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位华裔美州长骆家辉：对中强硬换政治资本，卸任就来中国掘金

他曾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华裔州长，也是中国媒体眼中的 “老朋友”，用一张 “黄面孔” 敲开了中美贸易的大门。当他转身成为商务部长和驻华大使，露出的却是遏制中国科技的獠牙；卸任后，他又迅速脱下官服，摇身一变成为跨国捞金的 “红顶商人”。

他生于西雅图，祖辈来自广东，祖父在 1910 年代远渡重洋，先在加州务工，后辗转至华盛顿州做佣工，唯一的奢求便是用劳动换取英语课程。父亲在二战期间参军服役，退役后全家搬进公屋，那时 5 岁的骆家辉才开始接触英语。

家境贫寒的他，从小就在父母经营的杂货店里帮忙打理生意，生活的拮据却未阻碍他求学的脚步。高中毕业时，他以顶尖成绩斩获鹰级童子军奖，凭借奖学金踏入耶鲁大学，1972 年拿下政治科学学位，随后又在波士顿大学攻读法学，1975 年顺利取得律师资格，为日后的职业道路埋下伏笔。

1976 年，骆家辉从金县检察院副检察官起步，在刑事案件处理中积累了扎实的法律与实务经验。1982 年，他成功当选州众议员，在长达 11 年的任期内主导司法与预算领域工作，积极推动教育改革，逐渐在政坛崭露头角。

1993 年，他升任金县行政长官，掌控着辖区内的财政与基建大权，主导了公共交通扩容、环境污染治理等民生工程，展现出较强的行政能力。1996 年，他在州长选举中胜出，1997 年正式就职，成为美国大陆首位亚裔州长，并成功连任至 2005 年。

任内，他不仅应对了 2001 年互联网泡沫引发的经济波动，通过削减开支、扩大就业稳定局势，还在 “9・11” 事件后强化了州内安全防控体系，政绩得到广泛认可。

在对华关系上，骆家辉在州长任期内表现出极高的活跃度。1997 年，他首次访华，与广东地方官员会面并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开启了华盛顿州与中国的经贸往来。2000 年与 2004 年，他又两次率团访华，重点推动本州农产品与技术产品出口。

在他的推动下，华盛顿州对华出口额从 1997 年的不足 30 亿美元跃升至 2004 年的超 50 亿美元，增幅显著。他巧妙利用华裔身份拉近距离，中国媒体一度对其进行正面报道，将其视为中美交流的 “桥梁”。

2005 年卸任州长后，骆家辉并未离开中美交流的舞台，而是转身进入律师事务所，专注于中国贸易咨询业务，利用在任时积累的人脉与资源，帮助美国企业对接中国市场，从中收取高额咨询费。

2009 年，奥巴马政府任命他为商务部长，这一职位让他得以在国家层面推行对华政策，也让他的真实立场逐渐显露。2010 年，华为参与 Sprint 公司网络升级项目竞标，骆家辉直接致电 Sprint CEO 丹・赫斯，以 “威胁国家安全” 为由施压，最终迫使 Sprint 放弃华为与中兴，选择报价更高的美国本土供应商。

这一事件开创了美国政府直接介入市场竞争、打压中国企业的恶劣先例，此后类似的 “安全审查” 逐渐成为遏制中国科技企业的常用手段。

2011 年至 2014 年担任驻华大使期间，骆家辉的对华打压更为直接。上任伊始，他便明确表示 “尽管拥有中国血统，但我代表的是美国利益”。

这一行为虽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公众对环境污染的关注，间接促使政府加强治理，但本质上是通过放大中国发展中的问题施加政治压力。2012 年，他主导处理了陈光诚进入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事件，通过多方协调促成其赴美，这一举措显著加剧中美双边摩擦。

此外，他还多次公开批评中国网络审查制度与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在演讲中声称美国企业面临 “市场准入壁垒” 与 “强制技术转让”，将矛头直指中国政策，全力维护美国企业利益。即便推出缩短签证等候时间（从 100 天至 3 天）等便利措施，其核心目的仍是为了更便捷地监测中国科技动向，确保美国在技术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2013 年中美网络争端升级，骆家辉在回应美国对中国 “黑客攻击” 的指责时，表面呼吁对话协商，实则反复强调 “绝不容忍知识产权偷窃”，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技术防卫姿态。

在参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期间，他虽组织美国企业团访华并签署合作协议，但始终在贸易失衡、投资壁垒等问题上对华发难，协议背后往往夹带维护美国利益的 “私货”。而这一切，都为他卸任后的商业布局埋下了伏笔 —— 多年的政府任职经历与对华人脉积累，早已成为他未来变现的资本。

2014 年卸任驻华大使后，骆家辉迅速投身商业领域，开启了 “中国捞金” 模式。2016 年，他加入 AMC 院线董事会，凭借对中国市场的了解，助力该公司在中国扩张布局；同年，他还进入 PATH 健康组织董事会，参与发展中国家项目，进一步拓展在华业务网络。

此外，他还创办了私人咨询公司，为美国企业提供对华投资策略、政策解读等服务，利用政界积累的资源换取丰厚报酬。2020 年至 2021 年，他短暂担任贝尔维尤学院临时校长，管理 3 万名学生，维持着在公共领域的曝光度。

2023 年 11 月，他加入多尔西・惠特尼律师事务所，担任高级顾问，专注于中美贸易法律事务，甚至通过视频会议参与上海分所的知识产权问题讨论，将对华业务推向新的高度。

在此期间，骆家辉还担任 “百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100）主席，该组织以推动华裔融入美国社会、促进中美理解为宗旨，但他在活动中往往偏向美国立场，将 “理解” 转化为美国利益的表达。

他曾多次强调自己是 “百分之百的美国人”，2009 年的参议院听证会与 2011 年的北京就职演讲中，这一表述被反复提及，清晰界定了自己的身份归属。

从州长时期利用华裔身份推动美国贸易，到商务部长、驻华大使任内打压中国企业，再到卸任后借助中美资源捞金，骆家辉的职业轨迹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却始终围绕 “美国利益” 这一核心。

这种 “从政时打压、卸任后捞金” 的模式，在华裔美国政客中并不罕见，它深刻揭示了血统与立场的分离 —— 华裔身份可以成为获取信任、拓展资源的工具，但绝不会凌驾于其国家认同之上。

骆家辉的经历，本质上是美国政治与商业体系的产物。他凭借个人能力在体制内步步高升，用精准的身份定位服务于国家利益，卸任后又将政治资本转化为商业价值。对于中美关系而言，他并未真正扮演 “桥梁” 角色，反而在不同阶段制造了诸多摩擦与障碍。

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背后，是清晰的利益逻辑 —— 当打压符合美国利益时，他毫不犹豫地出手；当捞金能实现个人价值时，他同样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