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热爱中国古典文化的日本学者，以跨越时代的方法，对整个东亚的历史做了全新的分期

所有中国人都很熟悉《历史朝代歌》，习惯于用王朝更迭去划分历史，然而，这种传统的分期方法，其实是把“改朝换代”等同于“建立新国家”，遮蔽了历史真实的样貌。

比如，秦汉之间、明清之间，只是换了朝代和帝王，其他一切都没改变；而两汉貌似没换朝代，却存在巨大差异。

直到20世纪，一位热爱中国古典文化的日本学者，才以跨越时代的方法，对整个东亚的历史做了全新的分期，并以此厘清了中国的文化核心地位。

他的《京都中国通史》，至少有三大观点，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历史的人借鉴和深思。

观点一：

中国历史分为三大时期

《京都中国通史》结合皇帝政治运作方式的转变，以及中国与周边民族关系的消长，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史、中世史、近世史三大时期。

远古至东汉中期是上古史、十六国至唐中叶是中世史、宋至清是近世史，三大历史时期之间有两个转折期，分别是东汉中叶至西晋、唐末至五代。

京都学派的分期方法影响深远，国学大师陈寅恪毕生的研究都与之密切相连；如今，它早已成为后世史家大尺度审视中国历史的常用分期。

观点二：

中国在唐宋之间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

《京都中国通史》用文化史的视角来观察，认为唐宋之间的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比如：世族政治在唐以前还很强大，宋朝以后却基本销声匿迹；普通人从世族集团的隶属中解放后，有了成为土地所有者的可能；也是从宋朝开始，货币经济越来越旺盛，中国底层文化逐渐兴起。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唐宋变革论”。此说一出，石破天惊，彻底颠覆了中国人的一般历史认知。陈寅恪成名大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其实就是对这一说法的延伸与回应。中国唐朝以后，尚武精神的缺失、贵族文化的消亡、流氓的兴起、科举的兴盛，甚至后面一系列的沉沦，也终于有了理论化的解答。

观点三：

文化中心的变迁是中国历史的动力

《京都中国通史》认为，古代中国文化在特定的时代和地域内，形成了所谓的“文化中心”——宋之前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洛阳与长安之间转换；宋之后，政治中心北迁，但文化中心却分离了出来，落在了江南。政权在北方不断更替交叠，文化中心却一直在江南地区稳稳扎根。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由内向外不断扩张，周边地区受到影响后，与当地固有文化不断整合，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文化；这一文化又反过来，影响和渗透到中国文化之中。广东地区就是在这个时期，逐渐被包纳进中国文化圈之中，进而成为新的文化中心。《京都中国通史》甚至认为，日本文化也是在中国文化中心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

通过以上三大观点不难看出，《京都中国通史》对中国历史的分析，极具颠覆性和创新性，可谓入木三分、熠熠生辉。通过这部“他者之眼”，我们可以穿透王朝更迭的表象，直接触摸制度演进与文化交融的深层律动。难怪陈寅恪对本书格外推崇。因为它不仅是一部观点独特的史书，更是一把打开民族精神图腾的钥匙——读懂它，就能以新的视角看清“中国何以中国”。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先知书店独家好书（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日本视角下的中国史”）：

防失联，推荐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