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毛主席的英文翻译,当过彭老总的秘书,还是周总理的得力助手,更是我国第一位新闻发言人。
毛主席夸她天生丽质,周总理说她无可替代,彭老总叹她人才难得。
她就是新中国第一代女外交家、外交部首任新闻司司长,龚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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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革命改名
1914 年,龚澎出生在日本横滨,父亲龚镇洲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将领,早年与蒋介石一同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求学,后来还参加了武昌起义。
母亲徐文则是民主革命先驱黄兴的妻妹,不仅写得一手好书法,还精通英文,常常给龚澎讲黄兴等先烈的革命故事。
这样的家庭氛围,让 “家国情怀” 四个字从小就刻进了龚澎的骨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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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原名龚维航,1933 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后,因深深敬仰在海陆丰起义中牺牲的革命先烈彭湃,特意改名为 “龚澎”,以此明志要追随先烈的脚步。
在燕大校园里,龚澎既是公认的 “校花”,她身材高挑、眉眼清秀,穿旗袍时自带书卷气,又是学生运动的核心骨干。
1935 年 “一二・九” 运动爆发时,她揣着传单冲在游行队伍最前列,脖子上那条洗得发白的白围巾,在混乱的人群中格外显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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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军警拿着水龙和警棍驱散学生,龚澎被推倒在地,膝盖擦破了皮,却爬起来继续喊口号,还帮受伤的同学包扎伤口。
也就是在这场运动中,她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革命者,也更坚定了 “用行动救中国” 的信念。
1936 年,经过组织考察,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长达 30 年的革命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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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毛主席当翻译
1938 年,抗日战争进入关键阶段,24 岁的龚澎毅然离开北平,辗转奔赴延安。
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期间,她凭借扎实的英文功底和敏锐的政治嗅觉,被选中担任毛泽东的英文翻译。
那时毛泽东经常会和外国记者谈话,龚澎每次都提前准备,不仅把谈话要点翻译成英文,还会查阅相关资料,补充背景信息,确保翻译准确又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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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美国记者冈瑟・斯坦因采访毛泽东,聊到中国革命的前途时,毛泽东引用了一句古语。
龚澎不仅精准翻译,还简要解释了古语的含义,让斯坦因连连称赞 “你的英文不仅流利,还懂文化”。
同年秋天,龚澎又随彭德怀转战太行山,在八路军总部担任秘书,主要负责处理机要文件和整理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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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总部条件艰苦,没有像样的办公室,她就趴在老乡家的土炕上工作,油灯熏得眼睛发酸也不休息。
遇到日军 “扫荡”,她背着文件包跟着部队转移,好几次在山林里迷路,靠辨别星星方向才找到队伍。
有一次,她连夜整理出日军的兵力部署情报,及时送到彭德怀手中,为部队伏击日军争取了时间,彭德怀拿着情报感慨道:“龚澎这姑娘,不仅有文化,还能扛事儿,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一次有趣的面试
1940 年,根据工作需要,龚澎被调往重庆,报到后她就前往曾家岩50号见周恩来。
当时周恩来还有一些工作要做,就让龚澎坐在沙发上休息。没想到忙完工作之后,周恩来却突然提问龚澎:“刚才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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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澎立刻回答:“看到了3张地图。”
“一张是军事地图,一张是二战时欧洲战场的地图,还有一张是关于华北战场兵力的数字。”
周恩来满意地说:“你的观察很敏锐。”
这次谈话之后,龚澎就正式成为了周恩来的外事秘书,负责国际统一战线和外国记者的联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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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见面实际上也是周恩来对龚澎的一次“面试”,事实证明,她后来的表现确实十分出色。
当时的重庆不仅气候潮湿,政治环境也复杂,国民党的特务到处监视,西方记者对共产党的了解大多停留在谣言层面。
龚澎的到来,成了共产党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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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突破新闻封锁,她每天都会把《新华日报》上的重要文章、领导人的讲话翻译成英文,油印成小册子,趁着和外国记者见面的机会分发给他们。
美国记者白修德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龚澎的英语无懈可击,更难得的是,她讲的内容客观真实,不像有些宣传那样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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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龚澎全程陪同翻译,还特意安排了几位对共产党好奇的美国士兵和毛主席见面。
见面那天,她提前准备了茶水,还跟士兵们说 “毛主席很随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最后留下的那张毛主席和美国士兵的合影,后来成了中美民间交往的珍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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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龚澎不仅在外交战场上崭露头角,也在革命的洪流中收获了两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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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伉俪
1940 年,她在延安认识了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刘文华,刘文华精通德语和俄语,当时在八路军总部做情报工作,两人因为共同的理想和语言爱好走到了一起。
结婚那天,没有婚纱和钻戒,战友们凑钱买了一块红布当喜字,周恩来还送了一本《资本论》当贺礼。
可幸福的时光只持续了 29 天,因为工作调动,龚澎要去重庆,刘文华则留在太行山区,分别时两人约定 “等抗战胜利了再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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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刘文华在敌后执行情报任务时,突然患上急腹症,当时根据地没有手术条件,只能靠草药缓解,最终不幸牺牲,年仅 30 岁。
临终前,他让战友给龚澎带话:“只要不脱离革命,就对得起我。”龚澎在重庆收到消息时,正在整理一份重要的英文稿件,看到信后当场哭了出来,却强忍着悲痛把稿件完成。
1943 年,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撮合下,龚澎认识了乔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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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乔冠华是《新华日报》的评论员,写的国际评论文章犀利深刻,被人称为 “乔老爷”。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周公馆的小客厅里,乔冠华聊起国际局势时侃侃而谈,龚澎则不时补充细节,两人越聊越投机,都觉得遇到了 “懂自己的人”。
同年冬天,他们在重庆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毛泽东得知后,笑着说:“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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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两人不仅是生活伴侣,更是工作搭档。
他们先后有了儿子乔宗淮和女儿乔松都,乔宗淮小时候经常跟着父母去办公室,耳濡目染下,后来也成了外交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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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新中国成立,35 岁的龚澎被任命为外交部情报司(后来改称新闻司)司长,成为新中国首位新闻发言人,此后一直为我国外交事业不辞辛苦的奔波。
1970 年 9 月,龚澎晕倒后被送到医院,并被诊断为中风,当时她的左侧身体已经不能动,说话也含糊不清。
周恩来总理得知消息后,立刻赶到医院,拉着医生的手说:“龚澎是不可替代的人才,你们一定要全力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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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遗憾的是,经过十几天的抢救,龚澎还是在 9 月 20 日与世长辞,年仅 56 岁。
她去世后,乔冠华抱着她的遗像哭了很久,邓颖超则亲自为她整理遗容,轻声说:“龚澎,你太累了,好好休息吧。”
如今再回望龚澎的一生,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位 “天生丽质” 的女外交家,更是一位把毕生精力都献给革命和外交事业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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