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位教师自称认识毛主席，要求政府安排工作，中央下令：对其秘密逮捕

“把这个人给我秘密抓起来。”
1949年冬天，一道来自北京的急电传到了江西省委，电报上的内容字少事大，透着一股肃杀之气。
被点名要抓的，既不是什么潜伏的特务头子，也不是占山为王的土匪恶霸，而是一个在万安县中学教书的英语老师，看着文质彬彬的，平时见人还挺客气。
但这人不久前干了一件挺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他主动跑到刚成立的人民政府，拍着胸脯说自己是老红军，当年跟毛主席、方志敏都熟得很，要求组织给他安排个一官半职。
大家都以为他是想进步想疯了，结果档案一查，这人的来头大得吓人，但他那张文人面皮底下藏着的事儿，更吓人。

01

这事儿得从1949年8月说起，那时候江西万安县刚解放，满大街都是庆祝的红旗。
县城里有个叫曾洪易的中学老师，看着解放军进城，心里那叫一个激动。但他这个激动，跟老百姓那种翻身做主的感觉不太一样，他是在打自己的小算盘。
曾洪易在学校里教英语和历史，平时也是一副见过大世面的样子。解放军一来，他觉得自己机会来了，开始在同事朋友面前显摆，说自己早在1924年就入党了，是正儿八经的老资格，还在苏区当过大官。
周围人听得一愣一愣的，心想这曾老师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没想到还是个隐藏的大神？
在一片恭维声中，曾洪易有点飘了。等到万安县人民政府挂牌办公，他也没多想，整了整衣领就找上门去了。

见到了县里的领导，曾洪易那叫一个自信，把自己的履历表往桌上一摆。好家伙，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团中央宣传部委员、闽浙赣苏区省委书记。这履历要是真的，那确实是元老级别的人物。
曾洪易看着工作人员惊讶的眼神，心里估计正美着呢，他提出了自己的诉求：恢复党籍，给个官当，最好是跟以前级别差不多的。
县里的同志虽然年轻，但办事挺严谨，一看这履历太吓人，也不敢怠慢，赶紧层层上报。这消息一级传一级，最后直接送到了北京。
曾洪易就在家里等啊等，做着当大官的美梦。他心想，现在的干部很多都是当年的老熟人，就算不看僧面看佛面，这工作肯定稳了。
但他唯独忘了一件事，或者说他故意假装忘了——组织上不仅记功，也记过，尤其是那种要把牢底坐穿的大过。

02

要说这曾洪易，当年确实是个人物，起跑线比一般人高出好几截。
1905年出生在江西万安一个富裕家庭，从小不愁吃穿，接受的是最好的教育。二十年代初那会儿，能接触到革命思想的都是凤毛麟角，他1924年就入党了，这资历放在哪都是金字招牌。
1925年，组织上看他是棵好苗子，把他送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那时候能去苏联镀金，就跟现在考上清华北大差不多，回来那就是要把大任交给你这号人的。
1929年回国后，曾洪易确实风光无限，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到了1931年，更是作为“中央代表”去了赣东北苏区。那时候他才二十多岁，手握大权，指点江山，那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但人这东西，顺风顺水的时候看不出成色，一遇到逆风局，是人是鬼就全露出来了。
1934年，局势变了。国民党的围剿越来越紧，日本人在北边也打进来了。中央决定派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这可是一项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任务。
曾洪易作为随军的中央代表，跟着大部队出发了。按理说，你是领导，关键时刻得稳住军心吧？可曾洪易倒好，一听到敌机的轰鸣声，腿肚子就转筋，吓得脸色煞白。
在部队开会的时候，别的指战员都在研究怎么突围、怎么打胜仗，曾洪易却在旁边泼冷水。他也不明说投降，就是整天唠叨这仗没法打、咱们都要完蛋之类的话。这种负能量在军中那是大忌，比敌人更可怕。
当时的红十军团领导人方志敏那是出了名的硬骨头，一看曾洪易这副软蛋样，气就不打一处来。方志敏直接给中央发电报，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曾洪易的动摇和畏战。
中央也没惯着他，很快回电，把他调离了主力部队，让他留在地方苏区工作。这其实是给他留了面子，也是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可曾洪易呢？他不但没觉得羞愧，反而觉得是方志敏在整他。回到了闽浙赣苏区后，他彻底放飞自我了。那时候第五次反围剿形势严峻，大家都在拼命，曾洪易作为省委书记，却整天想着怎么跑路。
他甚至私自给中央发电报，建议放弃苏区。这在当时那就是扰乱军心的大罪。方志敏知道后，那是真急了，再次严肃批评了他，最后经中央批准，直接把他撤职查办。
这下曾洪易彻底没咒念了。不久后苏区失守，大家都忙着突围、打游击，曾洪易却趁乱溜了。他没想着去找大部队，而是一路辗转逃到了上海。
这时候的他，已经从一个革命的高级干部，变成了一个为了活命可以抛弃一切的逃兵。

03

到了上海，曾洪易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惨。
那时候上海滩虽然繁华，但那是对于有钱人说的。曾洪易一没组织关系，二没经济来源，很快就陷入了绝境。
为了吃饭，他不得不厚着脸皮给老家的哥哥写信要钱。家里给他寄了20块大洋，这才让他勉强吃上了几顿饱饭。
就在他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在上海乱撞的时候，命运给他开了一个恶意的玩笑，或者说是给他送来了一块试金石。
他碰到了老同学王立生。
这个王立生以前也是党内的人，但早就叛变了，这时候已经是国民党的特务。王立生一看曾洪易这副落魄样，眼珠子一转，就知道机会来了。
王立生没有一上来就喊打喊杀，而是摆出一副老同学叙旧的架势，请曾洪易吃饭，还塞给他钱花。对于此时穷困潦倒的曾洪易来说，这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王立生看火候差不多了，就开始给他洗脑：“你看你现在混得，连饭都吃不上，那边肯定早把你忘了。不如跟我干吧，保你吃香喝辣。”
曾洪易心里其实也犯嘀咕，他知道这一步迈出去，那就是万劫不复。但国民党当时在江西抓人抓得紧，他又怕死，又受不了穷日子。
在生存和信仰之间，曾洪易并没有纠结太久。他选择了前者。
1935年5月，曾洪易跟着王立生去了南京。在那个看似普通的留俄同学招待所里，曾洪易拿起笔，在一份登记表上写下了那几个字：“信仰三民主义”。
这一笔下去，那个曾经在红旗下宣誓的热血青年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为了20块大洋就能出卖灵魂的叛徒。
国民党给他开的价码是每个月20大洋。就为了这点钱，曾洪易把自己前半生的奋斗和荣誉，全部贱卖了。
更讽刺的是，国民党那边也不是傻子，他们要榨干曾洪易的剩余价值。没过多久，曾洪易就被安排去特务训练班当教官。
教什么呢？教怎么对付红军的游击战术。
这就好比一个小偷，把自家大门的钥匙交给了强盗，还手把手教强盗怎么撬锁。曾洪易把自己在红军学到的、用到的一切经验，全都倒给了敌人，用来屠杀自己曾经的战友。
这种背叛，比单纯的投降更让人恶心。

04

当了叛徒之后，曾洪易的日子过得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舒坦。
他在国民党那边混了几年，也就是个边缘人物。抗战爆发后，苏联派飞行员来支援中国打日本鬼子。因为语言不通，国民党急需俄语翻译。
这时候，曾洪易那个留苏的背景又派上用场了。他摇身一变，成了空军翻译。看着那些苏联飞行员，不知道曾洪易心里会不会想起当年在莫斯科留学的日子，会不会想起那些曾经一起宣誓的同学。
但这人早就麻木了。后来他又去当了编辑，反正就是哪里有饭吃就往哪里钻。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眼看就要垮台。曾洪易也知道自己在那边混不出什么名堂了，索性带着老婆回了老家万安。
回了老家，他的日子也不好过。那个年代，谁家都不富裕。他老婆一看这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也没什么指望，直接卷铺盖走人了。
曾洪易成了孤家寡人，为了糊口，只好去中学当老师。
在学校里，他就是个教书匠。如果没有后来那档子事，他可能就这么老死在万安，顶多也就是个有着“复杂历史背景”的普通人。
但他偏偏不甘心。
1949年，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曾洪易看着变了的天，心思又活泛起来了。
他开始琢磨：当年知道我叛变的人，死的死，散的散，方志敏也早就牺牲了。现在的档案又不联网，谁知道我在南京干过什么？
在他看来，自己那段“光荣”的历史是实打实的，至于中间那段“黑历史”，只要自己不说，组织上肯定不知道。
这就像个赌徒，手里明明是一把烂牌，却非要赌庄家没看清，想诈一把大的。
他不仅想恢复名誉，还想当官，想把过去失去的那些荣华富贵都拿回来。这种心理，说白了就是极度的自私和侥幸。
他以为组织是开善堂的，只要你回来，既往不咎；他以为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想怎么涂怎么涂。
可惜，他打错算盘了。

05

中央接到江西省委的报告后，反应那叫一个快。
对于这种级别的大叛徒，组织上从来没有忘记过。虽然时隔多年，但曾洪易的那些烂事，每一笔都在账上记着呢。
“秘密逮捕”这四个字，就是对他这种投机分子的最终裁决。
但抓人也是个技术活。曾洪易毕竟在当地教书，要是大张旗鼓地去学校抓人，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也可能惊动其他还没挖出来的特务。
江西省委把任务交给了吉安地委，地委的同志们使了一招“调虎离山”。
1949年12月，吉安地委派人找到曾洪易，那一脸的笑容，别提多亲切了：“曾老师啊，省里领导看了你的材料，非常重视。现在正好缺个俄文教员，想请你去吉安工作，省主席还要亲自接见你呢。”
曾洪易一听，乐得鼻涕泡都快出来了。他心想：看吧，我就说我是个人才，组织上果然还是念旧情的，这好日子终于要来了。
他二话没说，收拾行李就跟着去了吉安。到了吉安，组织部领导还专门找他谈话，问寒问暖，了解情况。曾洪易那是知无不言，把自己的革命家史又吹了一遍，当然，叛变那段还是被他自动过滤了。
谈完话，领导说：“省主席在南昌等你呢，你先去南昌吧。”
曾洪易屁颠屁颠地又去了南昌。这一路上，他享受着“贵宾”待遇，心里的防线早就卸得一干二净。他甚至在南昌还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报告，提了三个要求：一是要恢复党籍，给个官做；二是身体不好，想回万安工作；三是实在不行，当个医生也凑合。
这哪是来承认错误的，这分明是来讨价还价的。
直到1950年2月，曾洪易被带上了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看着车窗外飞驰的景色，再看看身边表情严肃的公安人员，曾洪易那颗发热的脑袋终于开始冷却了。
这哪是去北京当官啊，这是去北京算总账的。

06

到了北京，曾洪易被关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但这人也是个奇葩，进了监狱还不安分。他在里面写了一堆材料，不是交代罪行，而是继续在那儿狡辩，甚至还腆着脸向中央要工作。
审讯人员看着他的这些材料，估计都被气笑了。把当年他在南京签字画押的证据，还有当特务教官的记录往桌上一拍，曾洪易这才彻底傻了眼。
原来，他自以为天衣无缝的伪装，在组织眼里就是皇帝的新装，早就被看得一清二楚。
1951年，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做出了判决：死刑。
这个判决，对于曾洪易来说，是迟到了十几年的审判。当年他背叛革命、出卖同志的时候，就该想到会有这一天。
不过，老天爷似乎觉得一颗子弹太便宜他了。
在监狱里，曾洪易因为长期担惊受怕，加上本来身体底子就虚，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那时候医疗条件有限，肺结核基本就是绝症。
1951年11月9日，就在死刑执行命令快要下来的时候，曾洪易在监狱的病床上咽了气。终年46岁。

这曾洪易啊，算计了一辈子。
年轻时候算计前程，去了莫斯科；打仗时候算计性命，当了逃兵；落魄时候算计饭碗，当了叛徒；解放后又算计官位，自投罗网。
他这辈子把聪明都用在了投机钻营上，唯独缺了一样东西：脊梁骨。
方志敏在狱中写下了流芳百世的《可爱的中国》，面对敌人的屠刀宁死不屈，成了民族英雄。
而曾洪易，作为方志敏曾经的战友，却为了区区20块大洋，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笑话。
他在监狱里最后的那段日子，不知道会不会想起当年在井冈山、在瑞金的那些岁月。如果那时候他没有迈出那一步，如果没有被那20块大洋迷了眼，也许他真的能成为开国功臣，受人敬仰。
但历史没有如果不如果。
曾洪易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一个道理：
有些路，一旦走错了，就永远回不了头。你以为躲过了初一，其实十五早在前面等着你了。
那20块大洋买不来一条命，只买来了一个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