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张清荣》词条。
1957年12月17日，晨雾尚未散去的福建沿海，发生了一起震惊两岸的叛逃事件。福州军区高炮第63师副师长张清荣，怀揣着对荣华富贵的狂热幻想，抛弃了信仰与战友，孤注一掷地驾船投奔了海峡对岸。
彼时的国民党当局为了千金买骨，给足了这位“义士”排面：五百两黄金的巨额赏赐，还有一位温婉动人的“妻子”相伴左右。
鲜花、掌声、镁光灯，张清荣似乎真的博到了他想要的一切。然而，命运的馈赠早已暗中标好了昂贵的筹码。他做梦也没想到，这场看似完美的交易，实则是通向鬼门关的单程票。
仅仅不到一年，那位风光无限的“张义士”便沦为了阶下囚，最终以“精神病”为由惨遭枪决，暴尸荒野。
01
一九五七年的冬至还没到，闽南的海风就已经刮得像刀子一样硬。那是一种带着咸腥味、湿漉漉的冷，能顺着领口直往骨头缝里钻。
早晨六点，天色晦暗如墨。福建沿海某高炮师的驻地里，雾气像一床发霉的棉被，死死捂着营房和工事。探照灯昏黄的光柱在雾里费力地搅动，偶尔扫过那些被雨布蒙着的苏制高射炮，轮廓森然，像一群蹲伏的铁兽。
张清荣站在吉普车旁，皮手套捏着半截没抽完的“飞马”牌香烟。红色的烟头在风里忽明忽暗，映照出他那张此时看来格外阴沉的脸。作为福州军区高炮第63师的副师长，他身上的呢子大衣熨帖笔挺，武装带勒得一丝不苟，但这身行头压不住他眼底那一抹焦灼的血丝。
“首长，船联系好了。”司机小王是个刚入伍不久的愣头青，压低了声音，语气里透着股子紧张，“是当地渔民的，说是出海收网。”
张清荣没看他，把烟蒂扔在脚下，用黑皮靴狠狠碾灭，直到连最后一点火星子都被碾进了烂泥里。
“走。”他只吐出一个字，声音嘶哑，像是嗓子里含着把沙。
吉普车在泥泞的沿海公路上颠簸，车窗外的景物飞速后退，那些熟悉的碉堡、哨所、标语，此刻在他眼里都变成了一种即将被抛弃的过去式。他摸了摸怀里的公文包，那里没有作战地图，也没有机密文件，只有一把上了膛的勃朗宁手枪，和一张早就画好的逃跑路线图。
这几年，他在仕途上走得并不顺。那场运动的风声越来越紧，周围同僚看他的眼神里多了些不明意味的审视。他是聪明人，也是个极度利己的人。在体制的夹缝里钻营了半辈子，他太清楚那种“山雨欲来”的味道了。
与其等着被人当成靶子立起来打，不如搏一把大的。海峡对面那个声音，每晚都在收音机的杂波里许诺：黄金、美女、高官厚禄。
那是一种带着腐烂甜味的诱惑。
车停在了一处偏僻的岙口，一艘并不起眼的木壳渔船正随着海浪起伏，桅杆上的风灯摇摇晃晃。几个渔民缩在船头，看着岸上走下来的军官，眼神畏缩。
张清荣大步跨上栈桥，脚下的木板发出吱呀的惨叫。他回头看了一眼跟在身后的小王，手不自觉地按在了腰间的枪套上。
“你回去吧，就说我去前沿视察阵地了。”张清荣冷冷地吩咐。
“首长，这……这不合规定，不用我跟着？”小王有些迟疑。
“执行命令！”张清荣骤然提高了音量，眼神如鹰隼般锐利，那是多年上位者积淀下来的威压。
小王打了个激灵，立正敬礼：“是！”
看着吉普车的尾灯消失在迷雾中，张清荣才转身跳上了船。他没有废话，直接拔出枪，黑洞洞的枪口指着那个领头的船老大：“开船，去金门。”
船老大吓得腿一软，差点跪在甲板上：“长官，那是……那是那边的地界啊，去了要掉脑袋的！”
“不去，我现在就让你掉脑袋。”张清荣拉动套筒，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在海风中格外刺耳。
木船发动了，柴油机突突突地冒着黑烟，像是个哮喘的老人，艰难地破开风浪。张清荣站在船头，任凭冰冷的海水溅在脸上。随着距离大陆越来越远，身后那片熟悉的土地逐渐模糊成一条黑线，他的心跳开始剧烈加速。这不是恐惧，而是一种赌徒即将揭开底牌时的亢奋。
海峡中线，波涛汹涌。这里是真正的生死场。国共双方的炮火常年在这里交织，水底下不知埋了多少冤魂。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远处金门岛的轮廓逐渐清晰。那岛屿像一只潜伏的巨龟，背上插满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停船！举手！”
对面的一艘巡逻艇像鲨鱼一样冲了过来，高音喇叭里传出带着闽南口音的喊话，机关炮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这艘破旧的渔船。
张清荣深吸一口气，将手枪扔进海里，然后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块白手帕，高高举过头顶。他挺直了腰杆，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前来谈判的将军，而不是一个落魄的逃兵。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高炮第63师副师长张清荣！”他对着海风大声吼道，声音里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决绝，“我要见你们的长官！”
巡逻艇上的国民党水兵显然被这个名头震住了，一阵慌乱的请示汇报后，几支冲锋枪对准了他，随后是一根缆绳抛了过来。
当张清荣踏上金门岛的那一刻，他感到脚下的土地是坚硬的，也是陌生的。一群穿着美式军服的国民党军官围了上来，脸上带着惊疑不定又暗藏狂喜的神情。
一个上校走上前，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张副师长？稀客啊。不管真假，既然来了，就是那边的‘起义义士’。不过嘛，咱们得先走个程序。”
张清荣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两个人一左一右夹住，推进了一辆吉普车。他透过车窗看着外面那些标语——“反攻大陆”、“消灭共匪”，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荒谬感。
车子一路疾驰，直奔金门防卫司令部。张清荣闭上眼，在心里盘算着接下来的说辞。他必须证明自己的价值，不仅仅是为了那五百两黄金，更是为了在这狼窝里活下去。
02
台北的冬天不常下雪，但雨水多得让人心烦。那种湿冷并不比福建沿海好受多少，反而多了一股子霉味，像是从这座城市陈旧的下水道里翻涌上来的。
张清荣抵达台北松山机场的那天，场面做得极足。镁光灯像不要钱似的噼里啪啦乱闪，几乎晃瞎了他的眼。一群穿着旗袍的女子捧着鲜花，脸上挂着职业化的甜笑，在这个阴雨天里显得格外不真实。
“欢迎张义士投奔自由！”
巨大的横幅拉在接机口，大喇叭里播放着雄壮的军乐。张清荣被一群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簇拥着，像个被展览的珍稀动物。他努力维持着军人的仪态，脸上挂着僵硬的微笑，向四周挥手致意。但他那双精明的眼睛，却在人群中快速扫视，试图看穿这场盛大欢迎仪式背后的虚实。
他被安排住进了阳明山附近的一栋小洋楼，这里环境清幽，门口有荷枪实弹的宪兵站岗，名为保护，实为监视。
当晚的接风宴上，那个传说中的奖励终于兑现了。
一张铺着红丝绒的托盘被端了上来，上面整整齐齐码着金条。五百两黄金，那是一笔足以让人眩晕的财富。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堆金黄色的金属散发着一种妖异的光泽，足以把任何人的良知和信仰烧成灰烬。
张清荣的手指触碰到金条冰冷的表面，呼吸不由得粗重了几分。他这辈子在枪林弹雨里滚过，在权力场上斗过，但如此赤裸裸的财富摆在面前时，人性的贪婪还是像野草一样疯长。
“张先生，这是总裁特批的奖励，一点心意。”坐在他对面的，是国民党情报局的一位处长，姓李，戴着金丝眼镜，斯文败类样。他端着红酒杯，眼神里藏着针，“只要您配合我们的工作，以后荣华富贵，享之不尽。”
张清荣收回手，端起酒杯抿了一口，掩饰住内心的波澜：“李处长客气了，我既然来了，自然是知无不言。”
“那是最好。”李处长笑了笑，拍了拍手。
侧门的帘子被掀开，一个穿着淡紫色旗袍的女人走了进来。她看起来二十七八岁，身段如柳，面容姣好，尤其是那双眼睛，含着水光，却又透着一股子不易察觉的精明。
“这是陈小姐，总裁特意安排来照顾张先生起居的。”李处长介绍道，语气暧昧，“张先生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有个体己人陪着，我们也放心。”
张清荣看着眼前的女人，心里跟明镜似的。什么照顾起居，分明就是派来监视的特务。这女人身上的脂粉味盖不住那股子训练有素的味道，走路没有声音，目光虽然柔和却时刻保持着警惕。
“那就麻烦陈小姐了。”张清荣站起身，绅士地点了点头。
“能照顾张将军，是我的荣幸。”陈小姐微微欠身，声音软糯，却不带丝毫温度。
接下来的日子，张清荣过上了一种奇怪的生活。白天，他被拉去各个机关、学校做演讲，控诉那边的“暴政”，宣扬这边的“自由”。稿子是情报局早就写好的，他只需要照本宣科，配合着挤出几滴眼泪，再挥舞几下拳头。
台下的掌声热烈而空洞，那些听众看着他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小丑，又像是在看一个神迹。张清荣能感觉到，自己在一点点被掏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在切断退路，也在消磨他作为一个军人的尊严。
晚上回到小洋楼，面对的就是那个叫陈小姐的女人。
陈小姐很尽职，无论是作为“妻子”还是作为特工，她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饭菜总是热的，洗澡水总是温的。在床上，她也表现得足够顺从和热烈，仿佛她真的是因为仰慕这位“义士”才委身于此。
但张清荣从未在她面前真正放松过。
有一次深夜，张清荣假装睡熟，眯着眼看到陈小姐悄悄起身，走到书房，熟练地翻检他的公文包和衣物口袋。月光透过窗帘缝隙洒在她脸上，那张平时温婉的面孔此刻冷若冰霜，眼神里透着审视犯人般的寒意。
张清荣的心沉到了谷底，他明白，那五百两黄金只是诱饵，这栋小洋楼是个精致的笼子，而这个女人，就是那个拿着钥匙的狱卒。
于是，他开始试探。在一次早餐时，他看似随意地提起：“李处长之前说，我有机会在军中谋个职？我想着，自己搞了一辈子高炮，是不是能去防空司令部看看，给弟兄们传授点经验？”
陈小姐正在给他剥鸡蛋，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随即笑道：“老张，你这才来多久，身子骨还没调养好呢。上面也是心疼你，想让你多享享清福。再说了，军务那种事，劳心费神的，哪有在家陪我舒服？”
话虽软，拒绝的意思却硬得像石头。
张清荣嚼着嘴里的鸡蛋，觉得味同嚼蜡。他听懂了潜台词：你就是一个用来展示的吉祥物，至于军队？那是绝对的禁区，你想都别想。
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被欺骗的愤怒在他胸腔里淤积，他看着陈小姐那张涂着精致口红的嘴，突然觉得一阵恶心。
他用命换来的，不是自由，也不是权力，而是一场被人精心编排的戏。而他，不仅要演主角，还得配合着那个监视他的女人，演好这出“夫妻恩爱”的荒唐剧目。
窗外的雨还在下，淅淅沥沥，像是要把这台北城都泡烂了。
张清荣放下筷子，点了一根烟，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逐渐变得阴鸷。
03
蜜月期结束得比张清荣预想的还要快。
仅仅过了三个月，那些镁光灯和鲜花就消失了。报纸上关于“张义士”的版面越来越小，最后缩到了夹缝里。他像是一块被嚼干了甜味的甘蔗渣，虽然还没被吐出来，但已经没人再愿意多看一眼。
那五百两黄金，名义上是他的，实际上被存进了台湾银行的一个指定户头。每次要取用，都得经过层层审批。李处长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淡，到后来甚至连电话都很难打通。
最让张清荣难以忍受的，是这种被圈养的窒息感。
那栋位于阳明山的小洋楼，此刻对他来说，就是一座没有铁窗的监狱。
陈小姐依然每天都在，依然温婉贤惠，但那种监视已经不再遮遮掩掩。凡是张清荣要出门，陈小姐必然寸步不离；凡是有外人来访，陈小姐必然在场端茶倒水，耳朵竖得比兔子还长。
张清荣试图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