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本赴湖北,1977 改派安徽,邓公称百姓缺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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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万里传》《当代中国的安徽》《改革开放实录》《万里文选》等相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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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夏,北京中南海的办公楼里正在进行一场关系着千万人命运的人事调动商议。

粉碎特殊时期势力的第二个年头,全国各地都在进行拨乱反正,干部队伍也面临着重新洗牌。

在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每一个人事安排都可能影响到一个地区的发展方向。

61岁的万里坐在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的办公室里,刚刚接到中组部的通知。

这个在铁路系统以敢想敢干闻名的山东汉子,在特殊时期经历了两次被打倒又两次复出的坎坷命运。

从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到北京市委书记,从铁道部部长到再次被打倒,万里的政治生涯充满了戏剧性的起伏。

如今,他再次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

中组部的同志告诉他,组织上准备让他到地方工作,去湖北省担任重要职务。

湖北是华中重镇,长江黄金水道穿境而过,工农业基础都不算差,虽然也有些问题,但总体来说是个发展前景不错的去处。

万里开始在心中盘算着到湖北后的工作思路,准备为这个新的人生阶段做出规划。

然而,就在他准备收拾行囊启程赴鄂的时候,一通电话彻底改变了一切。

中组部紧急通知他:湖北的安排有变,组织上决定派他去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

安徽?万里心中掠过一丝困惑。

这个紧邻江浙的省份,地理位置不算偏远,但多年来的混乱局面却是众所周知的。

特殊时期遗留的问题在那里格外突出,农村经济更是一片凋敝,连年需要国家救济。

这样的调动,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复出与调令

万里的人生轨迹,注定要与新中国的建设历程紧密交织。

1916年出生于山东东平的他,成长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父亲为了生计投军,后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这样的家庭背景让万里从小就对普通民众的疾苦有着切身的体会。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万里很快就在革命斗争中展现出了非凡的组织才能和领导素质。

抗日战争期间,万里在家乡创建了东平县第一个党组织,成为当地抗日斗争的重要组织者。

他先后担任泰西特委宣传部长、鲁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逐步成长为冀鲁豫边区的重要领导干部。

在根据地建设中,万里特别注重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民生运动,他撰写的《继续贯彻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一文,在整个冀鲁豫边区产生了重要影响。

解放战争期间,万里担任冀鲁豫区党委委员、秘书长等职务,参与领导当地人民群众积极参军参战、组织生产、支援前线。

1949年,他随刘邓大军南下,参与了南京的接管工作。

万里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务实的工作作风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两人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万里被分配到城市建设领域工作。

他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城市建设总局局长、城市建设部部长等职务。

1958年,万里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协助周恩来总理负责国庆十周年献礼工程建设。

在他的主持下,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仅用不到一年时间就全部建成,创造了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

万里在建设领域的杰出成就,充分展现了他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创新精神。

他善于统筹安排,敢于承担责任,具有把握全局、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这些经验和能力,为他后来在其他领域的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然而,特殊时期的到来打断了万里正常的工作轨迹。

1971年,他被迫离开领导岗位,接受监护审查。这一时期的经历虽然痛苦,但也让万里对"左"倾错误的危害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1973年5月,万里得以解除劳动改造,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担任北京市委书记。

在这个岗位上,他提出了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等超前的理念,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1975年1月,万里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

当时的铁路系统问题严重,运输秩序混乱,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万里上任后,坚决贯彻邓小平提出的整顿方针,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他深入基层调研,了解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整顿措施。

在他的努力下,铁路系统的混乱局面很快得到扭转,运输秩序明显好转,创造了"安全正点万里行"的良好局面。

万里在铁道部的出色表现,让他与耀邦同志、周荣鑫、张爱萍一起,被称为邓小平的"四大金刚"。

这一时期的工作经历,不仅展现了万里的改革才能,也进一步加深了他与邓小平之间的工作关系和个人信任。

然而,1976年的政治风暴又一次将万里卷了进去。

随着"批邓连万"口号的提出,万里再次被打倒,政治生涯面临严峻考验。

这是他第二次遭遇政治挫折,但他依然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态度。

1976年10月粉碎特殊时期势力后,万里的政治生命迎来了新的春天。

1977年2月,他被任命为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

虽然职务比铁道部部长有所降低,但能够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万里已经感到很欣慰了。

在轻工业部工作期间,他继续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为恢复和发展轻工业生产做出了积极贡献。

正当万里在轻工业部稳步开展工作的时候,1977年6月,一纸调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中组部通知他,组织上决定让他到地方担任主要领导职务。

最初的安排是让万里去湖北担任省委主要负责人。

湖北省地理位置优越,长江黄金水道贯穿全境,工业基础相对不错,农业条件也比较好。武汉是华中地区的中心城市,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对于一个61岁的高级干部来说,这样的安排可以说是相当合适的。

万里接到去湖北的通知后,开始认真研究湖北的基本情况。

他了解到,湖北省委当时的领导班子需要加强,中央希望派有经验的干部去协助开展工作。

湖北虽然也有一些问题,但总体上比一些困难地区要好得多,如果政策得当,应该能够取得不错的发展成果。

万里开始为赴鄂工作做准备,研究湖北的工农业发展状况,思考可能的工作重点和发展方向。

他特别关注湖北的农业情况,认为这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

然而,就在万里准备启程赴鄂的前几天,情况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二】安徽困局与中央决策

要理解万里调任安徽的深层背景,必须深入了解当时安徽省面临的复杂困难局面。

这个位于华东地区的省份,在特殊时期遭受了极其严重的冲击,各种矛盾问题交织叠加,形成了一个让中央头疼的"老大难"局面。

安徽省在特殊时期的主要负责人宋佩璋,其履历和作为充分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宋佩璋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政委,1967年8月起任安徽省军区第一政委、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71年1月至1977年6月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在他主政期间,安徽省的政治生态严重恶化,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正常的工作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更令人担忧的是宋佩璋在粉碎特殊时期势力后的消极态度。

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各地都应该积极开展揭批查运动,彻底清除特殊时期势力的影响。

然而宋佩璋却采取了明显的抵制态度,对揭批查运动能拖则拖,能压则压,一捂就是整整八个月。

这种做法严重影响了安徽省的拨乱反正进程,使安徽成为全国揭批查运动中的一个明显死角。

从经济发展状况看,安徽省的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

全省拥有28万多个生产队,但其中只有大约10%能够勉强维持温饱水平。

令人震惊的是,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其中人均收入在40元以下的生产队约占25%。

这样的收入水平,在建国近30年后仍然存在,充分说明了问题的严重程度。

皖北地区的情况尤其令人担忧。

那里不仅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经常遭受旱涝等自然灾害,更严重的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生产力破坏。

许多村庄年年歉收,农民生活极其困苦。

每年秋收过后,大量青壮年都要外出讨饭谋生,留在村里的多是老弱病残。

一些村庄的房屋破烂不堪,连基本的家具都是用泥土制作的,真正是一贫如洗、家徒四壁。

更让人痛心的是,这种极端贫困状况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似乎成了一种常态。

安徽被戏称为"要饭省",年年要向国家伸手要粮食、要救济款。

这种状况不仅给国家财政造成负担,更重要的是严重影响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

从政治状况看,安徽省的派性斗争极其激烈,各种矛盾错综复杂。

特殊时期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不同派别的干部群众之间存在严重的对立情绪。

这种状况不仅影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也严重妨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

宋佩璋在这种复杂困难的局面下,表现出明显的能力不足和态度消极。

他既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也没有妥善处理政治领域的各种矛盾。

特别是在粉碎特殊时期势力后,他的消极态度更是暴露无遗。

1977年6月16日至20日,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专门听取了安徽省委宋佩璋、李任之,省军区王文模、余光茂,十二军官峻亭等人的工作汇报。

汇报的情况让中央领导深感震惊和担忧。

安徽的问题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作不力,而是涉及到政治方向和发展道路的根本性问题。

从汇报情况看,安徽省在拨乱反正方面明显滞后,在经济发展方面严重落后,在社会稳定方面存在隐患。

这样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不仅会影响安徽省自身的发展,还可能对周边地区和全国大局产生不良影响。

中央领导听完汇报后,对安徽问题的严重性有了充分认识。

大家一致认为,安徽省委的领导班子必须进行重大调整,必须派得力干部去主持工作。

宋佩璋显然已经不适合继续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必须另选贤能。

在讨论谁能胜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这一重任时,中央领导考虑了多个因素。

安徽的情况异常复杂,既有政治层面的问题,也有经济层面的困难,还有社会层面的矛盾。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不仅仅是一般的行政管理能力,更需要政治上的坚定性、工作上的开拓性和品格上的担当性。

万里的名字很快进入了中央领导的视野。

他在城市建设、铁路整顿等不同领域的出色表现,充分证明了他具有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特别是他在铁路整顿中表现出的改革精神和实干作风,让中央领导看到了他解决安徽问题的希望。

万里的个人经历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他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对基层群众的疾苦有着天然的同情心和责任感。

他在特殊时期的遭遇使他对"左"倾错误有着深刻认识,这种经历有助于他在安徽开展拨乱反正工作。

更为重要的是,万里与邓小平之间的良好工作关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的政治影响力日益增强,他对万里能力品格的认可,为万里主政安徽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支撑。

经过充分讨论,中央最终决定调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这个决定虽然改变了万里原定的工作去向,但从全国大局考虑,这是最为合适的人事安排。



【三】关键会面与使命托付

6月18日下午,万里怀着复杂心情走进了邓小平的办公室。

这次会面虽然是例行的辞行拜访,但在万里心中却有着特殊的意义。

他与邓小平的关系可以追溯到解放战争时期,两人在长期的工作接触中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关系。

邓小平虽然此时还没有正式复出,但他在党内的影响力已经日益增强,很多重大决策都会征求他的意见。

万里向邓小平汇报了调任安徽的情况,并询问对安徽工作有什么指示。

邓小平对安徽的情况显然非常了解,他详细询问了万里对安徽问题的认识和工作打算。

在这次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中,邓小平对安徽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他指出,安徽的问题表面上看是经济落后,实际上根子在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

要解决安徽的问题,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措施。

邓小平特别强调了农村工作的重要性。

他指出,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农业是安徽经济的基础。

要改变安徽的落后面貌,必须把农村工作放在突出位置,想方设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当谈到农民生活状况时,邓小平的语气变得沉重起来。

他告诉万里,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安徽很多地方的农民生活还很困难,有些地方的农民甚至面临吃饭问题。

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绝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邓小平的这番话让万里深受触动。

他深刻认识到,安徽的农村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

在谈话的最后,邓小平对万里寄予了厚望。

他希望万里能够发扬在铁路整顿中表现出的改革精神和实干作风,在安徽闯出一条新路子。他特别强调,要敢于突破陈旧观念的束缚,敢于尝试新的做法,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就要大胆去做。

这次谈话对万里产生了深远影响。

邓小平的话不仅让他对安徽工作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更重要的是给了他在安徽进行改革探索的信心和勇气。

1977年6月21日,万里正式到达安徽,开始了他在这个省份的工作历程。



【四】初入安徽的震撼发现

万里到达安徽后,首先面对的是如山的具体工作。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他需要统筹全省的党政军各项工作。

然而,万里深知,要真正搞好安徽的工作,首先必须深入了解安徽的实际情况。

万里决定用相当长的时间进行实地调研。

他的调研方式很有特色,总是轻车简从,不要当地干部陪同,直接深入到最基层、最困难的地方去看实情。

这种调研方式虽然比较辛苦,但能够了解到最真实的情况。

万里首先到达的是皖北地区。

这里是安徽省最困难的地区之一,也是他最想了解的地方。

当万里走进第一个村庄时,眼前的景象让这个见多识广的老干部深感震撼。

村子里的房屋大多破烂不堪,有的甚至连像样的门窗都没有,只能用破布或草席遮挡。

更让人震惊的是,许多农户家中几乎没有什么家具,连桌子、凳子都是用泥土制作的。

万里走进一户农家,发现他们全家的财产加起来也值不了几个钱。

村民们的衣着同样令人心酸。

由于长期贫困,很多人的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有的甚至衣不蔽体。

孩子们大多面黄肌瘦,明显营养不良,这在万里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万里详细询问了村民们的收入情况。得到的答案更是让他吃惊不已。

许多农户一年到头辛苦劳作,人均收入却只有二三十元,有的甚至更少。

这样的收入水平,连基本的生活需要都难以满足,更不用说改善生活条件了。

更让万里痛心的是,这种贫困状况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村民们告诉他,每年秋收之后,村里的年轻人都要外出讨饭,因为家里的粮食根本不够吃。有些年份遇到自然灾害,情况就更加严重了。

万里继续深入调研,走访了更多的村庄。

他发现,类似的贫困状况在皖北地区具有普遍性,不是个别现象。在某些特别困难的村庄,甚至出现了全村人外出讨饭的情况。

在一个叫做小岗村的地方,万里了解到的情况更是令人震惊。

这个村庄有着"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历史,是典型的贫困村。

村民们告诉万里,他们已经穷怕了,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能改变现状。

万里的调研不仅限于农村,他也深入了解了安徽省的工业情况。

虽然安徽也有一些工业基础,但总体上比较薄弱,而且在特殊时期受到了严重冲击。

许多工厂生产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不高,经济效益很差。

通过深入细致的调研,万里对安徽的问题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

他发现,安徽的困难不仅仅是自然条件造成的,更主要的是体制机制和思想观念方面的问题。

长期的"左"倾政策和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万里意识到,要改变安徽的落后面貌,必须在政策和制度上有所突破。

但这种突破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任何政策创新都可能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

1977年8月下旬的一天,万里在省委招待所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听取关于全省农村情况的系统汇报。

这次汇报从下午2点开始,一直持续到天黑,前后长达5个多小时。汇报的内容详尽具体,涉及全省各地农村的生产生活状况。

然而当汇报进行到关键部分时,汇报人突然停顿下来,从文件袋中取出了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材料。

当他将这份材料放在桌上的那一刻,整个会议室的气氛瞬间变得凝重起来,在场所有人的表情都显得异常严肃。

而当万里翻开这份绝密材料的首页,看到里面记录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数据和事实时,这位经历过无数风浪的老革命家也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意识到安徽农村的真实状况,远比他之前了解到的情况更加严峻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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