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贺子珍在上海安定后，立马去会见陈毅，随后提出一个要求

一九四九年五月初的石家庄车站，南下列车汽笛长鸣。站台上，贺子珍拉着妹妹贺怡的手，第一次没有孩子作陪，心里却涌起再出征般的悸动——目的地原本是北平。几天前，她们已向毛泽东递过条子，口吻平静：只是去看看孩子，不掺杂别的心思。

车开动后才知计划生变。到天津时，等车的不是中央办公厅派来的接站员，而是方志纯、朱旦华夫妇。方志纯一句“主席请你们暂缓进京，组织上另有考虑”，让姐妹俩心头一沉。道理都懂：首都刚迁入，事务繁杂，旧情若牵扯过多，于人于己都不方便。可母亲的牵挂毕竟不是一句“暂缓”就能轻易放下。

列车继续南行，沿途荒野翻绿，春麦随风伏低又起。贺怡努力找话：“姐，等上海转一圈，再去江西报到，我陪你。”贺子珍应了声，却常常望向窗外发呆。孩子们乖巧的模样一一闪现，心口空落，像被风吹透。

六月初，他们抵达上海北站。彼时的申城，刚刚从战争余烬里脱胎，街面虽然破败，空气里却满是解放时分的昂扬。方志纯受命先去华东局报到，陈毅正兼任市长，忙得脚不沾地。听说贺子珍到了，陈毅当即放下文件：“老战友来了？赶紧接进来！”

陈毅和贺子珍的结识，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的井冈山。那时，两人同住一个山头，子弹呼啸里交换罐头和药品，情谊就此扎根。如今相见，满目桑田。陈毅大步迎上前，握手不及，索性一把拉住她：“老弟妹瘦了！”一句亲切称呼，让贺子珍眼眶发热，却仍笑着摇头。

住处安排在虹口四川北路的一栋小楼，紧挨着同济大学旧址。屋内家具简朴，却有张宽大的书桌和一排装满新出版马列书籍的书架。陈毅特意嘱咐秘书：“日常用度要跟我一样，不兴铺张，也别让她受委屈。”这份体贴，让一路波折的贺子珍心头略定。

安顿次日清早，她独自出门，沿着苏州河堤岸散步。街角茶馆传来评弹，市井喧哗中透出久违的安宁。站在桥上望见黄浦江上来往货轮，她突然生出一个念头——自己不能就这样闲坐。

午后来见陈毅。她开门见山：“老陈，我想找份事情做，别把我当客人。”短短一句，却道尽她的性子——历经长征枪林弹雨，哪肯在屋里守寂寞。

陈毅略一沉吟，爽朗笑道：“欢迎，你的心意我明白。”随后亲自写条子，送往上海市政府组织部。几天后，任命文件下来：贺子珍出任虹口区委组织部部长，协助接管工会与妇联事务。

这一职务不算显赫，却分量不轻。虹口码头工人多，洋行林立，各类旧势力盘根错节。要把基层党组织在最短时间织密，需要熟人识人，更需要胆识。贺子珍自觉肩上担子不轻，翻阅名册到深夜，查档、走访、谈话，一茬接一茬。

有意思的是，曾跟随她长征过草地的老卫生员老陈二妹，此时竟在虹口的纱厂做车间主任。两人重逢握手，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那晚，院子里灯火通明，老同志们围坐，回忆当年“爬雪山、过草地”，笑声夹杂着唏嘘。

上海社会局留下的统计显示，一九四九年八月至一九五一年初，虹口区工会会员由原先不足八千增长到两万三千人，妇女识字班、自愿缝纫班星罗棋布。档案里注有一句评语：“基层动员工作卓有成效。”笔迹端正，据说出自陈毅本人。

同年十月的一天清晨，毛岸青带着妹妹李敏（娇娇的新名字），在中南海给母亲写信。收信地址填写的是“上海虹口区委组织部”。孩子们的问候字字稚拙，却让贺子珍在灯下读了又读。彼时，她已经不再执念北上探亲的“捷径”，因为新的岗位让她找回自己作为革命者的定位。

遗憾的是，忙碌与战火留给她的伤病并未痊愈，腿伤遇到阴雨仍隐隐作痛。工作之余，她常到公共租界旧址看望劳苦大众，回来仍笑说：“能动总比躺着强。”这种倔强，熟悉她的人一点不陌生。

一九五二年春，华东局干部调整，贺子珍被正式编入江西省妇联领导班子，才离开上海。南下列车启动前，她与陈毅在月台握手告别。那一年，她三十八岁；他，已跨入五十的门槛。两位井冈老友相对无言，只各自举手敬了一个军礼。汽笛声里，背影渐远。

多年后，关于那段短暂驻沪岁月的记忆，被虹口老职工写进回忆录：“贺部长总提着雨伞、一只手扶着栏杆上下楼，抬头就笑。”字句不多，却留住了一个坚定又温暖的侧影——这或许就是她当年向陈毅开口的真正意图：为革命，再擂战鼓，而不是寄人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