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
1949年1月的北平，这座拥有三千年历史的古都，此刻正经历着它漫长生命中最令人窒息的冬天。
在城墙之外，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共计百万大军，已经完成了对北平的铁桶式合围。
而在红墙黄瓦的中南海居仁堂，“华北剿总”司令部所在地，气氛比城外的冰天雪地更为肃杀。
作为国民党军在华北的最高统帅，傅作义此刻正面临着一个必死的困局。
在外界看来，他手握五十万重兵，依据坚固的城防工事，似乎还有一战之力，或者至少有讨价还价的资本。
但只有傅作义自己清楚，他屁股底下坐着的，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
这个火药桶，并非来自城外的解放军，而是来自他的“自己人”。
01
虽然名义上是总司令，但傅作义真正能如臂使指指挥的，只有他的起家部队，绥远系军队。
而在北平城防的核心区域，驻扎着装备最精良、战斗力最强的两个兵团：李文指挥的第四兵团和石觉指挥的第九兵团。
这两个兵团，清一色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
他们的军长、师长大多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对蒋介石有着近乎盲目的愚忠。
蒋介石虽然人远在南京，但这几十万大军的遥控器却始终握在他手里。
这就构成了一个极其凶险的“二元指挥结构”：傅作义想打，这些中央军未必肯拼命；但傅作义如果想和，这些人随时可能把枪口调转过来。
据当时傅作义身边的参谋回忆，那段时间的傅作义焦躁到了极点。
他整夜整夜地失眠，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皮鞋撞击地板的声音彻夜不响。他有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就是把火柴棍一根根塞进嘴里咬断，直到满嘴都是苦涩的硫磺味。
他不仅要计算城外解放军大炮的射程，更要时刻提防身边的李文和石觉。
特务机关的报告显示，中央军的少壮派军官们已经私下串联，甚至制定了名为“应急方案”的兵变计划：一旦总司令有“投共”迹象，即刻实行兵谏，甚至不惜将北平城化为焦土，也要以身殉国。
对于爱兵如子、更爱惜北平古迹的傅作义来说，这简直是凌迟般的折磨。
向南撤退？那是蒋介石给他安排的“死路”。
只要离开坚固的北平城防，这几十万大军在平原上就是解放军的活靶子，而且一旦到了江南，离开了绥远老家，他这个“杂牌”将军瞬间就会被蒋介石吞得骨头都不剩。
死守到底？天津战役的结局就在眼前。
就在几天前，天津守将陈长杰发来的一封封绝命电报，最终变成了沉寂。
13万守军在29个小时内灰飞烟灭。北平若打，结局不会比天津好多少。
战不能战，和不敢和，退无可退。
傅作义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发出了一声绝望的叹息：“我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困兽，四周都是墙，脚下是雷。”
然而，他并不知道，他自以为隐秘的那些心思和筹码，其实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就在他身边的核心圈层里，一张无形的大网早已张开，将他的一举一动，甚至是最隐秘的心理波动，源源不断地送往了数百里之外的西柏坡。
02
在中南海的斗室里，傅作义自以为在进行一场高明的政治博弈。
他试图在南京的蒋介石和西柏坡的毛泽东之间寻找一条缝隙，通过不断的虚虚实实，来为自己争取最大的谈判筹码。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
这位身经百战的“名将”，此时在对手眼中，早已是一个没有任何秘密可言的“透明人”。
傅作义做梦也想不到，他身边最亲近、最信任的人，正是那张无形大网的编织者。
每天清晨，当傅作义在餐桌上看着报纸，眉头紧锁地思考局势时，坐在他对面的长女傅冬菊，正默默地观察着父亲的一举一动。
作为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的任务极其特殊：她不需要窃取军事情报，只需要记录父亲的情绪变化、口头抱怨以及那些在焦躁中无意透露的决策倾向。
更令后世史学家惊叹的是傅作义的机要秘书阎又文。
阎又文深得傅作义赏识，傅作义对外发表的文告、给蒋介石的密电，甚至就连后来试图与毛泽东进行和谈的信函，大多出自阎又文之手。
然而，这个“心腹”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社会部长期潜伏的特工。
这意味着，出现了一个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观：傅作义还没有把想对共产党说的话发出去，毛泽东在西柏坡就已经看到了草稿；
蒋介石发给傅作义的那些令其“死守”、“突围”的绝密手令，往往傅作义刚拿到手，解放军的前线指挥部也同步收到了副本。
在这样单向透明的态势下，傅作义所谓的“周旋”，不过是他在聚光灯下的独角戏。
如果说情报上的泄露只是让傅作义失去了战术主动权，那么军事上的崩盘，则彻底抽空了他谈判的底气。
傅作义之所以敢跟蒋介石叫板，敢跟共产党讨价还价，依仗的就是他起家的“绥远系”部队，特别是他的第35军。
这支部队装备精良，对他唯命是从，是他制衡城内几十万中央军的唯一资本。
然而，1948年12月，在新保安战役中，这支王牌部队遭遇了灭顶之灾。
为了救援被围的友军，第35军军长郭景云率部出击，结果一头撞进了解放军早已设好的口袋阵。
当郭景云绝望地在指挥部举枪自尽的消息传回北平，傅作义当场失声痛哭。
“我的35军啊！我的35军没了！”
那几天的中南海，工作人员经常能听到傅作义捶胸顿足的哀嚎。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35军一没，他就真的成了“光杆司令”。
现在，他不仅打不过城外的共军，甚至在城内，如果他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翻脸，他连压制对方的武力都没有了。
此时的傅作义，陷入了真正的前狼后虎之境。
他想投降，但不敢在投降书上签字，因为城内的石觉和李文正虎视眈眈，这两人手握重兵，一旦发现总司令有异心，随时可以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发动兵变，扣押甚至处决他。
南京方面也敏锐地嗅到了北平局势的微妙变化。
蒋介石虽然远在千里之外，但他对这位“封疆大吏”的耐心已经耗尽。
电报里那些“吾弟”、“兄长”的客套话已经稳不住人心了。
蒋介石很清楚，再不采取断然措施，他在华北的最后一点家底就要被傅作义“打包”送给共产党了。
必须立刻摊牌。
既然电波已经无法传递信任，那就必须派一个人去。
一个分量足够重、关系足够深、能让傅作义不得不面对现实的人。
1949年1月中旬，一架没有任何标识的运输机，在严密的护航下，从南京大校场机场起飞，一头扎进了北方阴沉的云层中。
飞机上坐着的，正是那位带着蒋介石“最后通牒”的不速之客。
03
1949年1月17日，北平上空阴云密布。
一架国民党空军的运输机冒着可能被解放军防空火力击落的风险，盘旋许久后，艰难地降落在东单练兵场，这是由于南苑机场和西郊机场均已被解放军控制或封锁，傅作义不得不下令在市中心临时抢修的一条简易跑道。
舱门打开，走出一位身着便装、神色凝重的老者。
他叫徐永昌，在国民党军界，这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他曾任军令部部长，与何应钦、白崇禧等平起平坐，是蒋介石真正的心腹重臣。
更关键的是，徐永昌是山西人，曾在阎锡山麾下任职，与傅作义有着几十年的同袍之谊，私交甚笃。
蒋介石在最后关头打出这张牌，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电报里说不清的话，需要面对面说；公事上压不下来的命令，需要用私情来撬动。
徐永昌坐着吉普车穿过北平街头。
昔日繁华的古都，如今满目疮痍。
街道上堆满了沙袋和拒马，东单、天坛等名胜古迹旁挖满了战壕。
看着这一切，徐永昌心中明白，这座城市的易手只是时间问题。
吉普车驶入中南海居仁堂。
傅作义早已等候多时。
两人见面，没有过多的寒暄。
看着老友那张因为长期失眠而浮肿、布满胡茬的脸，徐永昌心里一沉。
他知道，那个曾经在绥远抗战中意气风发的“傅宜生”，已经被这场必输的战局折磨得形销骨立。
落座后，徐永昌屏退左右，开门见山地传达了蒋介石的“口谕”。
这不是商量，而是最后的三条路：
“宜生，介公的意思很明确，上策，是你率领中央军和绥远嫡系，利用空运和海运，立刻南撤。
南京方面已经准备好了船只，接你们去福建或长江以南，重整旗鼓。”
傅作义听完，冷笑了一声，端起茶杯没有说话。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南撤？他的兵大部分是北方人，到了南方水土不服不说，一旦离开了赖以生存的根基，他这个“杂牌”总司令瞬间就会被蒋介石架空，变成一个有名无实的寓公。
去南方，就是自投罗网。
徐永昌见状，叹了口气，接着说：“如果不能南撤，那就是中策：固守待援。
介公希望你凭借北平的坚固城防，再坚持三个月，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
“守？”傅作义猛地放下茶杯，声音提高了几度，“次宸兄，你看看外面的局势！天津陈长杰守了没有？二十九个小时就完了！
北平是古都，我是要当千古罪人吗？再说了，援军在哪里？南京自己都保不住了，哪来的援军？”
房间里陷入了沉寂。
上策不走，中策不守。
剩下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那就是要“和”。
徐永昌的眼神黯淡下来。
他此次北上，其实早已预料到这个结果，蒋介石交代的“挽救华北”任务，在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作为特使，他的任务似乎已经失败了。
按照常规流程，他现在应该拍案而起，痛斥傅作义“背叛党国”，然后拂袖而去。
或者，他应该立刻向南京发电，请求对傅作义实施制裁。
但徐永昌没有动，他看着眼前这位被逼入绝境的老友，缓缓把手伸进了随身的公文包。
他没有掏出驳斥的公函，也没有掏出威胁的密令。
谈判桌上的公事已经谈崩了，接下来，该轮到蒋介石那张真正看不见的底牌上场了。
04
面对徐永昌提出的“上策南撤”和“中策固守”，傅作义已经不仅仅是拒绝，而是显露出了难以掩饰的烦躁。
他站起身，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两圈，然后指着窗外被大雪覆盖的北平城，对徐永昌说道：“次宸兄，咱们几十年的交情，我不瞒你。
我现在就是坐在火山口上，城外百万共军随时能把北平炸平，而城内……”
傅作义的声音压低了，带着一丝深深的忌惮：“城内那几十万中央军，那是蒋校长的‘御林军’。
石觉和李文这两天看我的眼神都不对劲。
我要是敢说半个‘和’字，他们现在的枪口指着八路，下一秒就能指着我的脑袋。”
这才是傅作义真正的死穴。
他想和平起义，但他不敢。
因为一旦他在协议上签字，这几十万忠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极有可能当场哗变，甚至扣押他这个总司令，然后在北平城内展开疯狂的巷战。
到那时，玉石俱焚，他傅作义不仅救不了北平，还得背上“无能”和“背叛”的双重骂名，死无葬身之地。
徐永昌看着满头大汗的傅作义，沉默了许久。
他知道，谈判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公事办不成了，蒋介石交代的挽救战局的任务彻底失败了。
此时，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仿佛是国民党在华北统治倒计时的读秒声。
傅作义的手已经按在了桌角的电铃上，准备呼叫卫兵送客。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徐永昌长叹了一口气。
他缓缓合上了面前的公文包，脸上的表情从严肃的特使，变回了那位多年的老友。
“宜生，公事谈完了，临行前，介公曾私下拉着我的手，让我给你带最后一句话。”
傅作义的手指停在了电铃上，警惕地抬起头。
他太了解蒋介石了。
那个人的性格里有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狠劲。
在这样的绝境下，蒋介石的“最后一句话”，往往意味着最极端的报复，是暗杀令？还是下令把北平的军火库引爆？或者是逼他傅作义自杀谢罪？
傅作义的肌肉紧绷，做好了翻脸的准备。
徐永昌压低了声音，一字一顿地说道：“介公说，他知道华北保不住了，也知道你有你的难处，他不怪你。
你想走什么路，悉听尊便，但是……”
说到这里，徐永昌的目光死死盯着傅作义：“介公有一个绝对不能让步的私人请求。
他求你无论如何，要答应这一件事。如果你答应，南京方面绝不为难你，咱们好聚好散；如果你不答应……”
徐永昌没有说下去，但威胁之意不言而喻。
傅作义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
他盯着徐永昌，咬牙问道：“什么事？”
然而，当徐永昌缓缓吐出那个请求的具体内容时，傅作义愣住了。
他原本以为蒋介石会提出什么让他断手断脚、或者毁掉北平城的苛刻条件。
但听完这句话后，傅作义先是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仿佛在确认自己是否听错。
紧接着，一种巨大的、几乎让他想要放声大笑的狂喜涌上心头。
他紧锁的眉头瞬间舒展，原本压在他心头那块关于“兵变”的巨石，竟然被这一句话奇迹般地搬开了。
他强压住内心的激动，当即拍案而起：“次宸兄，请转告介公，这件事我傅作义一定办到！绝不食言！我现在就安排！”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奇怪的请求？为什么蒋介石在丢掉半壁江山时，还要特意派专机来讨要这个“面子”？
又为什么这个看似是保全蒋介石尊严的条件，在傅作义看来，竟然是给他最好的礼物？
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