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嘉峪关做“四普”

方元星

清晨7点，晨雾还未散尽。作为80后普查队副队长，我已经在黑山崖壁前架好了设备，身后跟着两个90后新人。RTK(实时动态载波相位差分技术)测量仪的屏幕上，坐标数字随着晨光微微跳动，像是在为沉睡数千年的岩画把脉。这是今天的首站——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黑山岩画”。嘉峪关人从小听着它的故事长大，但亲手为它“建档案”，却是头一回。

2018年，马振祥和邹金伦大学毕业进入嘉峪关长城研究院。对这两个90后来说，“四普”起初只是一份工作，我指着地图告诉他们：“‘三普’时，老一辈文物人用皮尺和脚，把嘉峪关摸了个遍。现在，该我们给这些文物‘复诊’了。”

王为民今年58岁，“三普”时还是棒小伙。上个月带新人复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果园—新城墓群”，老同志一脚踩进浮土，指着地面说：“这儿以前有墓。”马振祥用RTK测量仪打下坐标，对照历史资料，果然有墓，对老同志的经验佩服不已。

到最远的那处长城烽火台，车开到头还得走两个多小时山路。RTK测量仪信号时有时无，数据对不上就得重新测。邹金伦记得那次沙尘暴，三个人背对背蹲在长城边上，嘴里全是土，风一停，抖落设备上的沙子继续干。“机器给的是数字，”马振祥说，“我们得给文物建本病历。”

在岩画群中，一幅岩画拍了半天都不太清晰，有经验的老师傅教他们用斜射光拍出凿刻的深浅，“你看这线条的磨损，能讲出几千年的风向”。在一处烽火台旁，他拨开浮土，沙石间露出黑色的碳结晶——这是古代燃烟传讯留下的痕迹。

更让年轻人兴奋的是“三普”档案里没记载的新发现。城市纪念碑、酒泉钢铁厂初期的职工宿舍、农村的供销社……这批共29处新型文化遗产，他们都像对待长城一样，走三遍、测三遍，细节全拍透，“这是城市的记忆，过去不算文物，现在得算了。”

“‘三普’登记96处，这次复查100%，还新增29处。”给审核专家汇报时，我特意把屏幕切到一张地图——密密麻麻的点位，从悬壁长城的烽火台，到讨赖河边的水文站，再到城市中心的纪念雕塑。带着“四普”数据去酒泉接受省级审核时，专家指着工业遗产的照片问：“这算文物还是历史建筑？”我翻出提前准备的档案、当年的设计图纸、工人回忆、厂志记载。马振祥站在投影仪旁，手心出汗——这些数据，他们复核了5遍。审核通过那晚，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我们想起了老同志的话：“当年我凭记忆指的路，你们测出了精确坐标。老一辈把钥匙递过来，你们得把锁开好。”

回到办公室。电脑屏幕上，新的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刚刚生成：长城、岩画、墓群、工业遗产，每一个名字，都连着卫星定位坐标和十几张照片。在备注栏中有一行字——“应普尽普，应保尽保”。窗外，长城的轮廓隐在夜色里。那些走过、测过、拍过的长城与岩画，那些家门口的建筑与石碑，都在静静等着下一批守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