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资料：《中央档案馆藏方志敏狱中文稿》《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方志敏全集》等相关资料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35年春，上海内山书店里一如往常地忙碌着。
店主内山完造将一封来历不明的信件递给了常客鲁迅。
信封拆开后，里面是几张看似空白的纸张，没有任何可见的字迹。鲁迅疑惑地翻看着这些白纸，心中暗想这又是什么奇怪的恶作剧。
这封神秘的"空白信"背后，隐藏着一段惊心动魄的狱中传奇。
写信人正是当时被国民党悬赏八万大洋缉拿的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方志敏。
此时的他，正被关押在南昌军法处看守所内，脚戴重镣，面临着随时可能到来的死刑。
为了将在狱中拼命写成的重要文稿传递给党组织，这位革命者想到了一个几乎不可能成功的冒险计划——用米汤在纸上写字，制造出表面空白但实际暗藏玄机的密信。
【一】红军先遣队的末路悲歌
1934年12月14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方志敏率领由红十军团组成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赣东北苏区出发，开始了一次注定悲壮的远征。
这支部队由红七军团全部、红十军大部和少共国际师一部组成，总兵力约一万人，装备简陋但士气高昂。
红十军团的领导班子实力雄厚：方志敏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
部队的任务是深入敌军战略重地，宣传抗日主张，扩大红军影响，同时策应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
从赣东北出发后，红十军团首先向皖南进军。
经过40天的艰苦行军作战，部队连续攻克了淳安、分水、临安、旌德等县城，一度兵临杭州城下，震动了整个华东地区。
国民党当局对这支突然出现在江南的红军队伍极为震惊，连忙调兵遣将进行围堵。
1935年1月初，在完成既定的宣传和牵制任务后，红十军团开始按照原计划向赣东北回撤。
然而就在回师途中，部队在浙赣边界的开化、德兴两县交界处遭遇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
蒋介石得知红军动向后，立即调集了第二十一师、第四十九师、第四十三师等7个师又8个团，总兵力达20万人，对这支不足万人的红军队伍实施"铁桶合围"。
面对如此悬殊的兵力对比，红十军团的处境极为险恶。
1935年1月16日，在敌军包围圈越收越紧的危急关头，方志敏果断下达命令：由粟裕率领先头部队800人立即向北突围，他自己则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决定留下来等待与刘畴西率领的主力部队会合。
这个看似英勇的决定，实际上将自己置于了极度危险的境地。
接下来的八天八夜里，被围的红军将士血战不息。
他们在冰天雪地中与十倍于己的敌军进行殊死搏斗，弹药逐渐耗尽，给养断绝，伤亡惨重。
尽管红军战士展现出了钢铁般的意志，但客观条件的恶劣使得突围行动屡次失败。
除了零星的小部队冲出包围圈外，大部分将士要么壮烈牺牲，要么因为负伤或饥饿而被俘。
整个红十军团几乎全军覆没，这支曾经威震江南的劲旅就此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
1935年1月29日清晨，在德兴县陇首村附近的山林里，饥寒交迫、七天没有进食的方志敏终于体力不支，倒在了雪地上。
当国民党士兵发现他时，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红军领袖已经奄奄一息。
就这样，方志敏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189天的囚徒生涯。
【二】南昌监狱中的特殊待遇
方志敏被俘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了国民党的各级机关。
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后欣喜若狂，立即下达指示：将方志敏押送南昌，由他亲自部署劝降工作。
在蒋介石看来，如果能够策反这样一位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其政治价值将是无法估量的。
1935年2月初，方志敏被五花大绑押解到南昌"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
这座位于南昌市中心的监狱建筑阴森，戒备森严，专门关押各类"政治犯"。
方志敏最初被安排在普通监房，与同样被俘的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政治委员王如痴、参谋长曹仰山关押在同一间牢房内。
出人意料的是，看守所对这几位"特殊囚犯"给予了相当程度的"优待"。
他们每日有三餐热饭，可以无限量饮用开水，看守所甚至还发给他们每人几十元的零花钱用于购买日用品。
这种待遇在当时的监狱中是极其罕见的，明显带有政治目的。
然而这种"优待"是有代价的。
与普通犯人相比，方志敏等人必须时刻佩戴重达十斤的脚镣，这种特制的镣铐不仅沉重，而且制造精良，几乎不可能被破坏。
镣铐的叮当声时刻提醒着他们的特殊身份，也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中最大的痛苦。
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方志敏遇到了两个对他后来的命运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
第一个是胡逸民，字罟人，原为国民党官员，因为思想倾向进步而被关押。
胡逸民年过半百，人生阅历丰富，见多识广。
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与方志敏存在分歧，但他对这位共产党领袖的人格魅力和理想信念深感钦佩。
另一个关键人物是看守所文书高家骏，浙江杭州人，年约二十多岁。
这个年轻人最初对共产党的了解仅限于国民党的宣传，出于好奇心想看看这位被官方形容为"十恶不赦"的"匪首"到底是什么样子。
然而几次接触下来，高家骏的世界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方志敏在狱中展现出的学者风范和人格魅力让高家骏深受震撼。
这位共产党领袖不仅博览群书，学识渊博，而且平易近人，毫无架子。
他耐心地为高家骏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分析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甚至关心起这个年轻人的个人生活和感情问题。
高家骏后来回忆说，从方志敏那里他学到了真正的"三民主义"精神，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一个国民党监狱的工作人员，竟然从一个共产党囚犯那里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
随着时间的推移，胡逸民和高家骏都逐渐成为了方志敏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他们不仅在精神上给予方志敏安慰，更重要的是，在后来的文稿传递行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敌人意料之外的文字计划
1935年2月28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一名执委带着江西《民国日报》的记者来到看守所，对方志敏进行了一次特别采访。
这次采访的目的很明显：通过媒体展示国民党的"宽大政策"，同时探测方志敏的思想动态。
当记者询问方志敏是否向狱方提出过写作要求时，方志敏的回答颇为巧妙。
他说自己确实有写作的想法，希望能够写下"数万言"的文字，但由于"心绪不宁"，一直没有成功完成。
这个回答既没有完全否认写作意图，也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计划，为后来的行动埋下了伏笔。
实际上，方志敏在狱中写作的动机是多重的。
从战略层面考虑，他希望能够总结自己多年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为党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策略层面考虑，写作可以为他争取时间，延缓敌人的处决计划。
从个人层面考虑，文字创作能够帮助他排解内心的痛苦，保持精神上的坚韧。
为了实现写作计划，方志敏采取了一个巧妙的策略。
他向看守所提出要求，声称愿意写一篇详细的"自传"，内容包括自己从事革命活动的全过程和赣东北苏区的具体情况。
在敌人看来，这简直是天大的好事——如果能够从方志敏口中得到这些第一手资料，对于彻底摧毁共产党在江西的组织将具有巨大价值。
看守所立即批准了方志敏的要求，并专门为他配备了桌椅、笔墨和足够的稿纸。
敌人甚至专门安排了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希望方志敏能够"安心写作"。
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方志敏真正要写的，并不是什么投降书或者情报资料，而是一篇篇足以流传千古的革命文献。
从1935年3月开始，方志敏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文学创作。
每天除了应付敌人例行的审讯外，他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写作中。
在那间阴暗潮湿的牢房里，伴随着脚镣的叮当声，一篇篇充满革命激情和理想主义光辉的文稿在他的笔下诞生。
方志敏的写作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由于对文稿能否成功传递出去存在疑虑，他一度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之中。
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文中，他如实记录了这段心路历程：由于担心写出来也无法传递给党组织，他曾经停笔十几天，甚至将已经写好的万余字稿子全部撕毁。
转机出现在胡逸民身上。当这位狱友主动表示愿意帮助传递文稿后，方志敏重新燃起了创作的热情。
他意识到，虽然自己可能无法亲眼看到革命的胜利，但可以通过文字的形式继续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
这种认识让他的写作变得更加紧迫和专注。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方志敏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一系列重要作品。
他首先写成了长达六万字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详细回顾了自己的革命历程。
接着，他又相继完成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等经典篇章。
这些作品不仅是他个人的精神遗产，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宝贵的历史文献。
【四】米汤密写的神奇技巧
1935年4月下旬，为了便于实施更加深入的劝降工作，方志敏被转移到了看守所的"优待号"。
这个单人牢房环境相对较好，有独立的桌椅，采光也比普通牢房要好一些。
表面上看，这是国民党当局对方志敏的进一步"优待"，实际上是希望通过改善环境来软化他的意志，为最终的劝降成功创造条件。
然而国民党当局没有料到的是，这种相对安静和独立的环境反而为方志敏的写作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在这个"优待号"里，他可以更加专心致志地进行创作，而不必担心被同室的狱友打扰。
到了1935年6月上旬，方志敏已经完成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多篇重要文稿。
面对这些用心血写成的珍贵文字，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如何将这些文稿安全地传递出这座戒备森严的监狱，送到党组织手中。
经过深思熟虑，方志敏想到了一个在当时地下工作者中广为使用的秘密通信方法——米汤密写。
这种技术的原理相对简单：用煮米饭时产生的米汤作为"墨水"，在普通纸张上书写文字。
由于米汤中含有淀粉成分，书写完成并晾干后，字迹会完全消失，纸张看起来就是一片空白。
但是当用碘酒轻轻擦拭时，碘与淀粉会发生化学反应，使原本隐藏的字迹重新显现出来。
为了获得进行密写所需的米汤，方志敏向高家骏提出了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要求。
高家骏虽然不明白方志敏要米汤的具体用途，但出于对这位革命领袖的信任和敬重，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要求。
每次吃饭时，高家骏都会想办法为方志敏收集一些米汤，并想方设法送到牢房里。
1935年6月11日上午，经过精心准备，方志敏开始了一次极其重要的密写工作。
他用米汤作为"墨水"，在几张看似普通的白纸上写下了一封长达3000多字的重要信件——《给党中央的信》。
这封密信的内容极其丰富和重要。
方志敏首先详细分析了敌人暂时没有处决他的原因，认为国民党当局仍然抱有劝降的幻想，这为他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接着，他报告了自己在狱中准备越狱的各种情况，请求党组织从外部给予必要的援助和配合。
更重要的是，方志敏在这封信中详细列举了他在狱中完成的八篇文章的具体题目：《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狱中纪实》《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给某夫妇的信》。
每篇文章都有详细的字数说明和内容简介，总计超过十万字的宝贵文献。
除了汇报工作成果外，方志敏还在信中对帮助他的胡逸民作了详细介绍。
他写道："胡罟人原是国民党的一个官僚，但他倾向革命，故在狱中给了我一些帮助。我曾与他谈了不少的话，并写了许多信给他，他表示很坚决而且诚恳。他愿意站在党的同情者的立场，接受党的指导，帮助党所需要他做的工作。"
方志敏甚至提到胡逸民愿意拿出大部分家产支持革命事业，建议党组织派人去领导他开办印刷所和杂志，从事宣传工作。
在完成给党中央的密信后，方志敏又分别给鲁迅和宋庆龄写了内容相似的求救信。
虽然他从未见过这两位知名人士，但基于对他们人格品质和政治立场的了解和信任，相信他们一定与中共地下党有某种联系，能够帮助自己转递文稿和组织营救行动。
当这三封用米汤书写的密信完成后，方志敏面临着一个更加困难的挑战：如何将这些看似空白的纸张安全地送出监狱，到达指定的收信人手中。
这个任务的难度和危险性丝毫不亚于在敌占区执行秘密任务，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甚至危及所有参与者的生命安全。
就在方志敏为文稿传递问题而苦恼时，监狱里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高家骏主动提出要帮助传递这些珍贵的文稿，甚至愿意动用自己的私人关系。
与此同时，胡逸民的妻子向影心也表示可以利用探监的机会协助传递部分材料。
两条秘密传递路径由此形成：一条通过高家骏的女友程全昭直接前往上海；另一条通过向影心将密信先期送出。
这两个看似简单的计划，实际上牵涉到多个环节的精密配合和巨大风险承担。
更加关键的是，方志敏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所有准备工作，因为敌人随时可能改变态度，提前执行死刑。
然而，当这些承载着革命理想和血泪的文稿经过千难万险最终抵达上海，到达鲁迅等人手中时，等待方志敏的却并非他所期望的救援消息。
鲁迅在仔细研究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后，竟然得出了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结论，这个决定将彻底改变整个事件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