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百度百科《刘光典》、《台湾隐蔽战线史料》、中共党史出版社《冷月无声：吴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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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深秋，北平东四钱粮胡同14号的四合院里，一个28岁的男人正仔细整理着行囊。
窗外梧桐叶纷纷落下，屋内的炉火烧得正旺，可王素莲的心却凉了半截。
丈夫刘光典接到了紧急任务，要去南方"做生意"。
这话王素莲听过好几次了，每次丈夫这么说，就意味着要离家很久。
可这次不一样，刘光典收拾行李的动作特别慢，还一遍遍检查那个装满药品样本的旧皮箱。
他把家里的钱分成几份，一份留给妻子，一份藏在床板下，还特意写了张纸条告诉王素莲藏钱的位置。
临行前的夜里，刘光典抱起刚满周岁的小儿子刘玉平，孩子在他怀里咯咯笑着。
他给孩子买了一把木制小手枪，又给五岁的女儿刘玉芳买了个布娃娃，给七岁的儿子刘玉胜买了本小人书。
三个孩子高兴地围着他转，哪里知道这可能是父亲最后一次给他们买礼物。
五岁的女儿刘玉芳拉着他的衣角问："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刘光典蹲下身子，摸了摸女儿的头，笑着说："等全国都解放了，爸爸就回来了。"
他的声音有点哽咽，可孩子们听不出来。
天还没亮，刘光典背起那个旧皮箱，在院门口回头看了一眼。
妻子抱着小儿子站在屋檐下，两个大点的孩子还在睡梦中。
秋风吹乱了王素莲的头发，她的眼睛红红的，却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
她知道丈夫这次去，凶多吉少。
刘光典深吸一口气，转身消失在北平城灰蒙蒙的晨雾里。
王素莲站在院子里，看着丈夫的背影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最后完全看不见了。
她不知道，这一别竟是永诀，更不知道，等待她和三个孩子的，将是长达三十多年的冤屈与苦难。
【一】从药铺学徒到革命者：一个普通青年的蜕变之路
刘光典这个名字，其实不是他的本名。
1922年12月1日，他出生在辽宁旅顺的一个贫苦农家，原名叫刘鸿梁，原籍是山东莱阳。
父亲刘德录在沈阳当铁路工人，一个月挣的那点工资，要养活一家八口人——夫妻俩和六个孩子。
刘光典排行老五，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个弟弟。
那个年代的穷人家，能供一个孩子读书就算不错了，可刘德录和妻子咬着牙，硬是把老五也送进了学堂。
这孩子从小就懂事，知道家里不容易，读书特别用功。
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在院子里就着晨光背书。
晚上别的孩子都睡了，他还在油灯下写字。
母亲心疼他，劝他早点睡，他总说："娘，我得好好念书，将来才能让您过上好日子。"
可好景不长。
1937年，刘光典15岁那年，父亲在铁路上干了一辈子活，积劳成疾，撒手人寰。
这一下，家里的顶梁柱倒了。
母亲一个女人，带着六个孩子，日子过得艰难极了。
刘光典虽然心里难受得要命，可他知道，自己不能再读书了，得出去挣钱养家。
他辍学后，到大连一家药铺当学徒。
从那时起，他改名叫刘光典，开始了边打工边自学的艰苦生活。
药铺的掌柜姓张，是个精明的生意人，对学徒特别严格。
刘光典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店铺，擦拭药柜，烧水泡茶。
白天站在柜台上抓药称重，给客人包药，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腿都站肿了。
可这孩子有股不服输的劲儿。
别的学徒干完活就去玩，他却把掌柜的医药书偷偷拿来看。
那些繁体字、古文，他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查，一句话一句话地琢磨。
掌柜看他好学，也愿意教他。
慢慢地，刘光典不光认识了几百种中药材，还能看懂药方，知道什么病该用什么药。
在药铺干了两年，刘光典又去煤矿当过会计。
那时候他才十七八岁，可已经能独当一面了。
因为在日占区长大，他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这在当时算是个稀罕本事。
后来他还自学了英语，半工半读，居然考进了哈尔滨铁道工学院。
1942年，20岁的刘光典已经长成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了。
他身高一米七五，瘦瘦高高的，留着当时流行的短发，穿一身整洁的长衫，看上去斯斯文文的。
这年经人介绍，他认识了河北唐山姑娘王素莲。
姑娘1923年4月5日出生，比刘光典小一岁。
父亲王化钧也是铁路工人，在北平通州工作。
王素莲在山海关简易师范读过书，算是有文化的女子。
她长得不算特别漂亮，可性格温柔贤惠，做得一手好饭菜，还会缝衣服、做鞋。
两人虽然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可见面后倒也挺投缘。
刘光典喜欢王素莲的温柔体贴，王素莲欣赏刘光典的上进好学。
1942年夏天，两人在北平通州的一处四合院里成了亲。
婚礼很简单，只请了两家的亲戚吃了顿饭，可两个年轻人心里都挺高兴的。
婚后为了谋生，刘光典带着妻子回到山东藤县。
因为懂日语，他在当地伪警察所谋了个差事。
按理说，这是份"美差"，收入不错，还有点权力。
可刘光典干了不到一年，就受不了了。
他本想利用这个身份，暗中保护一些抗日志士和老百姓。
有几次，他偷偷给被抓的人通风报信，让他们提前逃走。
还有一次，一个抗日志士被日本人抓了，刘光典趁着夜里值班，偷偷把牢门打开，放那人跑了。
可这种事做多了，难免会露出破绽。
加上他实在看不惯日本人的残暴，也看不惯那些汉奸助纣为虐。
1943年，他一咬牙辞了职，带着怀孕的妻子回到东北。
从此他立足北平、上海，往来于东北、山西之间做医药生意。
这几年下来，生意做得顺风顺水。
刘光典脑子活，人也机灵，很会做生意。
他把东北的人参、鹿茸等贵重药材运到关内卖，又从上海、天津采购西药运到东北。
一来一去，赚了不少钱，手里很快就有了积蓄。
1943年，女儿刘玉芳出生。
1945年，儿子刘玉胜出生。
一家人租了个小院子，日子过得其乐融融。
王素莲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三餐饭做得可口，衣服洗得整整齐齐。
刘光典每次出门做生意回来，家里都是热热乎乎的。
这期间，刘光典还抓紧时间到北平辅仁大学经济管理专业深造，拿到了大学文凭。
那时候的他，座上有佳宾、家中有贤妻、膝下有儿女、手中有黄金。
按理说，他完全可以继续做生意，过安稳富裕的日子。
可1946年冬天的一次相遇，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那年冬天，刘光典在上海做生意时，结识了老乡洪国式。
这个比他大几岁的东北汉子，块头很大，说话声音洪亮，给人感觉特别爽快。
两人都是东北人，又都在上海做生意，很快就熟络起来。
其实洪国式不是普通的商人。
他1938年就参加了革命，194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专门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
他表面上做生意，实际上是在收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同时物色适合从事地下工作的人才。
洪国式跟刘光典接触了几次，发现这个年轻人不简单。
刘光典聪明机警，做事稳重，有文化有胆识，关键是这人有正义感，痛恨日本侵略者，也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
洪国式觉得，这是个可以发展的对象。
于是洪国式开始有意无意地跟刘光典聊时局，讲革命的道理，讲共产党的主张。
刘光典听着听着，心里像点了一把火。
他想起父亲在铁路上累死的场景，想起在伪警察所看到的日本人欺压百姓的惨状，想起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民不聊生。
有一天晚上，洪国式跟刘光典在一家小酒馆里喝酒。
两人喝了几杯，洪国式突然压低声音说："光典兄弟，你觉得中国的未来在哪里？"
刘光典愣了一下，想了想说："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可我知道，国民党这样下去，老百姓的日子不会好过。"
洪国式点点头："你说得对。我跟你交个底，我是共产党员。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干革命？"
刘光典的手握着酒杯，停在半空中。
他看着洪国式真诚的眼神，心里翻腾得厉害。
他知道，如果答应了，就意味着要过刀尖上跳舞的日子，随时可能丢了性命。
可如果不答应，他这辈子可能就这样平平淡淡地做个生意人，一辈子只为自己和家人活着。
沉默了很久，刘光典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说："我干。"
1947年初，25岁的刘光典正式加入中共东北社会部大连情报处，成为一名地下交通员。
1948年，他被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
从此，他开始了双重身份的生活——表面上是个做医药生意的商人，实际上是党的地下工作者。
妻子王素莲知道丈夫的选择后，虽然心里害怕，却没有反对。
她只是握着丈夫的手说："你要小心。家里有我，你放心。"
从那以后，王素莲默默承担起了一切家务，让丈夫能安心干革命。
每次刘光典出门前，她都会仔细检查他的行李，生怕漏了什么东西。
每次刘光典回来，她都会做一桌子好菜，让丈夫好好吃一顿。
【二】辽沈平津战场：隐形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参加革命后，刘光典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跟洪国式去上海筹建中共情报站"华石公司"。
这个任务听起来简单，实际上困难重重。
首先得有启动资金。
在上海租房子、办公司、注册登记，样样都要钱。
可组织上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怎么办？
洪国式找到刘光典，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光典，公司的事你也知道了。可现在有个难处，就是缺启动资金。你看……"
话还没说完，刘光典就明白了。
他想都没想就说："洪大哥，这事好办。我这些年做生意攒了点钱，全拿出来。"
洪国式没想到他答应得这么爽快，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刘光典回家跟王素莲商量，王素莲也二话不说，把家里的积蓄全拿了出来——黄金10两，美元1000元。
按当时的金价，30美元折合1两黄金，这1000美元就相当于30多两黄金。
这可是刘光典夫妻俩几年辛苦攒下的家底，够普通人家过好几年的好日子。
有了这笔钱，华石公司顺利开张。
公司表面上做正经买卖，实际上是党在上海的一个秘密据点。
刘光典利用自己做生意的经验，把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
他白天忙着谈生意，把东北的农产品、药材运到上海卖，又在上海采购解放区急需的物资运回去。
晚上，他就成了情报传递员。
那时候党的地下工作者在上海收集到很多重要情报，可怎么送到大连去是个大难题。
国民党的检查站到处都是，稍有不慎就会暴露。
刘光典想了个办法：把情报藏在货物里。
有一次，他把一份重要情报卷成细卷，塞进一根人参的中空部分，外面用蜡封好，再跟其他人参混在一起。
这批货顺利运到大连，情报也安全送达。
还有一次更惊险。
刘光典要送一份特别机密的情报，他把情报用防水纸包好，藏在一个特制的烟盒夹层里。
在火车上，国民党宪兵上来检查，翻他的行李。
刘光典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紧张得要命。
宪兵翻了半天，拿起那盒烟看了看，问："这烟不错啊，哪儿买的？"
刘光典笑着说："上海买的，长官要是喜欢，送您一盒。"
说着从包里又拿出一盒普通的香烟递过去。
宪兵接过烟，笑了笑就走了。
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形势急转直下。
1948年初，三大战役即将打响，刘光典被调回沈阳，参加辽沈战役的情报工作。
他在沈阳太原街31号开了家"福生西药房"，表面上卖药，实际上是个情报站。
为了掩护身份，刘光典把妻子和孩子也接到沈阳。
1948年1月，小儿子刘玉平就出生在这个情报站里。
王素莲生孩子那天，刘光典正好去传递情报。
等他半夜回来，孩子已经生下来了。
他看着襁褓中的儿子，心里五味杂陈。
这孩子一出生就在情报站里，将来会过什么样的生活，他心里没底。
可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只能走下去。
在沈阳那几个月，刘光典过得胆战心惊。
国民党特务的眼线到处都是，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暴露。
有一天夜里，一家人正睡得香，突然门被砰砰砸开。
刘光典惊醒，看见一帮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国民党兵冲进来，领头的军官凶神恶煞地喊："搜查！"
刘光典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他知道，药房里藏着不少情报材料和密写药水，要是被搜出来，全完了。
可他表面上装得特别镇定，赶紧从床上爬起来，满脸堆笑地迎上去："长官，长官，这大半夜的，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一边说，他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塞给那军官，又递上一包好烟。
军官接过钱和烟，脸色稍微缓和了点。
刘光典趁机又说："长官，小的是老实本分的生意人，这店里都是些药材，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您看这大半夜的，还惊动您来一趟，实在是过意不去。您看这样行不行，明天小的亲自上门去给您赔罪……"
那军官被他说得心软了，加上拿了钱，就挥挥手说："算了算了，走吧。"
带着兵走了。
等兵一走，刘光典才瘫坐在椅子上，浑身都是冷汗。
可本来身体就不好的王素莲被吓得够呛。
她本来就有心脏病，这一吓，病情更重了。
从那以后，她经常半夜心慌，喘不上气来。
尽管危险重重，刘光典还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在敌占区和解放区之间奔波传递情报。
有一次，他把收集到的国民党军事部署情报藏在一盒香烟里，装作普通商人的样子，穿过层层封锁线，步行了两天两夜才送到大连。
这些情报详细记录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兵力部署、武器配备、将领情况，对辽沈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1948年7月，辽沈战役胜局已定，平津战役即将打响。
组织上命令洪国式和刘光典到北平做平、津地区的情报工作。
刘光典接到命令后,想方设法让患心脏病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坐小飞机到了北平。
那时候王素莲抱着才几个月大的小儿子刘玉平，领着五岁的女儿刘玉芳和三岁的儿子刘玉胜，一路颠簸到北平。
他们住进东四钱粮胡同的一处四合院，总算有了个安身之处。
刘光典自己则在宣武门内大街124号租了个小独院，作为情报站。
这地方不大，就两间房，可位置隐蔽，进出方便，很适合做情报工作。
可建情报站又遇到了老问题——缺钱。
刘光典手里的积蓄都捐给组织了，一时拿不出租房子、买设备的钱。
他想了想，找到以前认识的一个朋友，这人姓滕，在国民党里做事。
刘光典跟他借了四两黄金，还写下了借条，答应很快就还。
拿到钱，刘光典顺利把情报站建了起来。
可后来革命形势发展太快，刘光典去了台湾，这笔钱一直没还上。
新中国成立后，那位姓滕的朋友拿着借条找上门来。
王素莲吓了一跳，以为他来要债。
可那人却说："嫂子，我不是来要钱的。我是想说，光典当年跟我借钱是为了革命，这事我知道。我也算为革命做了点贡献吧？"
后来有关部门了解了情况，念在他帮助过地下工作，没有为难他，还把他安排在一家水泥厂工作。
这人后来在水泥厂干了一辈子，平平安安过了一生。
1948年下半年，刘光典在北平特别忙。
为了掩护身份方便工作，他经常带着女儿刘玉芳出门。
有时候他说带女儿去看电影，实际上是去跟战友接头。
小姑娘以为爸爸真是带她玩，高兴得不得了，哪知道爸爸是在做着刀尖上跳舞的危险工作。
他们经常去灯市口的红星电影院，刘光典在电影院跟战友碰头，商量情报工作的事，小玉芳就在一旁乖乖地看电影。
那段时间，刘光典和战友们往来于北平、上海及河北、东北之间，传递了大量重要情报。
1948年10月，刘光典把收集到的国民党平津地区军事情报装进一盒香烟里，穿过敌人封锁线送到大连。
这些情报包括国民党守军的兵力部署、防御工事位置、军官名单、武器装备情况等，对平津战役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参考。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
刘光典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他把情报站的工作交接完毕，回到钱粮胡同的四合院，跟妻子儿女团聚。
那段时间是刘家最幸福的日子。
刘光典不用再东奔西走了，每天早上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吃早饭，晚上可以陪他们玩。
女儿刘玉芳最粘他，总是拉着他讲故事。
儿子刘玉胜喜欢骑在他肩膀上，让他在院子里转圈。
小儿子刘玉平刚学会走路，摇摇晃晃地跟在哥哥姐姐后面跑，经常摔跤，摔了又爬起来，逗得全家人哈哈大笑。
王素莲看着一家人其乐融融，心里特别满足。
她想，战争快结束了，全国就要解放了，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她盘算着，等局势完全稳定了，就让刘光典别干那么危险的工作了，安安稳稳做点生意，好好过日子。
可她不知道，这样的平静日子，只是暴风雨前短暂的宁静。
【三】1949年：两次穿越台湾海峡的绝密使命
1949年春天，北平的杨柳刚抽出新芽，钱粮胡同的四合院里却笼罩着一股离别的愁绪。
刘光典接到了新的任务。
这次的任务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危险程度也大得多。
组织上要派他去台湾，取回重要情报。
1949年上半年，大陆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岌岌可危。
蒋介石开始部署退守台湾，把大量军队、物资、黄金运到台湾，准备把那里当作最后的据点，负隅顽抗。
党中央决定要尽快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可要跨海作战，最紧要的就是情报。
得摸清台湾的军事部署、兵力配置、海防情况、港口码头分布，还得了解台湾的潮汐规律、气象情况。
这些情报对制定作战计划至关重要。
可那时候我们在台湾还没建起电台，只能派交通员冒死赴台取情报。
这活儿太危险了，一旦暴露就是死路一条。
所以人选特别重要，得机警沉稳、有文化、会做生意、不引人注目，还得对党绝对忠诚，关键时刻能豁得出命。
组织上想来想去，觉得刘光典最合适。
他这几年在隐蔽战线干得很出色，经验丰富，机警冷静，又有商人身份做掩护。
于是组织上找到刘光典，问他愿不愿意去台湾执行这个任务。
刘光典听完任务介绍，沉默了很久。
他知道这趟去台湾有多危险。
台湾现在是国民党的最后根据地，戒备森严，到处都是特务。
稍有不慎就会暴露，到时候连命都保不住。
而且海峡那么宽，万一出了事，连逃都没地方逃。
可他也知道，这个任务太重要了。
如果能把台湾的军事情报拿回来，对解放台湾能起多大作用。
想到这里，他抬起头，坚定地说："我去。"
回到家，刘光典把这事告诉了王素莲。
王素莲听完，脸色刷地白了。
她知道丈夫这几年干的都是危险的活儿，可去台湾，那是真正的九死一生啊。
她抓着刘光典的手，手都在发抖："你……你一定要去吗？"
刘光典握住妻子的手："素莲，我得去。这事太重要了，我不去，还得别人去，我不能躲。"
王素莲的眼泪掉下来了。
她知道丈夫的性格，一旦决定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她擦擦眼泪，强打起精神说："那你要小心，一定要活着回来。家里有我，你放心。"
1949年4月，刘光典离开北平，先到香港做准备工作。
去台湾得有合法身份做掩护，他就以药商的身份，办好了各种证件。
为了不引人注目，他还专门做了一批药品样本，装在皮箱里，看上去就像是去台湾谈生意的商人。
在香港待了几个月，刘光典把情况摸清楚了，各种准备工作也做好了。
1949年10月25日，他登上了去台湾的客轮。
船在海上航行了一天一夜，刘光典站在甲板上，看着茫茫大海，心里想着妻子和三个孩子。
临走时，五岁的女儿刘玉芳拉着他的衣角哭，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摸着女儿的头说："等全国都解放了，爸爸就回来了。"
现在想起来，心里酸酸的。
第二天清晨，船在基隆港靠岸。
刘光典提着皮箱，跟着其他乘客下船。
港口上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宪兵，检查特别严。
刘光典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紧张得要命。
轮到他的时候，一个宪兵接过他的证件，仔细看了半天，又盯着他的脸看了好一会儿。
刘光典强作镇定，笑着说:"长官,我是来做药材生意的,这是样品。"
说着打开皮箱,里面整整齐齐摆着各种药品。
宪兵翻了翻，又问了几个问题。
刘光典对答如流，还主动拿出几张在上海做生意的收据。
宪兵看他不像有问题，就挥挥手让他过了。
走出检查站，刘光典才长舒一口气。
他在台北找了家旅馆住下，然后按照事先约定的方式，联系上了台籍党员王耀东。
王耀东是台湾本地人，一直在台湾从事地下工作。
见到刘光典，他特别高兴。
这些年他在台湾单线联系，很少见到组织上的人，心里一直憋得慌。
现在见到从大陆来的同志，有种找到组织的感觉。
两人见面后，王耀东把这段时间收集到的情报交给刘光典。
这批情报非常重要，包括：国民党在台湾的陆海空军情况、台湾的气象密码、海潮涨退时间表、台湾西海岸各军事要地的驻军和防卫情况、基隆和高雄两大港口的通讯密码、国民党军队的番号和人数等等。
这些都是绝密中的绝密，对解放台湾至关重要。
刘光典在台湾停留了大约一个月，一边以药商身份做生意做掩护，一边暗中了解台湾的情况。
他去了基隆港、高雄港，观察港口的设施和防守情况。
他还去了几个海边的地方，看哪里适合登陆作战。
这些情况他都一一记在心里。
1949年11月27日，刘光典觉得时机差不多了，该回去了。
他用米汤把情报密写在包茶叶的纸上，装作带着茶叶样品的商人，顺利登上了回香港的轮船。
就在刘光典回港这天，中共华东局的另一位交通员朱枫也在台湾基隆港下船入台。
这位46岁的女同志，任务是找国民党高级军官吴石取另一批军事情报。
朱枫跟吴石接上头后，吴石把一批绝密军事情报交给她。
一周后，朱枫也把情报安全送到了香港。
刘光典回到香港后，立即把情报交给组织。
组织上看了情报，非常满意。
这批情报详细记录了台湾的军事部署，为解放台湾的筹备工作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
可军情瞬息万变，情报需要不断更新。
1949年12月10日，中央社会部又派了一个情报小组进入台湾。
这个小组的负责人，正是当年介绍刘光典参加革命的洪国式。
洪国式到台湾后，建立了"北方企业行"作为掩护，在台湾开展情报工作。
一个多月时间里，他收集到大批新的军事、政治、社会、气象等方面的情报。
这些情报都很重要，得尽快送回大陆。
可问题是，洪国式不能离开台湾，他得继续在台湾工作。
送情报的任务，又落到了刘光典头上。
1950年1月6日，刘光典第二次从香港出发去台湾。
这是他第二次去台湾，可这次的感觉跟上次完全不一样。
上次去的时候，蒋介石刚退到台湾不久，局势还比较混乱，检查相对松一些。
可这次不一样了，整个台湾岛的气氛特别紧张。
【四】1950年：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惊天巨变
刘光典第二次到台湾时，整个岛上的气氛让人压抑得喘不过气来。
街上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宪兵，每个路口都有检查站。
墙上贴满了"保密防谍"的标语，还有各种通缉令。
老百姓走在街上都是低着头，生怕惹上麻烦。
咖啡馆、茶馆里坐着很多便衣特务，眼睛像鹰一样盯着每个人。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深知自己的处境危险，提出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口号，开始大肆抓捕共产党人。
整个台湾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
刘光典小心翼翼地在台北活动。
他住在天星旅馆，白天出去装作谈生意，晚上回旅馆就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
他准备跟洪国式接上头，取到情报后就赶紧回香港。
可就在这节骨眼上，天塌了。
1950年1月29日深夜，台北市泉州街20巷16号的一处民宅，突然被大批国民党特务包围。
特务们破门而入，抓住了一个40多岁的男人。
这人就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
蔡孝乾来头不小。
他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党员，1928年台湾共产党成立时就是发起人之一，后来跟着红军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唯一参加过长征的台籍党员。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派他回台湾，建立中共台湾省工委，负责台湾的地下工作。
这么重要的人物被抓，本来应该宁死不屈的。
可谁也没想到，蔡孝乾被捕后很快就叛变了。
特务们审讯他的时候，先是用硬的，各种刑罚上了一遍。
蔡孝乾扛不住，开始松口。
特务们一看有戏，又改用软的，给他好吃好喝，还许诺只要配合，不但不杀他，还给他高官厚禄。
蔡孝乾动摇了。
他把知道的情况全抖了出来——台湾地下组织的结构、各级负责人的名单、联络方式、活动情况，全说了。
他手里掌握着台湾地下组织的大量情况，这一叛变，后果不堪设想。
国民党特务如获至宝，按照蔡孝乾提供的线索，开始大规模搜捕。
一时间，台湾地下组织遭受灭顶之灾。
400多名地下党员被捕，上千人受牵连。
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到处都在抓人。
2月初，刘光典隐隐感觉到气氛不对。
街上的检查更严了，特务更多了。
他心里有点不安，可又说不清楚哪里不对劲。
他按照约定，给香港的联络站发了封暗语电报："货已备妥，日内运港。"
意思是情报已经拿到，准备近期返回香港。
可他很快发现，事情不妙。
所有离台的口岸都加强了检查，国民党在码头、火车站、机场布满了岗哨，盘查特别严。
他去基隆港看了看，发现港口戒备森严，宪兵一个接一个地检查乘客的证件和行李,还有人拿着照片在人群里仔细比对。
刘光典的心一沉。
看来出大事了。
他暂时走不了，只能继续在台北待着，等待时机。
2月28日下午，一个普通的星期二，却成了刘光典命运的转折点。
这天下午，国民党特务组织突然在全台湾采取大规模行动。
"北方企业行"所有人员被一网打尽。
洪国式在台北火车站被捕，其他同志也相继落网。
刘光典那天下午正准备去基隆港，看看能不能买到船票偷渡回香港。
他走到台北火车站附近时,远远看见一大群特务围着什么人。
他心里一惊,本能地往回走,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从另一条路绕开。
走出几条街,他找了个角落,心怦怦直跳。
刚才那情形,肯定是在抓人。
会不会是洪国式?
他不敢多想,赶紧回旅馆。
回到房间,刘光典立刻把身上所有可能暴露身份的东西全销毁了——密写药水、党员证、联络暗号、工作笔记,全都撕碎烧掉,灰烬冲进马桶。
他把情报也烧了,虽然心疼得要命,可没办法,带着这些东西太危险了。
销毁完东西,他又冲到邮局,给香港联络站发了封加急电报。
电报内容是事先约定的暗语:"俊弟得急性脑炎亡故。"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北方企业行已被破获,其他同志赶紧转移。
发完电报,刘光典知道自己暂时回不去了。
他得赶紧躲起来,否则很快就会被抓。
就在这时,王耀东找到了他。
王耀东神色紧张地说:"快,跟我走!洪国式被抓了,你的名字可能也暴露了。"
两人不敢多待,当天晚上就离开了台北。
王耀东把刘光典先藏到台湾南部山区一户可靠的农民家里。
在这户人家躲了几天,他们觉得还不够安全,又往更深的山里逃。
就这样,从1950年3月开始,刘光典在台湾南部的深山老林里,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
前几天还好,他们藏在一户农民家的柴房里,至少还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农民偷偷给他们送点吃的。
可时间一长,怕被人发现,他们只能往更深的山里钻。
台湾中部山区,海拔上千米,到处是原始森林。
他们在台南与高雄交界处一个叫沟坪的地方,找了个隐蔽的山谷,开始掘地为穴。
两人用树枝、石头挖了个地洞,刚好能容两个人蜷缩着躺下。
洞口用树枝、腐叶伪装起来,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
白天他们躲在洞里,一动不敢动,连话都不敢说,生怕被人发现。
晚上才敢出来,摸黑找点吃的。
山里没有粮食,他们就找野果子、挖树根、剥树皮吃。
有时候饿极了,连草都吃。
渴了就喝雨水,或者找山泉水。
没有盐,身体越来越虚弱。
没有药,生病了只能硬扛。
夏天,蚊虫特别多,叮得浑身是包,又痒又疼。
冬天,山里特别冷,他们裹着从农民那里拿来的破麻袋,还是冻得发抖。
刘光典的脚趾冻烂了两根,走路都一瘸一拐的。
他还患上了严重的胃病,经常胃疼得在地上打滚,便血不止,脸色蜡黄。
可最难熬的不是身体上的折磨,而是精神上的孤独和煎熬。
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刘光典在洞壁上用烧焦的树枝刻下一道道痕迹,记录日子。
有时候他会在洞壁上写字,写给妻子王素莲的话,写给三个孩子的话。
他写:"素莲,你还好吗?孩子们都长大了吧?玉芳该上学了吧?玉胜是不是又调皮了?小玉平会说话了吗?"
他写:"等我回去,一定好好陪你们,再也不离开了。"
他写:"我想你们,真的好想......"
可他不知道,远在北京的王素莲,此时正承受着比他更大的痛苦。
1954年2月8日,藏在台南一带的中共地下党员张璧坤被国民党特务抓获,整个组织成员全部落网。
2月9日,其中一个叫胡沧霖的人扛不住严刑拷打,开口了。
他说:"王耀东曾经带来一个重要人物,还藏在附近的深山里。"
国民党军警特务立刻包围了山区,开始地毯式搜查。
几百人的搜山队伍,带着警犬,拿着探测仪器,一寸一寸地搜。
2月13日下午,经过24小时的搜查,他们终于在沟坪发现了那个隐蔽的地穴。
当特务掀开伪装的树枝,看到洞里的情景时,所有人都愣住了。
两个蓬头垢面、形销骨立的男人蜷缩在地穴里,身上裹着破烂的麻袋,脚上没有鞋,脸上满是污泥和血迹。
要不是其中一个人的眼神还那么坚定,特务们都要怀疑这是不是两个真正的野人。
"刘光典!"一个特务认出了他。
刘光典被押上了开往台北的囚车。
车开动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那片山林。
他在这里躲了将近四年,吃尽了苦头,可从没想过投降。
他相信,总有一天,革命会胜利,台湾会解放,到那时,一切苦难都值得。
可他万万没想到,等待他的,不仅仅是牢狱之灾和死亡。
而当那份由国民党特务精心策划的"投诚声明"出现在香港各大报纸的头条,当那个假冒的"刘光典"在记者招待会上侃侃而谈时,远在北京钱粮胡同四合院里的王素莲和三个孩子,将面临一场比死亡更残酷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