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和平”缔造的全球化繁荣，怎样被朱元璋彻底毁尸灭迹｜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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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鹰眼荷鲁斯

蒙古征服的过程中充满了恐怖的屠杀，但建立帝国之后政治却相对宽松，对中东和东欧而言虽比之前有所收紧，但对东亚社会则大幅解绑，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极度繁荣，而可以自由通行的欧亚商路也促进了欧亚各文明极其深广的交流，开启了经济与文化的早期全球化之路。不过一到朱元璋出世，一切好东西都只有被摧毁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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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中叶，扬州城外，一座石碑悄然矗立。碑文以伦巴底字母镌刻，记载着一位年轻女子的生平：“奉主之名，阿门。此处安葬着已故领主多梅尼科·德·维利奥尼斯之女卡特琳娜，她于公元1342年6月去世。”

卡特琳娜来自意大利显赫的商业家族维利奥尼，她的长眠之地并非威尼斯或热那亚，而是远在万里之外、元帝国的繁华都市——扬州。她的下葬证明了当时的扬州存在过一个成规模的意大利社区。

这块沉默的墓碑，如同一把钥匙，无意中打开了一扇被历史尘埃掩埋的大门，揭示出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在蒙古人建立的元朝（1271-1368年），曾有成千上万的欧洲人，从金发碧眼的罗斯人到精明的威尼斯商人，从虔诚的方济各会修士到技艺精湛的工匠，生活、贸易、游历甚至终老于中国。

这不是零星的冒险，而是一场持续近一个世纪、跨越整个欧亚大陆的文明大交流，一段被后世称为“蒙古和平”时期的独特史诗。

序幕：蒙古旋风与蒙古和平

在蒙古铁骑横扫欧亚之前，东西方的直接接触如同星火，零星而珍贵。汉代张骞“凿空”西域，接触过中亚的希腊化文明的遗存，带回了关于“大秦”（罗马帝国）的朦胧信息；唐代长安街头出现过拂菻（拜占庭）使臣的身影；宋朝的泉州港，蕃商云集，其中或许就有来自地中海的冒险家。

然而，这些接触大多依赖漫长丝路上的多重中介，且受制于吐蕃、阿拉伯、中亚诸势力的阻隔，真正能抵达中国核心地区的欧洲人凤毛麟角。

13世纪，一场政治巨变彻底改变了格局。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起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从多瑙河畔直到东海之滨。

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不仅是中国的统治者，也是蒙古世界体系的核心。帝国境内驿道畅通，官方保护商旅，降低贸易风险；更重要的是，蒙古统治者自身对各种文化抱有兴趣，对各种宗教、技艺、商品抱有浓厚兴趣和实用主义式的宽容。

这一切创造了史学家所称的“蒙古和平”环境——一个虽然由武力缔造，却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人员、物资、知识双向流动的时代。

于是，欧洲人东来的浪潮开始了。他们的动机各异：商人追逐着丝绸、瓷器与财富的梦想；传教士怀揣着将福音传递到“大汗之国”的热忱；工匠与技师受雇于蒙古宫廷，贡献自己的技能；还有因战争被掳掠或流亡而来的平民。

他们的来源地几乎覆盖了整个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从东欧的罗斯（俄罗斯前身），到中欧的德意志地区；从南欧的意大利城邦（尤其是威尼斯、热那亚），到西欧的法兰西；甚至还有来自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人。

商旅：黄金、香料与扬州墓碑

商人无疑是这支队伍中最庞大、最活跃的群体。他们沿着复兴的陆上丝绸之路，或搭乘船只经印度洋、南海抵达中国东南港口。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马可·波罗家族。

他的父亲尼科洛和叔叔马费奥先行探路，而他本人则留下了那部旷世奇书《马可·波罗游记》。尽管后世对其真实性有争议，但书中对元大都的宏伟、杭州的繁华、纸币的使用、运河系统的描述，诸多细节与中文史料及考古发现相互印证。

他提到在镇江看到景教教堂，而元史资料确实记载了一位来自撒马尔罕的景教徒在那里兴建了多座教堂。

比马可·波罗更早、更专业的是那些真实存在过的意大利商人。佛罗伦萨商人弗朗切斯科·巴尔杜奇·佩戈洛蒂在1340年左右编纂的《通商指南》中，极其详尽地记录了从黑海沿岸的塔纳城到中国大都的路线、开销、货物和注意事项。

他特别指出，商人到达大都后，可以将携带的金银兑换成中国的“交钞”（纸币），然后用这些纸币购买生丝等货物。这份冷静、专业的商业手册，无声地证明了当时欧亚贸易的常态化和制度化。

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两个航海共和国竞争激烈，他们的商人、水手遍布东方。在波斯的大不里士，有热那亚社区的影子；在中国的泉州（刺桐），也有一个小型的热那亚殖民点。

1336年，元顺帝甚至派遣一位名叫安德鲁·德·萨维尼奥的热那亚人作为使臣，返回欧洲，寻求“百匹骏马及其他珍宝”。后来，教廷回赠的一匹西域良马抵达中国，竟成为元朝宫廷画家创作的题材，留下了《拂郎国贡马图》等作品，成为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而本文开篇提到的卡特琳娜·维利奥尼的墓碑，证明来到中国的不仅是单身男性冒险家，还有欧洲女性。卡特琳娜很可能随家族商团移居中国，她的死与葬，意味着一个欧洲家庭在扬州建立了某种形式的长期居所。

这块石碑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唯一一件确凿证明欧洲女性在元朝生活的考古实物，冰冷石头上镌刻的，是一个鲜活生命在异乡终结的故事。

在卡塔琳娜·维利奥尼的墓碑被重新发现之后，扬州又发现了一块较小的牌匾，上面刻有铭文，提到安东尼奥·维利奥尼于 1344 年 11 月去世，他是多梅尼科·维利奥尼的儿子。

至于最著名的马可波罗在那个年代出现也就毫不意外了。即使他自己没有到过东方，也有意大利社区将精准的情报传回，供他撰写真假参半的著作。

传教士：上帝之城与大汗之都

与商人逐利并行的是传教士的奉献。罗马教廷一直对东方抱有巨大兴趣，既希望联合蒙古共同对付伊斯兰世界，也渴望收获灵魂。

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方济各会修士乔瓦尼·达·皮安·德尔·卡皮尼（约翰·柏朗嘉宾）出使蒙古。他历经艰辛抵达哈拉和林，参加了贵由汗的登基大典，虽未达成传教与结盟目的，但带回了详实的报告《蒙古史》，首次向欧洲系统描述了蒙古的风俗与强大。

随后，威廉·鲁布鲁克的旅行更为深入。1253年，他奉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之命出使。在他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了欧洲人在蒙古腹地的更多身影：在当时的博尔塔拉，他遇到被掳为奴、被迫采矿冶铁的德意志战俘，他们是第二次蒙古西征带回东方的战利品的一部分；在哈拉和林的蒙古宫廷，他遇到了巴黎金匠纪尧姆·布谢，后者为蒙哥汗制作了一座巧妙的银制 fountain（喷泉装置）；还有一位来自法国梅斯的妇女帕凯特，她也是在匈牙利被蒙古军队俘后带回东方。

鲁布鲁克的记载生动描绘了蒙古帝国心脏地带那个小小的欧洲人社群，这个小社群里还有匈牙利人和罗斯人。

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真正奠基者是约翰·孟高维诺。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他前往东方。他于1293年底抵达大都，并在此定居。孟高维诺是一位坚韧而富有策略的传教士：他将《新约》和《诗篇》译成蒙古文；针对当时中国主要的宗教竞争者佛教，他撰写文章进行辩驳；他成功说服了信奉景教的汪古部首领阚里吉思改宗天主教；他还收养了一些男孩，教他们拉丁文和圣诗，组建唱诗班。

他的努力获得了回报，据他1305年的信中说，已为上千人施洗。1307年，教皇克雷芒五世任命他为大都总主教，并增派了七名方济各会士前来协助，其中三人后来被祝圣为主教。孟高维诺在北京建立了至少两座教堂，他的朋友、意大利商人彼得罗·德·卢卡隆戈慷慨捐赠，支持着教会的运行。

孟高维诺之后，接任总主教的约翰·德·马里尼奥利（Giovanni de' Marignolli）的经历更具戏剧性。他于1342年抵达大都，向元顺帝进献了一匹来自欧洲的良马。这匹骏马神骏非凡，在朝廷引起了轰动，多位文人赋诗作画歌颂，成为元末一桩文化盛事：

皇帝御极之十年七月十八日，拂郎国献天马，身长丈一尺三寸有奇，高六尺四寸有奇，昂高八尺有二寸。廿有一日，敕臣周朗貌以为图。廿有三日，诏臣揭傒斯为之赞。赞曰：

维干秉灵，维房降精。有产西极，神骏难名。彼不敢有，重译来庭。东逾月窟，梁雍是经。朝饮大河，河伯屏营。暮秣太华，神灵下迎。四践寒暑，爰至上京。皇帝临轩，使拜迎称：臣拂郎国，邈限西溟；蒙化效贡，愿归圣明。皇帝谦让，嘉尔远诚。摩于赤墀，顾瞻莫矜。既称其德，亦貌其形。高尺者六，修倍犹赢。色应玄武，足蹑长庚。回眸电激，顿辔风生。卓荦权奇，虎视龙腾。按图考式，曾未足并。周骋八骏，徐偃构兵。汉驾鼓车，炎刘中兴。维帝神圣，载籍有征。光武是师，穆满是惩。登崇俊良，共基太平。一进一退，为国重轻。先人后物，万国咸宁。

《元史》上的记载则是：

秋七月庚午……是月拂郎国贡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

马里尼奥利在华停留三四年后，由泉州乘船返回。这一时期，天主教在元朝的发展达到顶峰，据说在泉州、扬州、杭州等地都建立了主教区或教堂。

这些传教士的活动，得到了蒙古统治者前所未有的宽容。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蒙古大汗们普遍奉行宗教实用主义政策：只要宗教人士为其统治祈祷祝福，不挑战蒙古权威，便一视同仁，给予优待。

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包括景教和天主教）乃至犹太教，都在帝国境内自由发展。这种氛围，为欧洲传教士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窗口。

骑士国王：海屯一世的中亚和蒙古之旅

小亚美尼亚王国的军队

除了南欧人之外，当时欧洲的十字军国家对蒙古人也有认识和接触。1253至1255年，奇里乞亚亚美尼亚（Armenian Kingdom of Cilicia）国王海屯一世（Het'um I, King of Armenia, 1213-1270, 亦作Haithon, Hayton或Hethum）经中亚入朝蒙古面见蒙哥汗，成为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事件。

小亚美尼亚是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之别称，是亚美尼亚贵族在拜占庭帝国、塞尔柱帝国入侵时期，组织本族难民西迁建立的国家，位于亚美尼亚高原以外的奇里乞亚（Cilicia），濒临东地中海的亚历山大勒塔湾。

随着十字军东征和欧洲人的接触，小亚美尼亚在政治制度上封建化，形成了类似于欧洲的封建制度和骑士制度，并成为了当时十字军国家的重要盟友和外援。

1243年，西征的蒙古军队在克塞山战役（Battle of Köse Dağ）中重创塞尔柱突厥人。在目睹克塞山战役的结果后，海屯一世意识到不能和这个空前强大的帝国对抗，于是立即决定向蒙古人臣服。

1247年前后，海屯一世见到了拜住那颜，随后派出他的兄弟森帕德（Sempad the Constable, 1208–1276）前往大蒙古国首都哈剌和林觐见贵由汗，声称全体亚美尼亚人接受蒙古人为其领主。

森帕德于1250年返回奇里乞亚王国首都息斯（Sis）城，带回了与蒙古人缔结和平誓约、得到对方尊重与款待的好消息，并使整个奇里乞亚王国都成为蒙古帝国的属国，但海屯仍决定亲自前往哈剌和林面见蒙古汗寻求和平并巩固联盟。

1253年，海屯乔装打扮，自息斯城出发，经蒙古军队在卡儿斯（Kars）的驻地，沿里海西岸穿越打耳班门（the Gate of Darband），在柯尔的要塞（the fortress of Cor）觐见过拔都。

之后渡乌拉尔河、额尔齐斯河，经哈喇契丹（Xaraxatay）入塔塔儿地（T’at’arastan），在1254年9月13日（十字架献祭节，the feast of the Consecration of the Cross）于大蒙古国首都面见威风凛凛的蒙哥汗，得到了汗所颁布的“不许人欺凌他及他的国家”的诏书，以及允许其国家内各地教堂拥有自治权的敕令，正式获得了蒙古人的庇护。

11月1日，海屯离开哈剌和林，经畏吾儿都城别失八里（Bešbalex）、察合台汗国都城阿力麻里（Almaligh）、伊犁河畔的亦剌八里（Ilabalex）等重要城市，渡伊犁河抵达答剌斯（Talas），经中亚和波斯，于八个月内即返回亚美尼亚地区。

这次外交活动，促使日后小亚美尼亚参与第三次蒙古西征，回国之后，海屯鼓动他的女婿安条克的博希蒙德六世于1259年左右臣服蒙古。1258年小亚美尼亚军队参与围攻巴格达，1260年小亚美尼亚人参与了阿勒颇围城战和大马士革围攻战，小亚美尼亚成功拿回了被塞尔柱突厥人占领的失地。

海屯一世的文化开放政策完全不同于自己封闭排外的前辈。尽管作为基督教国家臣服于蒙古人引发了争议，也成为他在后来内乱中遭受政敌攻击的理由，但海屯一世在亚美尼亚历史上作为富有远见卓识政治家的地位却不可撼动。

亚美尼亚著名历史学家乞剌可思·刚扎克赛曾在《亚美尼亚史》（History of the Armenia）中对他大加赞扬。这本游记详实生动，记载了蒙古人，中国新疆畏兀儿佛教徒的诸多风俗，是当时亚欧大陆民俗学的宝贵史料之一。

除了海屯，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廷将“诸国人之勇悍者，聚为亲军宿卫，而以其人名曰钦察卫、康里卫、阿速卫、唐兀卫”，将编在诸蒙古军和一些区域的色目人集中编组成军。

其中的阿苏，阿速就是汉代史书中的古称奄蔡，也被称为阿兰人，是古代中亚的游牧民族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的后裔，蒙古西征占据了高加索，蒙古帝国将大批阿速特人抽调，作为蒙哥汗的直属亲军。阿速人多身材高大、碧眼卷发，骁勇善战，中国史书中称之为“绿睛回回”。

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悠久互动历史

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悠久互动历史

除了商人和教士，还有一些欧洲人以特殊技能服务于元朝宫廷。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位来自“拂菻”（拜占庭）的学者爱薛（Ai-sia，可能为以撒或约瑟的译音）。

据《元史》记载，“爱薛通拂菻语及星历、医学”。他掌管西域星历和医药。因功勋卓著，他被追封为“拂菻王”（十壹年，成宗崩，内旨索星历秘文，爱薛厉色拒之。武宗即位，进金紫光禄大夫，封秦国公。至大元年六月，卒于上都，年八十二。皇庆元年，赠推诚协力赞治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拂林王，谥忠献），子孙也都沿用翻译为汉字的基督徒名字（也里牙-Elias；鲁哈-Luke）在朝为官。

在爱薛之前，中国和东罗马帝国有过漫长的外交接触，唐太宗时期，东罗马皇帝君斯坦斯二世-波格那图斯遣使来华，被《旧唐书》记载为“拂林王波多力”，他们向唐朝进献了赤玻璃、绿金精等礼物，向唐朝描述了帝国的一些基本情况：

君斯坦斯二世的钱币

宫殿的屋梁和门窗，多是用水晶、琉璃做成的。有十二位贵臣共同处理国家政事。

这个国家的国王没有固定的人，选择贤能的人立为国君。如国内有灾异或风雨不调，就废黜而改立另一个人为王。（罗马共和制度的残留遗风）

都城（君士坦丁堡）都城用石头叠成，特别高峻，共有十万多户人家，南面临大海；城的东面有座大门，高二十多丈，从城门上到下，用黄金作装饰，灿烂辉煌，远远照射几里。从外到王室，共有大门三重，都有不同的宝物装饰着。第二道门的城楼里挂着一个大金秤，秤的秤钩上挂着十二颗金丸，用来表示十二个时辰......当地的习俗是不用瓦片，而是把白色的石头捣成粉末，筛选后涂在屋顶上，其坚固紧密、光亮润泽，如同玉石一般。到了盛夏酷暑的季节，人们讨厌喧闹和炎热，就引导水流从房屋的上面潜流而过，水的机关灵巧细密，人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做成的。参观者只听到屋上的泉水声，不一会儿就看到四檐的飞溜，像瀑布一样悬挂着，激起的凉气成了凉风，非常工巧。（罗马的大理石建筑，罗马的引水渠技术，君士坦丁堡的城市布局和防御工事）

男子剪发，披帔巾，右袒。妇女不敞衣露胸，用锦做头巾；贵人习俗都是剃去头发而穿着华丽的衣服，乘坐用白缯做车篷和车轮的小车，出入时击鼓，树立旌旗幡帜。（对服章制度的描述）

除了对物质生活的一些准确描述，拜占庭人介绍了大食国（倭玛亚王朝）将军摩拽（穆阿威叶一世）出兵围攻君士坦丁堡的情况：自大食強盛，漸陵諸國，乃遣大將軍摩栧伐其都城，因約爲和好。

这些情况大致准确，体现了当时确实有东罗马人抵达长安向唐朝介绍亚欧大陆西部的情况。

到了北宋时期，米哈伊尔七世（宋史记载为：灭力伊灵（米哈伊尔）改撒（凯撒）曾经遣使宋朝，再次和中国官方取得联系。但是显然宋代对东罗马之前和唐朝联系的情况不了解，而且做出了其国信佛，其钱币上的皇帝画像是弥勒佛像的描述：

拂菻国东南至灭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东自西大食及于阗、回纥、青唐，乃抵中国。历代未尝朝贡。

元丰四年十月，其王灭力伊灵改撒始遣大首领你厮都令厮孟判来献鞍马、刀剑、真珠，言其国地甚寒，土屋无瓦。产金、银、珠、西锦、牛、羊、马、独峯驼、梨、杏、千年枣、巴榄、粟、麦，以蒲萄酿酒。乐有箜篌、壶琴、小筚篥、偏鼓。王服红黄衣，以金线织丝布缠头，岁三月则诣佛寺，坐红床，使人舁之。贵臣如王之服，或青绿、绯白、粉红、褐紫，并缠头跨马。城市田野，皆有首领主之，每岁惟夏秋两得奉，给金、钱、锦、谷、帛，以治事大小为差。刑罚罪轻者杖数十，重者至二百，大罪则盛以毛囊投诸海。不尚闘战，邻国小有争，但以文字来往相诘问，事大亦出兵。铸金银为钱，无穿孔，面凿弥勒佛，背为王名，禁民私造。

元祐六年，其使两至。诏别赐其王帛二百匹、白金瓶、袭衣、金束带。

文明的碰撞与日常

元朝时期生活在中国境内的欧洲人总计可能有数千人。那么，这些散居在中国各地的欧洲人，日常生活是怎样的？他们如何与当地人相处？

重要的港口和都城形成了外国人聚居区。泉州的“蕃坊”里可能就有欧洲商馆；大都则有专供色目人（包括欧洲人）居住的区域。天主教教堂成为信众社群的中心。扬州、泉州、杭州等地都有教堂建立的记录，它们不仅是宗教场所，也是信息交流、互助和维系文化认同的据点。

沟通是首要挑战。蒙古语和波斯语是帝国的官方行政和通用商业语言。许多欧洲商人、传教士都学会了波斯语。像孟高维诺这样的传教士则学习蒙古语以直接布道。同时，也必然存在大量的翻译人员，包括那些早期来华、已掌握当地语言的亚美尼亚人、突厥人景教徒，甚至可能有一些受过教育的中国本土助手。

卡特琳娜的墓碑暗示了家庭的存在。虽然史料匮乏，但可以推断，长期居留的欧洲男性可能会携带家眷，也可能与本地女性（色目人或者汉人）通婚。

总体而言，来自西域的欧洲诸国的人士大多被归入“色目人”行列，经商上有一些便利，这有利于他们在华立足。传教士们则积极进行文化调适：孟高维诺身穿蒙古服饰，采用当地礼仪；他们努力学习东方语言，尝试将基督教教义用本地人能理解的方式表达。

然而，冲突与误解也难以避免。传教士与传统的佛、道势力存在竞争；其教义与中国的祖先崇拜、礼仪习俗也格格不入。孟高维诺的信中就抱怨过景教徒对他的排挤和诽谤。

十字与莲花

中西融合的象征

北京房山十字寺

就是当年拉班扫马修行过的教堂遗迹

这场交流并非单向。同样有来自中国的人物主动西行，踏上了欧洲的土地。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列班·扫马。

他本是出生于大都的畏兀儿（回鹘）景教徒，约1275年与友人马可斯决心去耶路撒冷朝圣。他们一路西行，历经艰险未能抵达圣地，却因缘际会，被伊儿汗国（蒙古在波斯建立的汗国）的阿鲁浑汗看中。1287年，阿鲁浑汗为联合欧洲基督教力量共抗埃及马穆鲁克王朝，派遣列班·扫马作为大使出使欧洲。

于是，一位家族出自高昌，出生在元大都、母语可能是突厥语或汉语的畏兀儿景教徒，穿越整个亚欧大陆，一直走到了亚欧大陆最西边的英格兰，先后觐见了拜占庭皇帝安德洛尼卡二世、那不勒斯国王、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美男子）以及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

他向这些君主转达了蒙古结盟的提议，参观了巴黎大学，目睹了热那亚与阿拉贡的海战，并为欧洲的宏伟教堂和圣物所震撼。

列班·扫马的出访，是中国人第一次以清晰可辨的身份和目的，深入欧洲腹地，并与亚欧大陆各国的最高统治者进行直接外交对话。他的旅行记，提供了13世纪末欧洲社会、政治、宗教的宝贵东方视角。

与他同行的马可斯，后来还被推选为东方景教的“宗主教”（大总管）。他们的故事，是蒙古时代欧亚大陆人员与观念自由流动的最佳注脚。

大幕为何落下？

这场持续百年的欧洲人在华聚居潮，在14世纪中叶后逐渐走向终结。

14世纪中叶，元朝内部政治腐败，经济失调，天灾频仍，红巾军席卷全国。1368年，明朝军队攻占大都，元顺帝北逃，元朝对中国的统治结束。持续的战乱和政权更迭，严重破坏了丝绸之路的稳定与安全。

新兴的明朝深谙商鞅之术，为了阻止士民了解海外，对外政策极度保守和内向。虽然明初郑和下西洋展示了强大的航海能力，但那是为了消灭海外不在明朝管控之中的民间海商，由朝廷单独垄断海贸。整体上，朝廷对私人海外贸易和外来宗教采取限制态度。

天主教被视为“胡教”，失去了元朝时的官方庇护，传教活动难以为继。1368年，元朝灭亡，所有外国人随蒙古人一道被逐，方济各会传教区亦难逃一劫，大都的非汉族景教徒和天主教徒于1369年全遭被逐。

明朝初年，朱元璋在接见了因元末战乱无法归国的拜占庭帝国的教士兼商人捏古伦（Nicola，尼古拉），向他宣布大明驱逐蒙古人，恢复汉家江山的业绩：

“元末，其国人捏古伦入市中国，元亡不能归。太祖闻之，以洪武四年八月召见，命赍诏书还谕其王曰：‘自有宋失驭，天绝其祀。元兴沙漠，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陨绝其命。中原扰乱十有八年，当群雄初起时，朕为淮右布衣，起义救民。荷天之灵，授以文武诸臣，东渡江左，练兵养士，十有四年。西平汉王陈友谅，东缚吴王张士诚，南平闽、粤，戡定巴蜀，北定幽燕，奠安方夏，复我中国之旧疆。朕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于今四年矣。凡四夷诸邦皆遣官告谕，惟尔拂菻隔越西海，未及报知。今遣尔国之民捏古伦赍诏往谕。朕虽未及古先哲王，俾万方怀德，然不可不使天下知朕平定四海之意，故兹诏告。”

朱元璋觉得自己已经向周边诸国宣告中国恢复，但是因为拜占庭帝国隔得太远声教不及，所以专门召见捏古伦让他带着国书向拜占庭皇帝宣告此事。“已而复命使臣普剌等赍敕书、彩币招谕，其国乃遣使入贡。后不复至。”

其实这样的外交活动，已经预示了一个相对保守时代的到来。后来，明朝又让拜占庭使者普剌（Paul，疑似保罗）带着赏赐物回国，在有过数次贡赐关系之后，两国不复联系。

于是，欧洲商人的身影从中国口岸消失，天主教堂渐渐荒废，孟高维诺等人建立的教会网络因后继无人而中断。卡特琳娜的墓碑被野草掩埋，这段历史逐渐被遗忘。

直到近两个世纪后，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人才再次来到中国，而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面对的，是一个对“泰西”几乎毫无记忆的明朝社会，在欧洲，直到葡萄牙教士鄂本笃完成了从印度出发穿越帕米尔高原和新疆，最后抵达甘肃的内亚之旅前，西方人一致认为中国北方存在一个和中国长期对峙的“契丹”。

元朝时期欧洲人在华的历史，是古代世界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欧亚文明直接碰撞与融合。它发生在蒙古帝国用铁蹄和驿道强行“压缩”了时空的背景之下。

尽管这个帝国本身不乏暴力与压迫，但它无意中创造的“蒙古和平”，却让威尼斯商人与扬州士绅有可能同桌宴饮，让方济各会修士在元大都的教堂里用蒙语吟唱赞美诗，让拜占庭学者参与修订中国的历法。

它证明了前现代世界的全球化萌芽，在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之前，已经存在一个人员、商品、思想高度互联的欧亚世界。

扬州城外那块孤寂的墓碑，不再仅仅是一个意大利女孩的安息之所。它是一个时代的纪念碑，铭刻着那段跨越山河、种族与信仰，无数普通人勇敢走向陌生世界的故事。

今年作者预计会出版两本作品，一本是盛唐西域，另外一本是丝路长歌：汉朝西域300年经营史，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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