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翰烈士之女因没钱上不起学，毛主席了解后批复：北京农大可收

1949年深秋，北风已经带着寒意。北京城里的许多机关，都在忙着接收从各地推荐来的青年学生。就在同一时间，一份关于“烈士遗孤”的情况，被送到了中央领导案头，上面写着一个名字——夏芸。

有意思的是，这个名字背后，牵着的人和往事，并不普通。顺着时间往回看二十多年，可以看到一个年轻的革命者在血雨腥风中奔走，也能看到一位女子独自拉扯幼女，在战火与贫困之间艰难求生。等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段被时代冲散的亲情和牵挂，才重新被人想起，并以另一种方式被接住。

时代变了，人还在。烈士的女儿，因为交不起学费面临辍学，老一辈革命家的念想并没有忘记她。毛泽东在批示中写下“可收”二字，看似寥寥几笔，却把此前那条坎坷的人生路，推向了一个新的拐点。

一、1926年的婚姻与分别

1926年，北伐战争正酣，长沙城里却还有几分喜气。农历九月初四这天，出身贫苦的湘绣女工郑家钧，嫁给了时任湖南地方党组织骨干的夏明翰。婚礼并不奢华，来的人却分量不轻，何叔衡、李维汉等同志都到场祝贺。

当时有人写了副对联挂在帐帘两边：“世上唯有家钧好，天下只有明翰强。”这副对联看着俏皮，其实很贴切。当时的夏明翰，性子直、胆子大，一说起妻子，总爱挂在嘴边一句“家钧好”。朋友们熟悉他们的感情，索性用这样半开玩笑的方式，送上祝福。

气氛热闹归热闹，政治形势却在暗中翻涌。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人。长沙街头不久就贴满通缉布告，其中就有夏明翰的名字。家里本来平静的日子，被撕得粉碎。

那段时间，郑家钧看着丈夫弟妹先后在起义中牺牲，心里揪成一团。一次，夏明翰乔装成商人准备外出活动，她忍不住反复叮嘱：“外头查得这么紧，你可千万别大意。”夏明翰停下脚步，半开玩笑地问：“怎么，又怕了？”她摇头，眼眶一下就红了：“怕倒谈不上，就是想起弟弟妹妹，心里总不安。要是你再出点什么事……”

话没说完，人已经哽咽。夏明翰掏出手绢，慢慢替她擦去眼泪，说话时语气很平静：“大石压草草不死，抽刀斩水水更流。一个人倒下，会有千百个人站起来。不干完该做的事，对不起那些先走的同志。”这几句，说得笃定，也带着他那个年代共产党人共有的那种刚烈。

就在这一年，郑家钧生下一个女儿。夏明翰给孩子取名“赤云”，后来改名夏芸。名字里带着一种带颜色的理想，也带着父母对未来的希冀。遗憾的是，一家三口团聚的时间并不长。1928年初，党组织安排夏明翰赴武汉，参与湖北省委的领导工作。

那天出发时，天上正飘着大雪。郑家钧挽着他的胳膊，一路跟到郊外一棵老松树下。雪花落在肩上，她伸手替他理好围巾。夏明翰劝她：“风雪这么大，你身体又弱，就送到这里吧。好好照看孩子，比什么都重要。”她只是点头，却没有多说话。谁都没有料到，这一次转身，竟成了永别。

同年春天，夏明翰在汉口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写下那句流传甚广的话：“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1928年3月，他英勇就义，年仅28岁。一边是血染刑场，一边是长沙小屋里抱着幼女的年轻母亲，这种撕裂感，放在今天想起，仍然让人心里发紧。

二、烈士遗孤的艰难成长

1928年之后，郑家钧没有多少时间沉浸在悲恸里。现实来得很快：要带着烈士的女儿活下去，而且还得让孩子像样地长大。这是一种看不见的重担，却每日都压在肩头。

有人劝她改嫁，说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过日子太苦。她干脆利落地回绝了。既不愿连累他人，也不想在烈士英名背后添任何闲话。作出这个选择，她心里其实很清楚，从此注定是和孤寂疲惫打交道。

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踪，她带着女儿辗转来到上海。那时的上海，表面上霓虹闪烁，底下却暗藏杀机。为了不暴露身份，她干的多是辛苦活、零碎活。有人回忆，她为了接送女儿四处躲避，有时会骑着三轮车，带着孩子在弄堂里穿来穿去，一路小心翼翼。

生活异常艰难，学费照样要交。她几乎把每天的时间切割得一干二净：白天打工，夜里干针线活，除了躺下睡觉，很少有空闲。为了孩子读书，她咬着牙也要咬过去。不得不说，这种苦撑，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沦陷，整个城市笼罩在战争阴影下。租界内外炮声不断，物价飞涨，谋生更加艰难。母女俩被迫离开上海，辗转回到长沙。一路颠簸，也一路紧张，生怕身份暴露。

回到湖南之后，地方党组织其实一直牵挂着烈士家属。相关同志找到郑家钧，提出可以在生活上给予一定照顾，希望减轻她的负担。她思量之后，还是摇头谢绝。理由很简单：很多同志、烈属都在艰难过日子，不想给组织添麻烦。这种倔强，看着有点让人着急，却也符合她一贯的脾气。

时间推到抗战结束前后，母女的生活仍旧紧巴。夏芸到了应该专心读书的年纪，却因为家庭经济状况，时常面临辍学边缘。有一次，老战友李维汉等人专程前来探望，看见简陋的居住环境和辍学在家的孩子，心里不是滋味。当场就表示，可以想办法解决学费问题。

郑家钧还是那句话：“组织有更多困难的同志要照顾，我们自己再想想办法。”李维汉再劝，也只能尊重她的坚持。这个场景，既让人钦佩，又让人心酸。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百废待兴，工作千头万绪。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夏明翰烈士家属的情况，再次被提起。李维汉把夏芸辍学的问题，详细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也谈到了郑家钧多年来不肯给组织添麻烦的情况。

毛泽东与夏明翰相识于1920年前后。那时，他们一起在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后来又在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并肩工作，参加秋收起义。得知这位老战友的女儿因为学费问题上不起学，他看完材料，当即批示：北京农业大学可以接收。

这四个字，在当时的夏芸看来，无疑是一条从困境通向希望的道路。很快，她如愿进入北京农大学习，终于能安安稳稳坐在教室里，拿起课本，而不是被生活一点点推离课堂。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机会背后，没有任何“抬举烈士后代”的特殊安排，而是对一个曾经流离失所的孩子，给出一条公平前行的路。

三、几十年不改的入党心愿

进入北京农大后，夏芸的生活总算安定了许多。新中国刚刚成立，校园气氛昂扬向上，青年学生对未来充满期待。受父亲影响，她对“共产党人”这个称呼，有着近乎本能的向往。入学不到一年，她就郑重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她在申请书中写明自己烈士子女的身份，也写了多年来颠沛生活的经历，更表达了想要走上父亲道路的愿望。那种情感，不难理解。在她心里，父亲的形象一直停留在28岁的年纪，带着英勇和年轻。她希望用自己的选择，与这份记忆接续起来。

事情并没有一帆风顺。组织上在审查她的经历时发现，夏芸在高中时期，曾因环境所迫，集体加入过“三青团”。这是当年国民党政权控制学校时常见的情形，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环境下，这段经历必须要认真对待。

很快，党组织给出了明确意见：暂时不能吸收她入党。这个结果，对一个怀揣强烈愿望的青年人来说，打击不小。据回忆，她听到通知后，沉默了好一阵子，只轻声说了一句：“是我自己还不够好，以后慢慢做给组织看吧。”这句话，既有自责，也有一种不愿放弃的固执。

毕业前的实习安排，让她有机会接触到更广阔的社会。她被分配到江西革命老区锻炼，深入农村，做农业和地方工作的实际调研。在这里，她遇到了后来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人——南下干部张景禄。

张景禄曾参加解放战争，后随大军南下，在地方工作岗位上摸爬滚打。他身上那种经历战火后留下的沉静和朴实，很容易让人产生信任。在工作和交往中，两人逐渐走近。毕业后，夏芸选择来到他的工作地，组建家庭，也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旅程。

从1954年起，国家机构调整频繁，地方工作也时常变动。张景禄的岗位几经调动，夫妻两人便随之辗转多个单位，工作内容时有变化，生活节奏也不算安稳。换了地方，换了环境，有一点她却从未松动——每到一个单位，都会再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

有的同志不免好奇，问她：“以你的出身和经历，其实不用这么着急。”她只是笑了笑，说：“该做的事，总得做完。”话说得轻，心思却很重。

命运在这时忽然拐了个弯。反右斗争中，张景禄被错误地划为“右派”。从干部到“问题分子”，从领导岗位到被下放到中学教书，转变来得很突然，也很刺痛人。工资待遇下降，社会评价一落千丈，这对一家人来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考验。

有人劝她：“你父亲是烈士，又是老领导关心的对象，完全可以提出申诉，甚至另谋出路。”她摇头，并没有借烈士后代的身份去讨任何特殊照顾。她把更多精力放在教书育人和照顾家庭上，生活虽然紧张，却没有失控。

更难得的是，在这段不平凡的岁月里，她并没有放弃对党组织的信任。虽然入党心愿一次次被搁置，但对她来说，这是一件需要时间证明的事，而不是一桩讨价还价的交易。不得不说，这样的坚持，在当时的环境下，格外不容易。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思想路线逐渐拨乱反正。一阵政策春风吹来，许多冤假错案开始得到纠正。张景禄的“右派”问题也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后来被任命为九江地区行署副专员。这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扭转，也是那个时代整个社会氛围变迁的缩影。

此时的夏芸，已经是年过五十的人。按常理说，很多人到了这个年龄，会逐渐从单位中心退到家庭后方，对未来的要求也不再那么强烈。但她心里那件没完成的事，一直没有放下。等到组织处理完平反工作，她又一次郑重递交入党申请书。

这一回，时间与条件都发生了变化。她在教育岗位上多年兢兢业业，群众基础扎实，对党的认识也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加深。经过党组织的考察，1982年，她终于被正式吸收入党。距离她第一次递交申请，已经过去三十多年。

有人替她算过这笔时间账，难免感慨。她自己倒并不多言，只是平静地继续原先的节奏，把入党当成一份责任，而不是一个终点。烈士的女儿，至此才真正以党员的身份，站在父亲曾经选择的道路上。

四、一生不提要求的烈士后代

按照普通人的想法，作为著名烈士的后代，在生活和工作中提一点合理要求，似乎也不算过分。但从青年到老年，夏芸很少主动开口求组织什么“照顾”。这点，许多同事都记得很清楚。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烈属有一系列优抚政策，一些地方还会在住房、医疗、子女安排上给予适当照顾。她要是愿意，完全可以借这个身份替生活减轻一些压力。偏偏她自觉地把这些可能的便利放在身后，把岗位职责摆在前面。

在中学任教时，条件并不宽裕，教学设备简陋，工作任务却一点不少。她既要备课上课，又要顾家照料老人小孩，日子按今天的话说，就是“转不开身”。即便如此，她也没拿“烈士之女”的名头去和人争什么轻闲岗位，反而习惯把自己丢在最平常的位置上。

年纪渐渐大了，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单位照政策安排她办理退休。按手续办完以后，校领导感到师资紧张，人手不足，想请她回来帮忙上课。按理讲，这时候完全可以一推了之，毕竟她已经干了一辈子，到休息的时候了。

她考虑了一下，只问了一个问题：“学生够不够老师带？”得知确实紧张，她点点头，说：“那就再干几年吧。”这一干，就是又多教了四年。工资不涨，补贴不提，她也没提任何报酬问题，就像往常一样备课、上课、批改作业，把课堂视作再自然不过的阵地。

身边年轻老师曾好奇地问她：“你图什么呢？”她只是笑笑，说：“能站得动，就多站站。”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其实折射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个人能做点什么，就不要推给别人。烈士的后代，并没有把自己的出身当成享受特殊待遇的理由，反而更愿意把它当成一种鞭策。

从更长的时间轴看，她的人生经历和许多同代人有某种共通之处：经历战争，经历政治风浪，经历生活重负，也经历政策转折。不同之处在于，她的名字背后，还站着一位28岁牺牲的烈士父亲。许多人提起夏明翰，想到的是那句掷地有声的豪言；而提到夏芸，想到的则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低调。

值得一提的是，在漫长岁月里，社会上对烈士后代难免会有一些误解，有的夸大其便利，有的则对他们的真实生活缺乏了解。夏芸的经历，恰恰提供了一个极为朴素的样本：既不借荣誉铺路，也不拿家世做资本，只是把烈士留下的精神，具体落实到“好好上学”“踏实工作”这类看似普通的事情上。

从1926年那场简朴的婚礼，到1928年的刑场，从上海弄堂里的三轮车，到北京农大的课堂，再到江西九江一所中学普通的讲台，一家三代人的轨迹，被一条隐形的线串在一起。这条线的起点，是一个年轻共产党人在枪口下的选择；延长线，则落在女儿一生不多言、不多求的背影上。

当年毛泽东在批示中写下“北京农大可收”时，或许很难预料后面的故事会这样展开。但那次决定，让一个曾经差点被生活压垮的烈士遗孤重新走进校园，也让她有机会把父辈的理想，化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职业生涯。没有什么宏大的口号，只有几十年不懈的教学、不停歇的申请入党、不提要求的安静人生。

很多年后，提起自己走过的路，夏芸说得不多，只把“父亲的遗志”和“应该做的事”这两点放在一起。对于外界把她与“烈士后代”这个标签联系在一起，她既不刻意强调，也不刻意回避，只是用一辈子的平实生活，让这个称呼不至于空在纸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