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马寅初没有提出人口论，没有实施计划生育，如今中国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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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还是那条高铁，地铁还是那条地铁，只是人变成现在的一倍还多。

街上年轻人看着多得很，可人均收入压着上不去，学校招生线高到离谱。

再对比一下今天：老龄化、少子化、年轻人压力大，国家开始鼓励生三孩，优惠政策一条接一条。结果现实是，愿意生的还是不多。

马寅初当年那套人口论，如果这一步当年没迈出去，中国现在到底是更好，还是更难？

从“人多好办事”到“人口非控制不可”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大概四亿多人口，底子薄、家底少，到处都要钱、要粮、要劳动力。战乱刚停，大家普遍认同一个简单逻辑：人越多越有劲，多生就是多希望。

这种观念不是中国独有，当时苏联也是靠奖励多生，快速补人口缺口。国际上“人口越多越强”的说法很吃香。

问题出在增长速度太快。

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一做，发现四年时间人口涨到了六亿多，年增长率超过2%。换成人话，就是每年净增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

国家刚刚搞工业化起步，第一五年计划要上钢铁、要修工厂、要铺铁路，钱从哪儿来？

土地就那么多，粮食产量要靠时间和技术慢慢提高，但吃饭的人蹭蹭往上涨，稍微遇到自然灾害，粮食就立刻紧张。

马寅初的敏感点就在这里。他学的是经济学，看的是长期投入产出的账。人口如果按这种速度往上冲，国家想拿出足够资金搞工业，是非常吃力的。

孩子生下来不是只要一张口吃饭，后面还要学校、医生、工作岗位，都是钱，也都是时间。用老话说，生得起不等于养得起、教得起，而一个国家的账，比家庭复杂得多。

现实也在提醒决策层。三年困难时期过后，粮食紧张的教训太深刻。

到了60年代初，控制人口这个话题开始从“能不能谈”，变成“必须得谈”。1962年，国务院开始下文件，要求各地认真搞节育工作。

那时离所谓“一胎化”还远，更多是提倡少生、晚生，先把最极端的高生育率压下来。

70年代，人口继续往上蹿，九亿大关被突破，人均粮食不但没比之前提高，反而不如五十年代。许多地方出现一个怪现象：工厂建起来了，城镇也在扩张，但粮食、学校、医院跟不上人口的速度。

毛主席在经济计划的草案上批了那句“人口非控制不可”，不是随手写着玩，而是看到了资源和发展之间已经开始打架。

接下来政策开始“拐弯加速”。1973年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把人口问题直接纳入国民经济规划。

到了1979年，官方明确提出一对夫妻最好只生一个，1980年的公开信把一孩化面向全社会，1982年干脆把计划生育写成基本国策。

城市执行很严，农村因为传统观念和劳动力需要，相对宽一点，但超生要罚款、要交社会抚养费，谁家都算得清这笔账，很少敢硬顶着来。

七十年代总和生育率从六个左右往下扎，到三左右；八十年代初又跌到二点几，此后长期徘徊在更低水平。

按官方测算，大约少生了四亿人。这四亿如果都在今天的城市、农村真实存在，资源、环境、教育、医疗压力会是什么水平，稍微想一想就知道有多挤。

没有计划生育，中国会不会更“强”？

现在网上最热的一句埋怨是：如果当年不搞计划生育，中国今天人口多得多，年轻人也多得多，人口红利更长，凭什么会不更强？

假设当年没有马寅初那波“新人口论”，政治上对人口问题也保持传统观念：人多不怕，人多才有底气。国家顶多提一提晚婚晚育，宣传一点节育常识，但不把它上升为强制政策。

那人口大概率会沿着五六十年代的高生育轨迹往上走，哪怕随着城市化和教育水平提高自然有所下降，总盘子也会大很多。

国内外不少模型算过，在这种情形下，到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人口可能在17亿到18亿之间，乐观一点说20亿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甚至有更极端的推演，把早期生育率的惯性延长更久，给出过超过20亿甚至接近30亿的数字。

人口翻倍意味着什么？先看粮食。中国的耕地只占全球大约7%，目前养活十四亿人已经很吃力，需要大量进口大豆等农产品补结构。

要是变成十八亿甚至更多，人均耕地会被压到更低的水平，粮食稳产增产的压力远比现在大。只要国际粮价出现大波动，国内物价就会被牵着走，粮食安全成天都得悬在头上。

再看水和环境。今天的环境治理难度大家都体会得到，过去几十年靠的是人口、技术和投资一起玩命拧紧，才逐步把污染压下来。

如果把人口按高情景往上加一截，工业排放、生活污水、建筑消耗的水和能源全都涨一轮，人均水资源还要往下掉，北方缺水城市会更多，调水工程压力更重，地下水被过度使用的风险会上升。

现在很多地方大城市里，家长为了多一个学位名额，找房、择校已经够焦虑了。假如同样数量的学校面对的是多出几亿的儿童，扩招不可能无止境，结果就是升学门槛水涨船高。

高考录取率会被挤压，中职、普高、大学的分流会更早、更硬，教育公平压力更大。

医生护士的培养也需要时间，如果跟不上人口速度，排队看病会变成一种常态，不是今天这种抱怨级别，而是日常生活级别的拥堵。

有人会说，多几亿人不就是多几亿消费者和劳动力嘛，市场更大，就业机会更多，经济盘子自然更大。这个逻辑有一半是对的。

劳动力多，的确能支撑长期的制造业扩张，市场大也有利于企业做规模。但另一半不能忽视：劳动者是不是受过足够教育、有没有足够技能，直接决定他们创造的价值上限。

如果资源被严重稀释，教育普及的广度和深度被拉低，人均素质上不去，那么再多的劳动力也容易停留在低端制造和低附加值服务业里转圈。

今天中国的人均GDP已经站上中等偏上水平，产业结构也在往高技术、高附加值上走。背后有一条隐藏条件：国家在关键阶段，把有限的资金和资源尽量往基础设施和工业、科技那边堆，而不是被无节制的人口增长拖得抬不起头。

计划生育提供的，是一个比较“干净”的窗口期，让人均投入有机会显著提高。

当然，代价也很直接：人口红利结束得更早，老龄化更快赶到。

没有哪个版本是完美无缺。假如当年不控制，今天的中国有可能是一个人口二十亿、GDP总量巨大但人均水平很难拉上去的国家，街上年轻人到处都是，薪资却长期压在较低水平，失业率更高，公共服务更挤。

也就是说，看上去热闹，细看并不轻松。

真正难题在当下

如果只停留在历史对错的争执里，这场讨论最后一定会变味儿：一边说没有计划生育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另一边说你看现在老龄化、少子化这么严重，全是过去种下的因。

但现实不会因为吵赢了就改变，问题就摆在眼前：人口负增长已经出现，老龄化超过二成，养老金、劳动力、消费市场结构都在被冲击。

数据很冷静。2023年，全国出生人口不到一千万，死亡人口破一千万，总人口减少了将近一百万。这已经不是理论推演，是发生中的事实。

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1%，养老压力是肉眼可见地增加。与此同时，制造业开始向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转移，年轻人既被要求多生，又面对高房价、高教育成本、高职场压力，很难对未来放松心态。

有人说，问题根子就在当年的计划生育，没它就没有这么快的老龄化。这个说法有一部分对，也有一部分过度简化。

计划生育确实加速了人口结构的“变瘦”，但全世界范围内，随着城市化推进、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生活成本上涨，生育率下降几乎是个普遍趋势。

日韩、欧洲不少国家都没有搞过类似我们的强制性政策，生育率不也同样掉到很低，甚至比中国还低。

也就是说，哪怕当年政策不那么硬，今天中国一样会面对少子化，只是节奏和幅度会不一样。

所以真正关键的问题不是“当时值不值”，而是“现在能干什么”。国家已经在政策层面不断松绑，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三孩，还配套了一些住房、教育、税费方面的支持。

但生育意愿回不来，说明民众的顾虑并不是政策口号那么简单。婚恋观在变，教育焦虑压着，城市住房负担沉重，工作和生活平衡很难做到，大家对未来收入稳定性的预期也没那么乐观。在这种环境里，单纯强调多生，只会让年轻人更反感。

马寅初当年的关注点是“生得太多会拖垮发展”，现在的焦点其实反过来了：年轻人觉得“自己都顾不过来，还谈什么多生”，国家则担心“以后没人干活没人缴税”。

从国家的角度看，人口规模已经很大，即便未来慢慢下到十亿左右，只要人均素质、技术水平和社会组织能力跟得上，综合实力依然可以保持。

反过来，就算再多出几亿人，如果都是被资源挤压、教育不足、就业困难拖着走，也不可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力。

过去觉得人多一定是好事，于是猛生，后来一看不行，就猛刹车；现在发现生育率太低了，又有人想当然地喊“赶紧多生补回来”。

人口问题是几十年一轮的事，补不上去、也拉不回来那么快，政策更不可能靠一脚油门解决。

当初没有马寅初和计划生育，中国可能更热闹，但未必更体面；有了他们，中国走上了另一条路，有成绩，也有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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