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当选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提出四项诉求，毛主席审阅后批示：同意

01

“总理，这副总理我实在干不了，您还是让我回大寨种地吧！”
1975年1月，北京的冬天冷得刺骨，中南海西花厅内，陈永贵急得满头大汗，那双布满老茧的大手在膝盖上搓来搓去。
这消息要是传出去，估计没人敢信。别人当官，那都是想方设法往上爬，恨不得祖坟冒青烟，这位倒好，红头文件都下来了，他反倒像是接了个烫手山芋，还要跟组织“讲条件”。
周总理看着眼前这位头上裹着白毛巾、一身对襟黑布衫的汉子，眼神里满是温和与坚定，他早就料到这头“倔驴”会有这么一出。

就在几天前，四届人大即将在北京召开，一份涉及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的名单摆在了毛主席的案头，在副总理那一栏里，赫然写着三个字：陈永贵。
一个大字不识几个、半辈子都在黄土沟里刨食的农民，一步登天成了国家领导人，这事儿放在历朝历代，那都是闻所未闻的奇闻。
更离谱的是，陈永贵不但想推辞，还硬着头皮给毛主席和中央提了四个让人目瞪口呆的请求，他把话说得很死：“如果不答应这几条，这官我就不当了！”
所有人都替他捏了一把汗，这可是违背常规、挑战体制的大事，弄不好是要挨批评的。
谁也没想到，当这四个看似“荒唐”透顶的请求呈送到毛主席面前时，主席不仅没有丝毫生气，反而大手一挥，欣然批示：同意！

02

这事儿吧，得从头说起。
陈永贵这人，命是真的苦，苦得像那山西黄土高原上干裂的缝隙。
1914年，他生在昔阳县石山村的一户穷人家，那是啥年月？兵荒马乱，老百姓活得连路边的野草都不如。
他爹陈志如，一辈子老实巴交的长工，拼了命地干活，可最后连一家几张嘴都填不饱。为了活命，陈志如含着血泪把老婆和刚几岁的闺女、小儿子都卖了换粮食，就为了保住陈永贵这一根独苗。
可即便这样，日子还是过不下去，第二年，陈志如绝望了，找了棵歪脖子树，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命，那一年，陈永贵才6岁。
一个6岁的娃，天塌了。
他成了孤儿，吃百家饭，给地主家放羊，那是真正在苦水里泡大的孩子。那时候的陈永贵，心里大概只有一个念头：活下去，像样地活下去。
这种在生死边缘挣扎过的经历，给了他一种别的干部身上没有的特质——对土地的执着，对粮食的敬畏，还有那股子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倔劲儿。
到了1948年，贾进才介绍他入了党，这汉子像是终于找到了家，把那股子狠劲儿全用在了带大伙儿过好日子上。
大寨那地方，那是真正的穷山恶水，七沟八梁一面坡，石头缝里抠粮食。
陈永贵不信邪，他带着大伙儿那是真干啊，不管刮风下雨，抡起那个大板锄就是干，硬是把那一座座荒山变成了梯田。

1963年，老天爷像是故意要考验这群硬汉，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席卷了太行山，大寨遭了灭顶之灾，窑洞塌了，梯田冲了，地里的庄稼更是没眼看。
换了别的村，这时候第一反应肯定是伸手向国家要救济，这无可厚非，毕竟遭了这么大的灾。
可陈永贵偏不。
他站在满是烂泥的废墟上，把大腿一拍，吼出了那句让后来无数人热血沸腾的话：“遭灾了咱们自己救！国家的钱留给更需要的地方！咱们有两只手，怕个啥？”
这不仅仅是喊口号，他是真干。
那一年的大寨人，愣是靠着肩膀挑、双手挖，白天修地，晚上修房，硬生生把家园重建了起来。
更绝的是，到了秋后算账，大寨不仅没要国家一分钱、一颗粮、一件衣服，反而还给国家足足交了24万斤商品粮！
这波操作，直接把上面给震住了。
你想想，那是啥时候？那是国家正困难的时候，这么一个穷山沟，遭了灾还能给国家做贡献，这得是多大的情分和本事？
也就是这个时候，著名作家赵树理去大寨采访，这一看不要紧，直接被陈永贵给折服了。
赵树理回去就跟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说：“陶书记，我发现个奇人！这人虽然是个大老粗，没读过几天书，但满肚子的辩证法，说话做事都在点子上，简直神了！”
陶鲁笳一听，也来了兴趣，这一接触，发现赵树理所言非虚，陈永贵这人，确实不简单。

03

1964年，这对陈永贵来说，是命运转折的一年。
3月28日，毛主席坐专列南下考察，路过邯郸的时候，特意把陶鲁笳叫上车汇报工作。
陶鲁笳也是个会汇报的，他没讲那些虚头巴脑的数据，而是把陈永贵和大寨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讲给了主席听。
当听到陈永贵喊出“参加生产，领导生产”这个口号时，毛主席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主席把手里的烟一掐，赞赏地说：“很好嘛！这跟打仗一样，指挥员不上一线，怎么能打胜仗？纸上谈兵是不行的！”
主席又问：“这个陈永贵，识字不？”
陶鲁笳赶紧回答：“43岁才开始扫盲，现在能读报纸了，今年50岁。”
主席听了更高兴了，他一向最看重这种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干部，有实践经验，不脱离群众，这才是共产党干部的本色。
从那以后，“大寨”这两个字，就在主席心里挂了号。

到了这年年底，更让陈永贵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64年12月26日，这是毛主席71岁的生日。
按理说，主席过生日那是国家机密，而且主席一向不喜欢搞特殊，很少请客吃饭。
但这天，陈永贵正在北京开人代会，突然听到有人喊他：“永贵同志！永贵同志！”
他回头一看，吓了一跳，竟然是周总理。
周总理笑着走过来说：“永贵同志，今天主席请吃饭，特意点了你的名，让你去一趟。”
陈永贵当时整个人都懵了，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迷迷糊糊地就跟着总理进了中南海。
一进那间不大的宴会厅，好家伙，在座的都是些什么人啊？
钱学森、王进喜、邢燕子、董加耕……这哪里是普通的饭局，这简直就是工农兵学商的顶级代表大会！
毛主席一出来，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满面红光地招呼大家。
主席笑着说：“今天我不做寿，是用我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资格来，因为他们没干出什么名堂。今天在座的，才是咱们国家的功臣，是咱们国家的主人！”
这几句话，说得在场的人心里热乎乎的。
吃饭的时候，桌子摆成了个“品”字形，大家都在找自己的位置。
您猜陈永贵被安排在哪儿？
他就紧挨着毛主席！
这可是天大的荣耀，也是主席特意的安排。席间，主席不仅频频举杯，还时不时地给陈永贵夹菜。
主席指着桌上的菜说：“这个菜是湖南口味，辣一点，好吃！永贵同志，你是农业专家，多吃点！”
陈永贵哪见过这场面，加上听不太懂主席那浓重的湖南口音，急得脸涨得通红，连连摆手：“主席，我不是专家，我就是个种地的农民，大老粗一个！”
主席笑了，笑得特别开心，他要的就是这种朴实劲儿。
这顿饭吃完，临走的时候，主席还让人给每位嘉宾送了一个苹果，寓意平平安安。
也就是从这天起，陈永贵这个名字，彻底走进了中国政治权力的核心圈层。

04

时间一晃到了1975年。
这一年，对于陈永贵，对于中国，都是个特殊的年份。
在周总理的亲自提名和毛主席的拍板下，陈永贵要当国务院副总理了。
这消息一出来，整个北京城都轰动了，甚至连国外的记者都惊掉了下巴。
一个头上裹着白毛巾、满手老茧、裤腿上还沾着泥巴的农民，要当国家领导人了？这在西方政治学里简直是无法解释的现象。
可陈永贵自己却慌了神。
他是真慌，不是装的。他太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种地他在行，管一个大队他在行，可这是管国家大事啊，管全中国的农业啊！
所以就有了开头那一幕，他找周总理辞职。
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永贵啊，你是共产党员，党的决定你得服从。这是主席的信任，也是全国农民的期盼。你要把大寨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带到全国去。”
话说到这份上，推是推不掉了。
陈永贵一咬牙，回去琢磨了半天，最后憋出个“四不”请求，写成了报告递了上去。
这四个请求，要是放在现在的官场看，那简直就是“脑子进水”了，可放在那个年代，放在陈永贵身上，却显出一种惊心动魄的纯粹。
第一条：不搬家，不转户口。
他说：“我生是大寨人，死是大寨鬼。户口进城了，我就不是农民了，不是农民了，我还怎么代表农民？”
这一条，直接守住了他的根。

第二条：不拿工资。
那时候副总理的工资可不低，但他不干。他说：“我还是拿大寨的工分，国家给我发点生活补助就行。”
后来定下来，他每个月只要120块钱的补助，剩下的全靠大寨年底分红。这在当时，简直就是“傻”得冒泡。
第三条：不穿干部服。
什么中山装、大皮鞋，他穿不惯，也觉得那不是他该穿的。
他就要穿他的对襟黑布衫，头上那条白毛巾，打死也不摘。他说：“这毛巾裹着，头上出汗能擦，冬天能挡风，我就喜欢这个。”
所以在后来的外事活动中，你经常能看到一个奇景：西装革履的外国政要中间，站着一位裹着白毛巾的中国副总理，这反而成了中国外交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第四条，也是最绝的一条：“三三制”。
这是陈永贵自己发明的词儿。
所谓“三三制”，就是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开会处理公务，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各地跑调研，剩下三分之一的时间，必须回大寨劳动！
您听听，这是一个副总理该干的事吗？
在陈永贵看来，这不仅是该干的，而且是必须干的。
他说：“不参加劳动，就会变修；不回大寨，我就不知道地里的庄稼长啥样了，那我这个管农业的副总理不就成瞎子了吗？”
这封报告送到了毛主席手里。
主席看着看着，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拿起笔，重重地写下两个字：同意！
不仅同意，主席还专门发文件，号召政治局的其他委员都要向陈永贵学习，学习这种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劳动的作风。

05

陈永贵当了副总理，那日子过得，简直就是个“苦行僧”。
在中南海，工作人员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幕：一位国家领导人，也不去小灶吃饭，就蹲在食堂门口，端着个大海碗，吸溜吸溜地吃面条，就跟在山西老家蹲墙根吃饭一个样。
他不仅自己严，对家里人更严。
那时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可陈永贵家里人，硬是一点光都没沾上。
他老婆宋玉林，那是正儿八经的副总理夫人吧？可人家还在大寨大队部烧锅炉、喂猪呢。
有一次，山西那边有个地方官想“拍马屁”，觉得副总理的家属还在农村干活，这太不像话了，面子上过不去。

于是，底下人偷偷给办手续，想把宋玉林和孩子的户口转到北京来。
这事儿不知怎么让陈永贵知道了。
那天，他在电话里直接就炸了，拍着桌子吼道：“谁让你们办的？谁给你们的胆子？我陈永贵还在，你们就想搞特殊？马上给我退回去！谁敢办，我就撤谁的职！”
这一通火发得，吓得那边赶紧把手续给撤了。
直到他晚年病重，生活实在不能自理了，组织上特批，才把他老伴接到北京来照顾他。
还有他儿子陈明珠，那是副总理的儿子啊。
可陈永贵给立了规矩：不准打着我的旗号办私事，不准要官，不准搞特殊。
陈明珠后来回忆说，父亲对他最严厉的一次，是因为他想参军走个后门。陈永贵知道了，把他叫到面前，指着鼻子骂：“你有本事自己考，没本事就老老实实种地！想走后门？除非我死了！”
这就是陈永贵，一个把“公”字刻在骨头里的人。

06

1980年，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天变了，风向也变了。
陈永贵虽然文化不高，但他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自己这套老办法，可能跟不上现在的新形势了。
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65岁的陈永贵，主动递交了辞呈，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这一辞，他觉得浑身轻松。
他终于可以卸下那个让他诚惶诚恐的重担，做回那个普普通通的陈老汉了。
辞职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搬家。
他对组织说：“我不当副总理了，就不能占着部长的楼。给我找个平房吧，离东郊农场近点，我想去那儿当个顾问。”
组织上想挽留，说您是老领导，住这儿是应该的。
他头摇得像拨浪鼓：“不行不行，占着茅坑不拉屎，那是要挨骂的。我现在就是个老百姓，住那么好的楼干啥？”
最后，他硬是搬进了北京木樨地的一处普通公寓，每天骑着个自行车，去东郊农场看麦子、看果树。
那几年的陈永贵，是快乐的。
他经常戴着个大草帽，在农场里跟工人们聊天，教他们怎么剪枝，怎么施肥。
工人们有时候都忘了他是前副总理，就觉得这是个懂行的老把式，是个慈祥的老大爷。
他坚持自己买菜、做饭，从来不占公家一点便宜。
有一次，他去菜市场买菜，卖菜的大婶认出他来了，死活不收钱。
陈永贵急了，把钱往案板上一拍：“大妹子，你这是骂我呢！我买菜给钱，天经地义，你要是不收，我以后就不来你这儿买了！”
这一幕，让周围的群众看得眼眶发热。

07

1985年，厄运再次降临。
陈永贵觉得身体不舒服，去医院一查，肺癌晚期。
这消息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住进医院后，看着医生护士忙前忙后，用着进口的好药，陈永贵心里难受啊。
有一天，他趁着清醒，拉着主治医生的手，眼里含着泪求情：“大夫，咱别治了，行不？我自己身体自己知道，治不好了。这些药多贵啊，都是国家的钱。别为了我这么个快死的人浪费了，省下来给有用的人吧，给那些娃娃们吧。”
医生听了，背过身去偷偷抹眼泪，哪有病人嫌给自己治病费钱的啊？
临终前的日子里，陈永贵经常处于昏迷状态。
偶尔醒过来，他就拉着老伴宋玉林的手，絮絮叨叨地交代后事。
他说：“玉林啊，我走了以后，你别给组织添麻烦。房子交回去，你们回大寨去。孩子们要管好，让他们走正道，别指望我这把老骨头还能给他们留下啥。”
1986年3月26日，那个春寒料峭的夜晚，陈永贵觉得自己大限将至。
他费力地睁开眼，看着守在床边的亲人，用尽最后的一丝力气，说出了那句让在场所有人都动容的话：
“我这辈子，没给毛主席丢脸。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农民。”
说完这句话，这位从黄土地走出来的副总理，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享年72岁。
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没有进八宝山革命公墓。

他觉得那里太挤，太热闹，他还是喜欢大寨的虎头山，喜欢那里的清静，喜欢那里的泥土味。
出殡那天，大寨的老百姓哭成了一片泪海。
他们自发地披麻戴孝，把陈永贵的骨灰迎回了家。
在虎头山上，那是他当年带领大家一锄头一锄头刨出来的梯田，如今已是郁郁葱葱。
人们抓起一把黄土，混合着泪水，把他的骨灰撒在了这片他深爱了一辈子的土地上。
风吹过松林，发出阵阵涛声，像是在诉说着这位老农传奇的一生。
陈永贵，他就像一阵来自黄土高原的西北风，带着粗砺和质朴，吹进了中南海的红墙，最后又干干净净、了无牵挂地吹回了那片生养他的黄土地。
你说他聪明吗？在那个充满了算计和权谋的名利场里，他显得那么格格不入，那么“傻”。
但你说他傻吗？
当了一回大国的副总理，除了两袖清风和一身正气，他什么身外之物也没带走，却把“清白”二字，重重地刻在了历史的丰碑上。
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样的农民副总理，以前没有，以后，恐怕也不会再有了。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什么叫“人民公仆”，什么叫“不忘本”。
看着虎头山上那郁郁葱葱的松柏，你不得不承认，这老汉，活得真硬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