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湖忆诗人

苏运生

广州的风，终究是凉了下来，带着南国特有的湿润与温柔，悄悄漫过暨南大学校园的林荫道，拂过明湖的水面，漾起一层层细密的涟漪。明湖不大，却承载了一代代学子的记忆，水波潋滟处，倒映着历史的影子。当年，汪国真的诗情在这湖畔抽枝展叶，像初春的新柳在微风里试探着平仄的韵律。而我此刻临水独立，心中忆起的却是另一位与暨大结过一面之缘的诗人——余光中。

2011年12月10日的夜晚，余光中先生在暨南大学有一场讲座，我恰好负责接待。彼时他已83岁，白发如雪，步履从容，眉宇间仍存着少年的清癯与学者的睿智。他穿着一件深红色的毛衣，外罩一件墨绿色外套，缓步走上讲台，微笑着说：“今天虽然很冷，但你们的热情让我感受到了冬日里的春天。”话音不高，却如暖流般融化了现场的拘谨。

那场讲座的主题是《旅行与人生》。余光中先生从“旅游”与“旅行”的细微差别谈起，他说，“旅游”是sightseeing，是观光的消费；而“旅行”是traveling，是带着灵魂的远行。他笑言唐僧是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孙悟空是他意志的化身，猪八戒是他感性的肉身。风趣的比喻，引得满堂笑声，也让人在笑中品味出文化的深意。他谈起各国的钞票，说“铜臭里也有玫瑰的芬芳”——印度的甘地、澳大利亚的牛仔，每一张纸币都是一页文化的缩影。他说话时不疾不徐，中西典故信手拈来，仿佛一位智慧的向导，带我们穿越时间与空间的疆域。

而我记忆最深的，是讲座结束后的一幕。那天来的学生太多，会场挤得水泄不通，门外还守着许多未能入场的年轻人。余先生知道后，执意要出去见他们。他站在台阶上，望着一张张年轻而热切的脸，眼里闪着动容的光。他没有长篇大论，只是简明扼要地重复了讲座的要点，鼓励大家多出门旅行，去体验世界的广阔与文化的深厚。他说：“旅行会改变人的气质，让人的目光变得更加长远。”那一刻，他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文学巨匠，而是一位慈祥的长辈，在寒夜里为年轻的心灵点燃一盏温暖的灯。

在接待他的短暂时光里，我们有过一些交流。提到《乡愁》，他说：“那首诗写的是我个人的经历，但也是许多中国人的共同情感。”我问他是否还记得第一次回大陆时的感受，他目光望向远方，仿佛穿透了时间：“像是走过了一场很长的梦。梦里是旧的山水，醒来却是新的天地。”我问他如何看待“中国人”这个身份，他回答得斩钉截铁：“我以身为中国人自豪，更以能使用中文为幸。中华文化是一个很大的圆，中文就是它的半径，半径有多长，文化就能走多远。”说到这里，他的眼神坚定而清澈，那是一种根植于血脉的认同，一种历经漂泊而愈发深沉的情感。

余光中先生的精神世界从未离开中华文化的母体，他曾在《当我死时》中写道：“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这哪里是一个游子的哀鸣？分明是一个文化赤子最炽热的归根之愿。他反对教科书中删除文言文，认为那是剥夺下一代的文化继承权；他警惕“译文体”对中文的侵蚀，呼吁珍爱母语的纯洁与美感。他对中华文化的坚守，不是封闭的怀旧，而是开放的传承——他要用中文的半径，画出更辽阔的文化之圆。

那晚，余先生留下了离别赠言：“祝大家做一名成功的旅行者。”如今想来，这句话别有深意。他的一生，何尝不是一场漫长的文化旅行？他行走在世界之间，却始终心系中华；他穿梭于古今之中，却从未迷失方向。他的旅行，不仅是空间的迁徙，更是精神的求索、文化的朝圣。他在《欢呼哈雷》中写道：“但我的国家，依然是五岳向上。一切江河依然是滚滚向东。”这信念，如星火不灭，如江河长流。

风又起，明湖的水波轻轻拍打着岸边的石块，发出细微的声响，像是历史的回音。湖畔的年轻学子们三三两两地走过，他们的笑声清脆而明亮。我想，余先生若在，定会欣慰——文化的血脉，就是这样一代代传承下去的。他曾说：“乡愁是一道长长的桥梁，你来这头，我去那头。”如今，这座桥梁正在无数人的心中搭建，跨越海峡，连接古今，通向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