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昇︱旧瓶新酿再说黄巢

九世纪后半叶，唐朝爆发了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大规模民变，席卷大半个唐朝，历时十年，风暴表面上大致平息，实际演变为体制内的强大分裂势力。黄巢的民变虽然没有直接推翻唐朝，但是，风暴过后形成的藩镇格局真正要了唐朝的命。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巢的民变结束了唐王朝及其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开启了唐末藩镇割据乃至五代十国的演进过程，最终形成宋朝的新的国家体制。黄巢民变的影响及其历史意义十分重大。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开始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原则下，着重研究中国古代的五种社会形态；中国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和汉民族形成等五大问题。这五个问题是内在连贯的，目的在于揭示中国社会的进步。如何推动社会进步呢？那就是农民战争。因此，农民战争问题备受重视，在此后数十年间一直是国内历史研究的主要话题，持续升温，存在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现象。帝制王朝统治者把来自社会基层的反抗视为“叛乱”，而上世纪下半叶的研究者则称之为“起义”，评价截然相反。

从秦到清，有无数次社会基层的反抗运动，具体情况千差万别，所有的一概而论都不能成立。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反抗由佃农陈胜、吴广领导，确实属于“农民起义”。然而，东汉末以后的许多民变，其组织领导者和核心成员、反抗的目的、真正推行的举措和政策是否顺应农民的诉求，或者是利用农民来满足自身的欲望，需要做深入的研究。

就唐代而言，如本书《黄巢史事学术史编年录》所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起陆续展开对于黄巢的研究。其中韩国磐连续发表了《黄巢起义事迹考》（1956）、《关于魏博镇影响唐末五代递嬗的社会经济分析》（1954）、《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1958）三篇长文，系统研究揭示了从黄巢民变起，蜕变为藩镇割据，直至唐朝灭亡、五代继起的演变过程。同时，具体考证了黄巢民变的社会原因、起事的具体时间、行军作战的路线与区域，以及失败的原因。把握这条脉络，唐末纷乱的政局变得清晰，奠定了今后研究的基础。这三篇论文构成的研究视角，对国内外学术界颇具影响。在日本，同样系统性研究黄巢与唐末社会的堀敏一先生随即寄来他的一系列研究论著，相互讨论。国内学界诸多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特别是专门研究黄巢、王仙芝的学者也都来信，就具体的史料、史实往复切磋，直到上世纪后叶，许多研究论著发表前的信件讨论、登门交谈，我都参与收发与接待，亲历目睹。现在见到《黄巢史事学术史编年录》收录的专著与论文目录，往事又都浮现在眼前，学者间真诚的学术交往和一丝不苟的求证，对我就是一堂堂难忘的学术训练课。

黄巢——藩镇——五代，基本成为研究唐末的一条主线。本书也是在这个视角下展开的。历史研究的第一原则就是扎实的文献整理和考订。有很多历史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研究者轻视文献，不是本着史料记载去客观还原当时当地的场景，却热衷于自取所需的故事拼构，再加上自说自话评论，你来我往，讨论很热烈，问题也制造出来了。与其参加伪问题的争论，不如重新搜集并梳理史料。本书的第一个特点就在这里。自从农民战争的讨论沉寂下来后，又有不少新史料和考古发现，结合当年没有系统考订的史料，重新进行系统性整理十分重要。本书用相当大的篇幅考订新旧史料，分门别类，整理的井然有序。如此规模和细致的史料收集、整理和考订，远超以往，必将成为今后研究的文献基础。

其次，对于黄巢、王仙芝集团重要成员的历史记载和活动事迹逐一考订，进而逐项考论黄巢政权的礼仪、制度及文书行政过程，以及所辖政区和活动区域。这同样是艰苦细致的基础性研究，特别是对于黄巢政权礼仪、制度和文书行政的研究，展现了十分新颖却重要的视角。将上述问题的真貌考证清楚，那么很多问题或者浮出水面，或者迎刃而解。以往把黄巢归为“农民起义”，实际情况是黄巢和王仙芝都是私盐贩子，这就触及到晚唐政局背后深刻的经济与财政问题。从秦朝以来，一权独大的帝制王朝，生产性人口一直在快速减少，而消费性人口则在迅速膨胀，导致纳税与不纳税人口比例倒挂，入不敷出，财政危机。王朝对此不是减少非生产性人口，而是挖空心思在正常的税收之外，征收高额的费去填补亏空。在此背景下，唐朝的盐政凸显出来。以劳动者为最大消费群体的盐，被课征越来越多的专卖费，直到盐像高级奢侈品一样只能望一望，垂涎生津，则盐的走私便油然生成，越来越普遍，日益发达，冲击完全没有合理性的官盐市场，也就严重冲击王朝财政。民生问题飙升为政治问题，王朝的严厉镇压导致地下贩销网的结成，在同官府对抗中越发严密而壮大。黄巢和王仙芝早、中期的活动区域与此相关。黄巢政权制定的礼仪、制度和文书行政，呈现出来的并不是正常的国家管理，依然是掠夺性的财富聚敛，在其统治区内未见推行有利于农民的政策。由此不能不刨根问底：黄巢代表农民的利益吗？能称之为“农民起义”吗？实际上，从东汉后期的底层民变以来，真正的“农民起义”并不多，更多的是利用诱人的口号，或者民间宗教等手段，宣传和组织农民，为其争夺社会利益乃至改朝换代服务。许许多多真实的问题因为严格的史料与史实的考订而水落石出，引起我们对于社会问题真正有意义的思考。基础研究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它给人文历史的思考提供扎实的土壤、种子、水分和阳光。洞彻古今的思辨，必定基于真实可靠的历史。

黄巢和王仙芝都失败了，然而，唐朝也回不到从前。社会并没有因为这场底层民变而更好，反而因为战争和掠夺而更加衰败，王朝也因为对内对外的战争而蜕变为军政体制，黄巢旧部和镇压黄巢的官军都成为分布在各地的藩镇，唐朝表面恢复统一，实际上内里势不可挡地走向分裂。在分裂的社会中，各地的藩镇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为主角。于是就有了众多学者对于藩镇的研究。对于林林总总的藩镇进行分类整理，是研究的视角与手段。因为分类可以彰显各个藩镇的特性，故后继研究者不断细化前人的分类，或者采取不同的标准。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凸显事物的某一方面特性，因而都是片面的。执着于分类可能有助于推进研究，同时也有画地为牢的自造盲点。从帝制王朝的统治原理切入，中央和藩镇只有政治服属的关系，否则便不再是一国。然而，现实政治的实力关系博弈，特别是表面归顺的黄巢旧部和镇压黄巢的强藩，凭藉军事实力对中央阳奉阴违，甚至公然抵制，迫使王朝不得不与之妥协。于是根据地理和实力等条件，出现了割据、半割据与服从的不同类型。这是从政治附属关系出发所做的分类。如果从王朝设置藩镇的功能做考察，便有了对外作战、拱卫政权、民族管理和强化财政收入等各有侧重的职能特点。然而，这些分类旨在突出主要职能，无法涵盖其全部。因为上述职能在各个藩镇里同时兼具，只有侧重点的不同，从不是孤立的存在。强作片面的分类，宛如盲人摸象。从不同角度进行的分类，都是为了说明研究者的论旨，而非必须遵循的金科玉律。不同角度的分类也不能混为一谈，杂糅成缺乏逻辑的怪物。从表面呈现的样貌所做的分类只具有工具性价值，只有深入到内在原理性的分类才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所以，依据表象所做的分类是研究者论证问题的工具，论旨不同，工具自然各异。对于工具性的分类，完全不可生搬硬套。攀登自己的山，却沿用着它山的途径和工具，甚至讨论他者的优劣，文不对题，自陷迷潭。而且，政治和利益所决定的实力关系，于内于外都是变动的，这就导致分类界限的模糊甚至颠覆。在研究上，分类是工具之一，使用什么工具决定于研究对象，以及研究者想把它做成什么菜。如果要研究唐代末期的政治进程，因时因地的动态性把握更加重要。

本书用相当篇幅论述唐朝镇压黄巢和王仙芝的军政制度设置，如何沿袭变化形成各地的藩镇；在藩镇割据的局面中，考察中央王朝与藩镇势力的政治博弈、势力消长所呈现出文官消失、宦官渗透；以及藩镇地方化等问题。这些研究在进行基础性考证的基础上，已经提升到动态考察把握的层面，突破僵硬且屡见与时乖离的分类框框，别开生面。在藩镇演变的过程中，文官的消失和地方化问题，显现分裂的进一步加剧和社会的深刻变化，把王朝推到歧路点上。如何应对，便出现不同类型的王朝体制。可以说黄巢民变引发的一系列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都可以成为今后的重要研究课题。

胡耀飞博士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随我读书，已经显现出广收博引的特点，非常注重学界的动态和把握前沿学术研究成果。在几个博士论文选题中，他自主选择研究黄巢。我以为学术研究有旧瓶新酿和另辟蹊径两条路径。研究黄巢无疑属于前者，前人研究甚多，“至今已觉不新鲜”，要酿出新鲜的美酒，着实不易。博士毕业，岁月流转，胡耀飞博士孜孜以求的学术志趣砥砺愈坚，将厚积薄发的成果置我面前。一页页翻阅，往事都随书页浮现在眼前，掩卷品味新酿的特点：一是系统性的史料考订，二是严格的史实考证，三是对唐朝末期历史演进的动态考察，触发许多今后的新课题，构成新的研究起点，让人获益良多。“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本文系《黄巢新探》一书序言，胡耀飞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来源：韩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