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四个都来了，怎么没把轿子抬来？”1940年，毛主席一句话让四个干部冷汗直流

01

“主席，我们是专门来接您的！”

1940年的秋天，延安的一条满是黄土的小道上，四个年轻干部气喘吁吁地站定，满脸堆笑地看着面前那个身材高大的人。

谁也没想到，这位穿着打补丁衣服的最高领导人，磕了磕烟斗里的灰，眯着眼睛扔过来一句话：“接我？那怎么没把八抬大轿抬来？”

一句话，让四个年轻人的笑容僵在了脸上，这哪是接人啊，这分明是“撞枪口”上了，但这背后的事儿，可比这尴尬场面有意思多了。

02

这事儿吧，还得从那个特殊的年份说起。

一九四〇年，那是个什么光景？说白了就是苦，真苦。国民党那边搞封锁，胡宗南几十万大军把陕甘宁边区围得跟铁桶似的，恨不得连只苍蝇飞进去都得查查公母。那时候延安缺衣少食，老百姓常说“延安有三宝，小米、南瓜、窑洞好”，听着挺顺口，其实就是穷得只剩这几样了。

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马列学院那边接到了通知，说是毛主席要来给学员们作报告。

这消息一出，整个学院都炸了锅。要知道，那时候毛主席住在杨家岭，马列学院在蓝家坪，中间隔着一条延河，还有差不多十里地的黄土路。这路不像现在全是柏油马路，那时候就是那种“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的羊肠小道。

学院的领导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

你想啊，主席每天工作那么忙，还要走这么远的路来讲课，咱们作为下级单位，要是一点表示都没有，是不是太不懂事了？

可问题来了，怎么表示？

那时候延安别说小轿车了，连吉普车都是稀罕物，整个边区统共也没几辆，那都是给朱老总这种上了年纪的老帅，或者接待重要外宾时才舍得用的。马列学院穷得叮当响，别说车了，连匹像样的马都凑不齐。

但这难不倒学院领导，没车没马，咱们有人啊！

于是，领导大手一挥，点了四员大将：校务处处长韩世福、教务处处长邓力群、教育干事安平生、宣传干事马洪。

这四个人哪怕放在现在，那也是妥妥的“精英天团”。特别是邓力群和马洪，后来那都是在经济领域响当当的人物。但在当时，他们就是几个二十多岁、血气方刚的小伙子。

领导把任务交代得很清楚：“你们四个，代表学院去接主席，一定要把心意带到，让主席感受到咱们的热情。”

四个人领了任务，心里既激动又忐忑。激动的是能近距离接触主席，这是多大的荣耀啊；忐忑的是，咱们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去接？这也太寒酸了吧？

03

那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四个人就出发了。

十里地的山路，这四个人走得那叫一个急。虽然嘴上没说，但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主席昨晚肯定又熬夜处理公文了，这会儿说不定刚起，咱们早点去，哪怕在门口站会儿，也别让主席等着咱们。

走在路上，大家还在有一搭没一搭地商量着待会儿见了主席怎么说话。

韩世福一边走一边整理风纪扣，问了句：“待会儿见了主席，咱们是先敬礼，还是先握手？”

邓力群想了想说：“先敬礼吧，正规点。”

这几个人正一边走一边在脑子里“彩排”呢，谁能想到，这剧本早就被主席给改了。

刚走到半道上，大概离杨家岭还有一半路程的时候，前面黄土坡上转出来一个人。

那人身材高大，背着手，走起路来虎虎生风。离得近了，能看清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膝盖那儿还能隐约看见补丁的针脚，脚上是一双沾满黄土的旧布鞋，手里还夹着支烟。

四个人定睛一看，全都愣住了，脚下的步子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

这不就是毛主席吗？

没有警卫员前呼后拥，没有骑马，更没有什么专车，就是一个人，两条腿，在满是尘土的路上大步流星地走着。

这画面，跟咱们印象里的“大官出行”太不一样了。你想想国民党那边是啥阵仗？别说蒋介石了，就是一个县长出门，那也是轿子抬着，马骑着，前头还得有几个兵吆喝着净街。可咱们这位掌管着几十万大军的领袖呢？就像个下地干活的老农一样，自在得很。

04

四个人回过神来，赶紧迎上去，气喘吁吁地跑到主席面前，啪地立正敬礼。

四人齐声喊道：“主席好！”

毛主席停下脚步，看了看这四个满头大汗的年轻人，脸上露出了那标志性的笑容。他先是上下打量了一下他们，眼神里闪过一丝狡黠的光，并没有急着说话，而是慢悠悠地吸了一口烟。

毛主席笑着问道：“你们四个，这是要去哪呀？”

邓力群赶紧上前一步，身板挺得笔直。

邓力群汇报道：“主席，学院领导怕您太辛苦，也怕您忙忘了，特意派我们四个来接您去讲课！”

听到这话，毛主席乐了。他磕了磕烟灰，指了指他们四个，又指了指这条空荡荡的山路，突然抛出了那个让四个人终身难忘的“神回复”。

毛主席眉毛一挑，说道：“接我？你们四个人来接我，那怎么没把轿子抬来呀？”

这一句话出来，就像是个炸雷，把四个人炸懵了。

轿子？啥轿子？延安这穷乡僻壤的，哪来的轿子？再说了，共产党人也不兴坐轿子啊！

看着四个人面面相觑、一脸不知所措的样子，毛主席接着说了下去，语气里带着几分调侃，但更多的是一种让人听了脸红的严肃。

毛主席说道：“一个人作报告，要四个人来接，这要不得！既然来了四个人，那应该抬个轿子嘛！咱们也不要小轿子，要那种八抬大轿！下回你们回去跟领导说，再加四个人，凑够八个，来个八抬大轿来接我，前面还得有鸣锣开道的，后面还得有摇旗呐喊的，那样多威风，多体面，你们说好不好啊？”

05

这下子，四个人算是彻底听明白了。

这哪里是想要坐轿子啊，这分明是在批评他们搞形式主义，在批评那种“官老爷”的做派！

韩世福的脸刷地一下就红到了脖子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本来想着是来表示尊敬的，结果这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还被主席这么幽默地“损”了一顿。

空气瞬间安静了几秒，只剩下风吹过黄土坡的声音。

毛主席看着这几个尴尬得手足无措的年轻人，收起了玩笑的语气，变得语重心长起来。

毛主席指着脚下的路说：“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那是旧社会的做派！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是要革皇帝和官僚的命的！如果我们也学他们那一套，那我们还是共产党吗？”

这番话，说得不重，但分量极重。

在那个年代，国民党的官员是什么样？在西安，那些大员们出门要有车，吃饭要有局，办事要收礼。抗战打得那么艰苦，前方将士流血牺牲，后方的国民党大员们却在忙着“五子登科”——抢位子、搂票子、搞房子、玩女子、顾面子。

有个著名的例子，爱国华侨陈嘉庚去重庆和延安考察。在重庆，国民党花天酒地招待他，一顿饭要花掉几百大洋，看得陈嘉庚直皱眉头；到了延安，毛主席请他吃饭，就在窑洞外面的石桌上，吃的是自家种的豆角、白菜，最“硬”的一道菜，还是邻居大娘送的一只鸡。

陈嘉庚吃完这两顿饭，心里就有了底，回去就说了一句话：“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此刻，毛主席站在黄土坡上，看着远方，说出了那个著名的论断。

毛主席说道：“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不过十里八里路。咱们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雪山草地都过来了，这几步路算得了什么？我毛泽东虽然年纪大了点，但腿脚还利索，不需要接接送送！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这就叫延安作风。我们要用这种延安作风，去打败国民党的西安作风！”

06

这四个年轻人听得心服口服，刚才那点尴尬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心里只剩下敬佩。

这哪是去接人啊，这分明是上了一堂生动的现场课。这堂课没有课本，没有黑板，就在这尘土飞扬的黄土路上，却比任何书本上的理论都要深刻。

随后，四个人就跟在毛主席身后，像是学生跟着老师一样，向着马列学院走去。

路上，毛主席也没闲着，问了问学院的情况，问了问学员们的学习状态，就像是家里的长辈关心晚辈一样，一点架子都没有。

到了马列学院，毛主席没有休息，直接就开始了演讲。

那天的报告，主要是讲抗战形势的。毛主席站在简陋的讲台上，连个麦克风都没有，全靠嗓子喊，但他讲得那是真精彩，把复杂的局势分析得头头是道，台下的学员们听得如痴如醉，时不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这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等到报告结束，已经是中午了。

学院领导早就安排食堂准备了午饭。虽然延安条件艰苦，但为了招待主席，大师傅还是想方设法凑了几个好菜，甚至可能还杀了一只鸡，这在当时绝对算是“国宴”级别的待遇了。

报告一结束，学院领导就热情地走了上去。

领导说道：“主席，讲了这么久，辛苦了，吃了饭再走吧，大师傅都准备好了。”

你们猜主席怎么说？

毛主席摆摆手，连连拒绝道：“不吃不吃。我今天是来讲课的，不是来吃饭的。我有饭辙，回杨家岭去吃！”

领导还想挽留，说饭都做好了，不吃就浪费了。

毛主席态度很坚决，他说道：“现在的粮食多金贵啊，留给学员们吃吧，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还要学习打仗，比我更需要营养。我回去吃，家里那碗小米粥还给我留着呢。”

说完，毛主席把帽子一戴，又是一个人，沿着来时的那条黄土路，大步流星地走了回去。

看着主席远去的背影，那个有些消瘦但在风中挺得笔直的身影，马列学院的师生们心里五味杂陈。

那四个去接主席的年轻人，此刻心里除了敬佩，更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他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共产党能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生存下来，为什么那么多热血青年愿意放弃大城市的优越生活投奔延安。

因为这里有一种力量，一种看不见但摸得着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靠八抬大轿抬出来的，不是靠前呼后拥捧出来的，而是靠脚踏实地走出来的，是靠和老百姓同甘共苦换来的。

07

这事儿过去这么多年了，再回头看，真得感慨历史的公正。

当年的国民党官员，坐着美式吉普车，坐着滑竿轿子，讲究排场，讲究面子，最后呢？被那群推着独轮车的老百姓，给赶到了海岛上，惶惶不可终日。

而那个穿着打补丁衣服、走着路去讲课的毛泽东，带着他的队伍，用那双走过雪山草地的脚，一步一步走进了北京城，走上了天安门。

这不仅仅是走路和坐车的区别，这是两种信仰的较量，是两种“作风”的决战。

你说，要是当年咱们的干部也讲究个“八抬大轿”，也讲究个迎来送往，那历史的结局，还会是今天这样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早就写在那条十里长的黄土道上了，写在那个拒绝了午饭、独自走回去的背影里了。

“这八抬大轿啊，我看还是留给愿意坐的人坐去吧，咱们共产党人，有腿！”

1949年，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时候，那些曾经嘲笑延安“土包子”的人，早就不知道跑到哪个角落里去了。

这大概就是给那些讲究排场的人，最响亮的一记耳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