旷继勋拍案道：“就按我的方案！”徐向前只说了一句：“如若失利，我愿担全责。”场面安静了三秒，随后旷继勋沉吟点头，接受折中方案。事实证明，这次夜袭刘家畈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旷继勋从此对徐向前刮目相看。

1931年春，张国焘率中共中央分局抵达鄂豫皖。红4军撤并、干部调整接踵而至。旷继勋被调离，徐向前升任红4军军长。新的“外来首长”与本土将领之间暗潮涌动，却因张国焘一锤定音而迅速平息。7月，红25军编入序列，部队总数突破三万人。11月7日，黄安七里坪枪炮齐放，红四方面军正式成立，徐向前出任总指挥，年仅30岁。自东江时期至此，他用了四年时间，从“副师长”跃升为统率三万余人的“诸将之帅”。

总指挥并非虚衔。面对敌军三路六面的大规模“围剿”，徐向前把“分路吸引、运动集中”写进作战要点，先后在潢川、商城、苏家埠设下口袋，利用灵活穿插与夜间奔袭，把拥有飞机重炮的敌军拉进山岭丛林。1932年秋，四方面军先后歼灭敌军十万余，击毙川军悍将岳盛典与皖军名将岳盛宣兄弟。短短百余日，敌从进攻者变为固守者，鄂豫皖再获喘息。

值得一提的是，徐向前对后勤补给的敏感度同样超出常人。苏家埠战后，他下令把缴获的七千匹骡马、三百挺机枪全部编入骑兵和机炮部，大幅提高了方面军机动与火力。王树声调侃：“老徐一夜之间，捡了半个军火库。”大山深处的红军，自此第一次有了比较成体系的重火力。

外部胜利带来内部团结。曾经对他心存猜疑的地方干部，如今主动汇报请示；王铭章、倪志亮这样出身本地的师长，也愿意把“最硬的骨头”交给总指挥去啃。徐向前的威信，由战场一步步延伸到了党群之间。到1933年春，四方面军主力已达八万余人，成为中央苏区之外最大的红军集团。

纵观那两年，从“言语不通”到“一声令下八万人起舞”，徐向前靠的并非权位，而是手里的作战计划、对战士生活的体贴，以及遇事先担责的胸襟。这些品质，把他和鄂豫皖紧紧缚在一起，也为此后西路出陕、川康浴血乃至长征北上奠定了领导基础。1949年，已经跻身第一代大将行列的他回望当年大别山岁月，曾淡淡表示：“如果没有那两年的磨炼，后面的仗难说打得这么顺。”这话听来平实，却道出了历史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