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谢文东投降后在日军忠魂碑前忏悔不该与皇军对抗

1939年春天的松花江下游，冰还没完全化开，河面上浮着碎冰块，河岸却已经在悄悄变样。有人在河边悄声议论：“原来那个抗日的谢大司令，居然给日本人磕头去了。”消息传得很快，一天之内传遍了依兰、勃利一带的山村。对熟悉他的人来说，这种反差让人一时转不过弯——一个曾经敢在山里打死日军联队长的“硬茬子”，竟然站在日军“忠魂碑”前，用颤抖的声音说出“不该与皇军作对”这样的话。

有必要把时间拨回去，看清这个人物的一生起落。因为不弄清楚他是怎么走上山，又怎么下了山，最后又是怎么死在枪口之下的，很难理解东北那片黑土地上，抗日武装、土匪、汉奸、国共两党的力量，是如何缠绕在一起的。

一、穷农出身的“地头蛇”

这几年奔波，他见过市面，心眼也活络起来，不再是只守着几亩地的老实农民。可有时候，命运就是在你刚刚起色的时候，突然变脸。1924年，鸭绿江发大水，谢家辛苦耕种的田一夜之间颗粒无收。偏偏他在朝鲜那边放蚕，又惹上法律纠纷，里外受困，家里日子一下子跌回谷底。

从农民到民团首领，这条路走得并不复杂：有钱，有人，有枪，再加上一点名声，地方权力自然向他身上集中。只不过，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个保长很快就要走上另一条路——打日本人。

二、从“保长”到“总司令”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彻底陷入战火。哈尔滨以南一带，陆续出现各路抗日武装，有军队改编的，有地方自发的，都在想办法抵抗日军。1932年5月，李杜将军组织过一支抗日自卫军骑兵混成旅，虽然最后因为指挥无力解散了，但“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在当地农民心里落下了根。

对日本关东军来说，拿下土地只是第一步，如何把这片肥沃的三江平原变成日本移民的“乐土”，才是更大的算盘。按照他们的计划，要在二十年内往中国东北移民五百万人，其中三江平原要分走约五分之一的耕地。为此，1933年夏，他们在依兰县打着“治安肃正”和“东亚劝业公司”的旗号，强行收缴农民的枪支和地照，等于把老百姓辛辛苦苦垦出来的地，从法律和武力上同时夺走。

日伪方面当然不可能坐视不管。依兰县伪县长关锦涛自知压不住局面，只好向日本关东军六十三联队求援。联队长饭冢朝吾是个老资格军人，参加过日俄战争，还得过天皇赏赐的军刀，这次他决定亲自出马。可他没想到的是，列队出动的五辆汽车在董家村附近遭遇伏击，二十一名日军军官，包括他本人在内全部被击毙。这场战斗后来被称为“土龙山暴动”。

三、深山溃败后的投降与变节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全国抗战爆发，日本在东北的统治更趋严酷。从当年11月起，关东军推行“连坐法”和“归屯集甲”等政策，把乡村人口强制集中，割裂了游击队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对抗联这样的队伍来说，这是致命打击，因为他们本来就依靠群众供给粮食、掩护行踪。一旦群众被迫归屯，山里队伍就成了断粮的孤军。

战斗中，他的叔伯、三儿子当场阵亡，大儿媳因刚生产身体虚弱，不愿拖累队伍，举枪自尽；二儿子谢顺生在突围中被日军俘获，当场枪决；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抱着孙子和二儿媳一起在混乱中被日军射杀。一场战斗下来，他失去了整整八位至亲。换作任何一个人，恐怕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砸晕神志，他却只能强压悲痛，带着残余人马转移另一个秘密营地。

四、跪拜“忠魂碑”和汉奸生涯

有意思的是，即便在这种角色下，他的心思也不完全在日方那边。每到夜深，人声渐寂，他常常一个人缩在电台前，偷偷收听国民党的广播。这种看似矛盾的举动，表面上是“打发时间”，实际上却暴露出他的心理走向：对日本人，他在利用；对国民党，他则寄托一种新的希望。这也为他后来投靠国民党埋下了伏笔。

五、投靠国民党与“东北第一挺进纵队”

当他接到命令，要带部队开往富锦地区时，心里顿生猜疑，总觉得这是“调虎离山”，担心一旦离开地盘就会被缴械。他不愿把命运交到别人手里，干脆将队伍转移到驼腰子一带，静观其变。实际上，这种怀疑情绪，在那个局势大变的年代并不少见。很多曾经依附日伪、又想转身自保的地方武装头目，都在犹豫要不要接受新政权的安排。

六、合江军区的围剿与最终落网

夜幕降临，他还想着趁黑突袭鸡冠山，却发现形势完全变了：自己的“合江保安军”已经被359旅严密包围。围困之下，队伍很快溃败，转眼就被打得七零八落。他带着残部一路狂奔七十多里，逃到一个叫“四人班”的地方，才和得力助手穆青山会合，匆忙布防。

11月20日，合江军区359旅8团副连长李玉清在五虎嘴子山林执行搜捕任务时，偶然发现一座小庙前有几个人在磕头求神。其中，一个胖子跪在地上，对着菩萨像喃喃自语：“求菩萨保佑我脱离苦海……”这一举动，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

至此，这位曾经风光一时的“抗日总司令”，又做过汉奸、投靠国民党、盘踞一方的“巨匪”，终于在小庙前束手就擒，用一种近乎狼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逃亡。

从1887年在宽甸的寒门出生，到1946年12月倒在枪口之下，这个曾经在东北能呼风唤雨的“巨匪”，走完了六十年的一生。不得不说，他身上的转折太多：农民、民团头目、抗日军长、投敌汉奸、国民党地方武装头目，角色一变再变。对熟悉那段历史的人来说，他既是时代动荡中典型的“乱世枭雄”，也是深陷个人算计、不断做出错误选择的反面例子。与其说是某一个瞬间毁掉了他，不如说，是一连串的抉择，慢慢把他推到无法回头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