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沈醉回忆录》《我这一生》《军统内幕》及相关历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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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2月4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清晨的广播响起，播报第一批特赦战犯名单。监舍里所有人都停下手中的活计，屏息凝神地听着那一个个名字。
当"沈醉"这个名字从喇叭里传出时，整个监舍安静了片刻，随即响起一片议论声。角落里的周养浩和徐远举抬起头，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
周养浩轻轻点了点头，徐远举则看向远处的沈醉，眼神里闪过一丝明了。沈醉站在原地，双手微微颤抖，他没想到自己会出现在第一批名单里。
这个消息对他来说太过突然，以至于好几分钟后才反应过来。
而此时，周养浩和徐远举已经转身继续干活，两人都没有过去道贺，只是各自沉默着。这一幕，成为功德林监狱里许多人心中的疑问。
【1】三个特务的重庆岁月
1938年，军统局在武汉成立不久，沈醉就加入了这个组织。那一年他24岁，湖南湘潭人，因为读过几年书、脑子灵活，很快就受到重用。
军统局全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当时国民党的情报机关。
局长戴笠手下能人无数，可真正能接触核心事务的，不过寡寡数人。沈醉凭借办事细致、处理问题周密的特点，逐渐成为戴笠身边的得力助手。
周养浩比沈醉晚几年进入军统。他是四川人，1940年加入组织，主要负责行动方面的工作。这个人做事果断，执行任务从不拖泥带水，在军统内部也算是个人物。
徐远举则是云南人，1939年进入军统。他被分配到重庆地区工作，后来在"中美合作所"时期担任要职。三个人虽然工作范围不同，可都在重庆这座城市里活动过很长时间。
1946年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去世。这个突然的变故，让整个军统系统陷入混乱。
戴笠生前最信任的那批人，开始各谋出路。沈醉当时已经是军统的核心成员之一，手里掌握着大量机密信息。
戴笠去世后，军统改组为保密局。沈醉被任命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主要负责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情报工作。这个职位让他掌握了西南地区所有的特务网络。
周养浩在改组后继续从事行动工作，主要活动范围也在重庆一带。徐远举则负责监狱管理和审讯工作，手下关押着不少人员。
三个人在重庆的那些年里，各自在不同岗位上做着特务工作。那个年代的重庆，是国民党在西南的统治中心，也是各种势力交织的地方。
军统在这里设置了大量机构，布置了密密麻麻的情报网络。
沈醉掌握的情报网络，覆盖了西南各个省份。他手下有几百名特务，分布在各个城市和交通要道上。
这些人的身份、联络方式、活动规律，全都记录在案。沈醉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情报汇总，要向上级汇报各地情况，还要部署新的任务。
周养浩负责的行动组，执行的都是一些需要直接动手的任务。这些任务往往带有危险性，可周养浩从来不推脱。他手下有一批执行力很强的人员，专门处理各种突发情况。
徐远举管理的监狱，关押着各种各样的人。他的工作就是从这些人口中获取情报，采用的手段往往很严厉。在那个年代的重庆，徐远举的名字让很多人闻风丧胆。
1949年的到来，改变了一切。
那年春天开始，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大规模攻势。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西南地区成为最后的防线。重庆作为西南重镇，聚集了大批国民党残余力量。
沈醉、周养浩、徐远举都在重庆。三个人虽然各有职责，可都能感受到局势的变化。每天都有坏消息传来，某某地方失守，某某部队溃散。
1949年9月，保密局开始做撤退准备。大批档案被销毁，重要人员陆续撤往台湾或者其他地方。可重庆城里还有大量特务机构在运转，还有很多没来得及处理的事情。
沈醉作为西南特区区长，手里掌握着所有特务网络的名单和联络方式。
这些材料如果带走，可以在台湾继续使用；如果销毁，就等于放弃了整个西南的情报系统；如果落到对方手里，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周养浩的行动组还在执行任务。他接到的命令是，在撤退前尽可能清除一切痕迹，处理掉所有可能暴露的线索。这些任务执行起来都很紧迫，容不得半点耽搁。
徐远举面临的问题更加棘手。监狱里关押着几百人，上级下达的命令是不能让这些人活着落到解放军手里。可具体怎么执行，什么时候执行，都需要他来决定。
1949年11月，重庆已经被解放军包围。城里的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随时可能崩溃。保密局的机构开始撤离，能走的人都在想办法离开。
11月27日深夜，沈醉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没有选择撤往台湾，也没有选择销毁档案，而是停止了所有正在执行的行动计划。
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很突然，可沈醉心里清楚，局势已经无可挽回了。
几天后，解放军进入重庆。沈醉主动联系了解放军的接收人员，表示愿意配合工作。他的这个举动，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周养浩没有沈醉那样的决断。他一直坚守在岗位上，直到1949年11月底解放军攻入重庆时才被俘。被俘时，周养浩手里还拿着枪，准备做最后的抵抗。
徐远举的情况更复杂一些。11月27日那天夜里，监狱里发生了一些事情。徐远举接到命令要清理监狱，可他犹豫了。
这一犹豫，让很多被关押的人保住了性命。可徐远举自己却企图逃跑，最终在1949年12月初被抓获。
三个人，三种选择，三种结局。这些选择在当时看起来都是出于各自的考虑，可后来的发展证明，不同的选择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后果。
【2】功德林的改造岁月
1950年代初，沈醉、周养浩、徐远举先后被关押进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功德林原本是一座寺庙，后来被改造成关押战犯的地方。这里的管理比较特殊，不像普通监狱那样严苛，可也绝不轻松。所有被关押的人都要接受思想改造，要写交代材料，要参加劳动。
沈醉到功德林的时候是1950年。他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监舍里，每天的日程安排得很满。早上起床后参加劳动，下午写材料，晚上学习。
周养浩和徐远举陆续也被送到了功德林。三个人再次见面，已经是在高墙之内。起初，管理所没有把他们安排在一起，而是分别关在不同的监舍里。
功德林的生活很规律。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洗漱后吃早饭，然后开始一天的劳动。劳动内容主要是做一些简单的手工活，比如糊纸盒、编草席之类的。
中午休息两个小时，下午继续劳动到五点。晚饭后是学习时间，要读报纸、听广播，了解外面的情况。
沈醉的日程和其他人有些不同。他每周都要被叫去谈话好几次，每次谈话都要持续很长时间。
谈话的内容主要是要他交代以前的工作情况，详细说明军统的组织架构、人员配置、活动方式。
这些谈话通常在一个小房间里进行。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沈醉坐在一边，工作人员坐在另一边。工作人员会问很多问题，问得很细致，有时候一个问题要反复问好几遍。
沈醉每次谈话回来，都要写一份详细的书面材料。这些材料少则几千字，多则上万字。
他要写清楚每个人的姓名、年龄、籍贯、在军统的职务、负责的工作、活动的地点、联络的方式。
周养浩和徐远举也要写交代材料，可他们写的内容和沈醉不太一样。
周养浩主要写自己参与过的具体行动，写得很详细，可涉及的范围比较窄。徐远举写的是监狱管理方面的情况，也是写自己经手的事情。
1951年，功德林开始实行集体学习制度。所有战犯被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十几个人，定期开会讨论。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学习文件、交流思想、互相批评。
沈醉被分在一个小组里，周养浩和徐远举在另外的小组。小组会上，大家要轮流发言，谈自己的认识，检讨自己的错误。这种会议通常开得很长，有时候一开就是大半天。
沈醉在小组会上发言不多，可每次发言都很有内容。他会讲自己以前做过的错事，会分析为什么会犯错，会表示要好好改造。他的发言总是很有条理，听起来很真诚。
周养浩和徐远举的发言就比较简单。周养浩承认自己做过很多错事，表示愿意接受改造。徐远举也是类似的态度，承认错误，表示悔改。
可真正的区别不在这些公开的场合，而在看不见的地方。
沈醉每个月都要写几份详细的交代材料。这些材料不是在小组会上宣读的，而是直接交给管理所的工作人员。
材料的内容涉及军统的方方面面，从组织结构到人员名单，从活动方式到资金来源，巨细靡遗。
周养浩写的材料主要集中在自己参与的行动上。他写得也很认真，可涉及的内容比较有限。毕竟他在军统只是负责具体执行，知道的核心机密不多。
徐远举的情况和周养浩类似。他写的材料主要是关于监狱管理和审讯工作的，这些内容虽然也有价值，可和沈醉掌握的那些系统性信息相比，就显得零散得多。
1952年到1955年这几年，功德林的生活基本保持稳定。战犯们每天按部就班地劳动、学习、写材料。管理所也会组织一些活动，比如看电影、听报告、参加文艺演出。
沈醉在这几年里写了大量材料。他写的不只是交代材料，还包括一些专题性的文章。
比如军统的经费是怎么来的，军统的电台是如何布置的，军统的特务是如何培训的。这些文章写得很详细，有数据、有案例，读起来像是一本教科书。
1956年，功德林的改造工作进入新阶段。管理所开始鼓励战犯们写回忆录，用文字记录下自己的经历。
这个工作对沈醉来说并不陌生，他本来就一直在写各种材料，现在只是换了个名目继续写。
沈醉写的回忆录很长，从他进入军统写起，一直写到1949年在重庆的经历。他写得很细致，很多细节都交代得清清楚楚。这些回忆录后来成为研究军统历史的重要资料。
周养浩和徐远举也写了回忆录，可篇幅和深度都比不上沈醉。周养浩写的主要是自己的经历，徐远举写的也是自己经手的事情。两人写的东西都有价值，可缺乏系统性。
1957年到1959年这几年，功德林里开始流传一些消息。有人说国家可能会对一些表现好的战犯实行宽大处理，有人说可能会有人被提前释放。这些消息真真假假，没人能确定。
沈醉听到这些消息，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反应。他还是照常劳动、学习、写材料。可周养浩和徐远举都注意到，找沈醉谈话的频率更高了。
有时候，会有穿便装的人来找沈醉。这些人看起来不像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更像是从外面来的。他们和沈醉的谈话时间很长，有时候一谈就是一整天。
谈话结束后，沈醉总要写很多材料。这些材料写好后，直接交给那些便装人员，不经过管理所的正常流程。
周养浩私下里观察过这些情况。他对徐远举说过一句话："老沈手里有货。"徐远举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两个人都明白，沈醉当年在军统的地位和他们不同，掌握的东西也不一样。
1959年下半年，功德林里的气氛有些不同寻常。战犯们都在猜测，是不是真的要有大事发生。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也比平时更忙碌，经常开会研究情况。
沈醉在这段时间里写的材料特别多。他几乎每天都在写，写完一份马上又开始写下一份。这些材料的内容涉及很多方面，有些是补充以前写过的内容，有些是回答新的问题。
11月底，管理所突然通知所有战犯做好准备，说上级要来检查工作。战犯们开始紧张起来，都在猜测这次检查意味着什么。
12月初的一天，广播里突然传来消息，说国家决定对第一批战犯实行特赦。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着听名单。
【3】1959年12月的那个早晨
1959年12月4日清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比往常更安静。
前一天晚上，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就通知所有战犯，第二天早上会有重要广播，要求所有人按时起床，在监舍里等候。
沈醉那天早上醒得很早。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这十年来，他写了无数份材料，说了无数次话，可从来没想过自己真的能走出去。
周养浩和徐远举也都醒着。两人在各自的监舍里，默默等待着那个时刻的到来。
广播在早上八点准时响起。播音员用平稳的声音宣读着特赦令的内容，然后开始念名单。
名单很长，一个接一个地念着。沈醉听着那些陌生的名字，心里渐渐平静下来。他想，也许自己不在名单上，也许还要再等几年。
"沈醉——"
这个名字从喇叭里传出来的时候，沈醉愣了几秒钟。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是听错了。可周围的人已经开始向他道贺，这才让他确认，那个名字确实是他。
监舍里一片喧哗。被念到名字的人激动不已，没被念到的人也为别人高兴。可周养浩和徐远举所在的监舍里，气氛却有些微妙。
周养浩站在窗口，看着远处沈醉所在的监舍方向。徐远举走到他身边，两人什么都没说，只是静静地站着。
名单念完后，管理所开始组织获得特赦的战犯办理手续。沈醉被通知收拾个人物品，准备离开。他的东西不多，就是一些换洗衣服和几本笔记本。
办完手续后，管理所安排获得特赦的战犯在一个大厅里集合。沈醉走进大厅时，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这些人都是在功德林关押多年的战犯，现在都获得了特赦。
离开前，沈醉提出要去见几个老熟人。管理所同意了他的要求，带他去了周养浩和徐远举的监舍。
三个人坐在监舍的角落里。周养浩先开口："老沈，恭喜你。"
沈醉摇摇头："都是改造的结果。"
徐远举看着沈醉："你这些年，写了不少东西吧。"
沈醉点点头："该写的都写了。"
周养浩轻声说："你走的这条路，是对的。"
三个人都没有再多说什么。沈醉站起身，和两人握了握手，然后转身离开了监舍。
他走出监舍的时候，周养浩和徐远举都站在窗口目送他。两人的眼神里有复杂的情绪，可谁都没有说出来。
下午，沈醉和其他获得特赦的战犯一起离开了功德林。当大门在身后关上时，沈醉回头看了一眼这座关押了他十年的建筑。
周养浩和徐远举还站在监舍的窗口，远远地看着他们离开的方向。
沈醉走出功德林大门后，被安排到一家招待所暂住。当天晚上，有工作人员来找他谈话，通知他将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
工作人员还特别强调，他在功德林这些年写的材料，对国家很有价值。听到这句话，沈醉心里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感觉。
他想起这十年来写下的那些厚厚的材料，想起那些反复核实的细节，想起那些耗费无数心血整理出来的名单和档案。
那些东西，现在终于有了它们应有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