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学晶的求赦书

闫学晶直播片段截图

在被全网骂了十多天后，闫学晶出来道歉了。

这位在荧幕上一贯以“朴实”的穷苦女性形象著称的“国民媳妇”，在2025年底的一场带货直播中说到自己儿子“压力非常非常大”，因为他一年也就“挣个几十万”，但开销却得“百八十万”。

这话被广泛讥讽为“凡尔赛式哭穷”，一个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庄稼院姑娘”，现在竟然脱离群众到这样的地步，这难道不是忘本？

她在致歉中看来对这些批评照单全收。她说，“这根本不是一句‘没说对’或者‘没把握好’那么简单，而是我的思想出了严重的偏差”，承认这是“忘了自己的根基”，“这次的事，对我来说，就像给灵魂动了一次手术，特别疼，但也让我彻底清醒了”。

闫学晶道歉信

那忏悔完了，她打算怎么做呢？她表示，“会让自己真正‘沉下来’，重新把心擦干净”，“以后做任何事，我都要先问自己：‘这是不是从生活中来？是不是有利于百姓？对不对得起百姓？’我会把‘老百姓’三个字，当成我做人和从艺的根本，经常提醒自己，把心摆正，永远带着敬畏往前走。”

这番道歉，堪称用尽了恳切的言辞，但公众买账吗？

有了解她的人怀疑，这封道歉信只怕除了落款的“闫学晶”三个字，都不是她写的，那口吻不像她本人的脾气，她曾说过“我不是怂的人”，“就坚持到底，能咋地？”

若非不得已，她才不会这样低头，毕竟她第一时间可不是诚恳道歉，而是关闭评论区、删除负面留言，还投诉网民制作的吐槽视频，理由是侵犯了她的肖像权。

闫学晶直播片段截图

当然，也不乏有人觉得，这事可以翻篇了，她不过就是说错了一句话，都自我检讨到这份上了，难道还不能放过？那到底要怎样才够？

仔细想想就不难明白，像这么一封道歉信，在这么敏感的时刻，几乎不可能没有危机公关团队把关就贸然发出来，那必然得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都找不出毛病才行。

不但如此，发出来还要考虑时机和平台：在公众情绪稍微降温一点之后、在她个人朋友圈发出来，这样即便有影响，好歹也可控一点。

争论她到底有没有发自内心反省，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这只有她本人才清楚，此事真正耐人寻味之处在于：这封堪称标准范文的道歉信，正好折射出我们这个社会如何对待过错。尽管其中动不动“深挖灵魂深处”的检讨味道，可能让一些人浑身不自在，却很可能正是她的主要受众想听到的。

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在其名著《档案中的虚构》一书中探究了这样一个问题：16世纪法国那些嫌疑人，是怎样进行自我辩护的？

不论他们犯下了多么可怕的罪案，总要“宣称杀人是未预谋的、非蓄意的，或者根据法国的法律是正当的、情有可原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激起国王的宽恕，对他们网开一面。

也就是说，这些“求赦书”几乎不可能是事实真相的，而必然包含着修辞技巧，通过重新讲述自己的故事，以求获得听众的同情和原谅。

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就像那个著名的笑话说的，同一个人的行为，说成“屡战屡败”还是“屡败屡战”，在别人看来很可能感受完全不一样。

从这一意义上说，闫学晶的那封道歉信，其实就是她的“求赦书”，那是否体现出她本人真实的内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番话是她的受众想要听到。

信中的可以说每一点、每句话都是踩在中国普通百姓最看重的“认错态度”上——哪怕你怀疑她不是出自真心，但不得不承认，姿态已经做到十足。

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曾指出，权威主义伦理学最看重认罪态度，“即使一个人犯了罪，只要他接受惩罚并感到有罪，就会使他变善，因为这样，他就是承认了权威的优越性”。

东亚文化普遍很在意这一点，《日本权力结构之谜》一书中所描述的情形，中国人肯定也很熟悉：

几乎在所有案子中，影响检察官做出决定的最重要因素，都是嫌疑人表示悔改的程度。警察和检察官都喜欢接受‘道歉’。只道歉一次当然不够，即使在日本一般的社会交往中，这往往也是不够的。警察和检察官期望嫌疑人持续不断地道歉，道歉的强度和深度必须表明他们有多么“真诚”。

最终决定量刑的，往往不是罪行本身，而是案发后罪犯的认罪态度——那些屡教不改、拒绝认罪的嫌犯，加重了公众和审判者的愤怒，被看作是最不可原谅的，有错不改，罪加一等。

这是中国人从小都懂的：犯错之后，认罪态度一定要好，不要试图抗辩，更不要使用复杂抽象的话语曲为辩护，那统统都会被看作是缺乏诚恳认罪的态度，唯有用直白的话语无条件认错、全盘接受下来，表示自己沉痛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才有可能过关。

闫学晶在致歉中说自己“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看到留言“句句扎心”，被戳醒后“浑身发凉”，甚至“特别痛苦，讨厌那个下意识里露出轻视的自己”，这些带着强烈情绪色彩、乃至有几分自虐和自我厌恶意味的话，正是“认罪态度良好”的标志。且不说她真心反省到底有几分，至少这种低姿态就让那些骂她“忘本”的人受用——只差没跪下了，您就高抬贵手吧？

在此，她所表现出来的，既不是明星对粉丝的姿态，也不是带货博主与消费者的关系，而是一个“人民艺术家”对“人民群众”这一伦理权威的认罪，并恳请被再度接纳。

然而，之所以还有那么多人不相信她的真诚，是因为他们都心知肚明，那看似是不牵涉任何利益的道德忏悔，实际上不过是因为对方是自己衣食父母。

正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她还要怎么表态才算“到位”，而是这一番道歉本身就是个“仪式”。

在相关的报道底下，最高赞留言就可见相当多人的看法：“她不是错了，而是怕了。”也就是说，她并不是“真诚致歉”，而是因为害怕人设崩塌之后利益受损，不得不表演“真诚”以求过关——“这是一份标准的检讨书，除了真诚，别的都有了。”

很多人都不相信她的道歉“真诚”，只是为了维护自己人设而不得已低头，“真诚悔过”是为了“及时止损”，因为她的道歉姿态十足，还能通过道歉受益，却没有对过错的任何补偿方案，所以她的真诚被怀疑了。

其结果，除非她不顾自己利益受损地拒不悔改，又或自此不挣这份钱了，人们才会相信她确实没有作伪。但也有不少人哪怕不信她真心反省，倒是能认可她的态度，有一条高赞评论就含蓄地表达了这层意思：“反省得挺深刻，有高人指点吧？”

一个明星的认罪态度如何，说到底也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一次事件也让更多人看到：这一套“犯错、认罪、过关”的仪式，在当下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现实中，已经越来越失去意义。

真正的“真诚”，首先是建立在真实自我的基础之上的，而那必然意味着能坦然展现并承认自身的问题，也有勇气去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不能指望某个人的幡然醒悟，而只能等待拥抱全新价值观的一代人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