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我给一个犯人送饭，他临刑前，给了我一个银行保险柜的钥匙

八二年的风，是冷的，刮在脸上，像砂纸。

我叫马小军，十九岁，在市第一监狱的后厨帮工，说白了，就是个切菜、刷桶、送饭的。

每天推着那辆吱吱呀呀的铁皮车，穿过一道道铁门，饭菜的蒸汽和消毒水的味道混在一起，就是我青春的气味。

我给很多人送过饭，麻木的，凶狠的，哭丧着脸的。

但“老赵”不一样。

他是个犯人，死刑犯。

罪名是“投机倒把”，还有个更吓人的，叫“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在那个年代，这跟杀人放火也差不离了。

但他一点不像坏人。

他五十多岁，戴副深度近视镜，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哪怕穿着囚服，也像个教书先生。

他从不跟人吵，也不多话，每天就是坐在角落里看报纸，连《人民日报》中缝的国际新闻都看得津津有味。

我第一次给他单独送饭，是“上边”交代的。

死刑犯，临走前那几天，有“优待”。

一小盘花生米，二两猪头肉，一瓶白酒。

我把饭盒“哐”一声放在他面前的小窗口。

他抬起头，隔着铁栏杆，对我笑了笑。

那笑容很淡，甚至有点暖。

“小同志，辛苦了。”

我愣了一下，没人跟我这么客气过。

“应该的。”我嘟囔了一句，赶紧推着车走了。

第二天，还是我。

他问我：“小同志，今天报纸来了吗？”

“没呢，下午吧。”

“好，谢谢。”

他说话不紧不慢，带着一种奇怪的安定感，好像这里不是监狱，他也不是死囚，只是在一个地方暂住。

我开始有点好奇。

我听厨房的老刘头说，这老赵以前是个大厂的总会计师，手底下过的钱，用麻袋装。

“可惜了，得罪了人。”老刘头咂咂嘴，“脑子太好，又太直，这种人，活不长。”

我不太懂。

我只知道，他看我的眼神，不像在看一个送饭的。

倒像个长辈，在看自家一个有点愣头愣脑的晚辈。

最后一天。

天阴得厉害，像一块脏了的破棉絮，压在监狱的屋顶上。

我推着车，手心有点冒汗。

今天的饭菜格外“丰盛”，一只烧鸡。

这是“断头饭”。

我把饭盒递进去，没敢看他。

“小同志，等一下。”他突然开口。

我站住了。

“你过来点。”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耳朵凑近了铁栏杆。

一股淡淡的烟草味，混着他身上那股书卷气。

“这个，你拿着。”

一个冰凉、坚硬的东西被塞进我的手心。

我摊开手，是一把黄铜钥匙，很小，上面刻着一串数字：137。

“这是什么？”我声音发颤。

“工商银行，南京东路那家，保险柜的钥匙。”

他的声音压得极低，像风一样。

“听着，孩子，别去动它。永远别去。”

我吓得差点把钥匙扔了。

“这……我不能要！”

“拿着！”他的语气第一次变得严厉，“听我说完。”

我不敢动了。

“就当，是替我存着。如果有一天，你活不下去了，或者你家里人，有谁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你就去打开它。”

“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别去。”

“里边的东西，能救你的命，也可能，会要了你的命。”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为什么……为什么给我？”

他看着我，镜片后的眼睛里，情绪很复杂，有悲哀，有不甘，还有一点……说不清的期许。

“你这孩子，心不坏。”

“眼睛里，还干净。”

他说完，转过身，不再看我。

“走吧。”

我捏着那把要命的钥匙，魂不守舍地推着车往外走。

背后传来他淡淡的声音。

“那只烧鸡，替我谢谢厨房的老刘。让他别那么实在，下次，给别人留着。”

我的眼泪，一下就涌了上来。

那天下午，他被带走了。

我没敢去看。

我躲在厨房，把那把钥匙死死攥在手里，铜的腥味混着汗，粘了我一手。

它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着我的皮肤，更烫着我的心。

那年我十九岁，生活像一潭死水。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

直到这把钥匙的出现，在我的死水里，投下了一块巨石。

我把那把钥匙藏得很好。

我没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爸妈。

我把它用一块破布包了好几层，塞在我床板下一个不起眼的裂缝里。

每天晚上，我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像个幽灵。

我试着忘记它。

我跟自己说，马小军，你就当做了个噩梦，那老赵，那钥匙，都是假的。

我更努力地在厨房干活，切菜的砧板被我剁得“砰砰”响，好像要把心里的恐惧都剁碎。

生活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早上五点起床，跟着我爸去巷子口排队倒马桶。

七点，吃一碗泡饭，就着我妈腌的咸菜，急匆匆去上班。

晚上回来，一家三口挤在那个十几平米的小屋里，听着邻居家的吵架声和收音机里的评弹。

日子，就这么过。

我开始试着跟厂里的女孩子“小芳”接触。

小芳是纺织厂的挡车工，长得不算顶漂亮，但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很甜。

我约她去看电影，《少林寺》。

电影院里黑漆漆的，我闻着她身上淡淡的雪花膏香味，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我鼓起勇气，想去牵她的手。

指尖刚碰到，脑子里“嗡”地一下，突然就想起了那把冰冷的钥匙。

我的手，猛地缩了回来。

小芳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你怎么了？脸这么白？”

“没……没事，有点热。”我胡乱找了个借口。

从那以后，我总感觉自己跟这个世界隔了一层。

我跟朋友们去打台球，他们聊着哪个厂的姑娘好看，聊着谁又从广州倒腾来了新潮的喇叭裤。

我一句话也插不上。

我心里藏着一个死刑犯的秘密。

这个秘密，让我觉得自己不干净，不配跟他们一样，活得那么简单，那么没心没肺。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会偷偷把钥匙拿出来。

黄铜的钥匙，在月光下泛着幽暗的光。

137。

工商银行。

南京东路。

我一遍遍地默念着。

老赵说，里面的东西能救命，也能要命。

到底是什么？

一箱金条？还是……他贪污的证据？

如果是钱，我能用吗？用一个死人的钱，我跟偷坟掘墓有什么区别？

如果是证据……我一个送饭的，能把谁怎么样？

我越想越怕。

那段时间，我瘦得很快，眼窝都陷了下去。

我妈以为我病了，天天给我炖蛋。

“小军，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在单位受欺负了？”

“没有。”

“那是为了小芳？人家姑娘看不上你？”

“不是。”

我什么都不能说。

那种感觉，就像一个人在黑暗的沼泽里，越陷越深，喊都喊不出来。

我甚至想过，把钥匙扔到黄浦江里，一了百了。

可我每次走到外白渡桥上，看着底下浑浊的江水，我又犹豫了。

我想起老赵的眼神。

“你这孩子，心不坏。”

他信我。

我不能就这么把他的信任扔进江里。

这把钥匙，成了我的枷锁，也是我的……一种说不清的责任。

我开始做噩梦。

梦里，老赵就站在我床边，还是那副教书先生的样子，问我：“小同志，报纸来了吗？”

然后他突然七窍流血，指着我说：“你为什么不去？”

我从梦中惊醒，一身冷汗。

我感觉自己快疯了。

我必须得做点什么。

我决定，先去看看那家银行。

就看看，我不进去，我什么都不干。

我跟单位请了半天假，换了件最体面的蓝布褂子，骑着我爸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永久”自行车，去了南京东路。

八十年代的南京东路，人挤人，车挤车。

工商银行的门脸很大，门口有两尊石狮子，威严得很。

我把车停在远处，隔着马路，像个乡下人一样，呆呆地看着。

进进出出的人，都穿着笔挺的中山装或者“的确良”衬衫，神色匆匆。

我突然觉得自己特别渺小，特别寒酸。

我就这么站着，站了一个多小时，腿都麻了。

我看到了什么？

什么也没看到。

但我心里，好像踏实了一点。

至少，我知道了那个地方在哪儿。

它不再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名字，而是一个我能看到、能触摸到的地方。

钥匙的重量，似乎也轻了一点。

回家路上，我拐到小芳的厂门口。

等了半天，看到她跟一群女工说说笑笑地走出来。

我推着车，迎上去。

“小芳！”

她看到我，有点惊讶，随即笑了，露出了那对小酒窝。

“马小军，你怎么来了？”

“我……我路过。”

夕阳下，她的脸红扑扑的。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生活好像也没那么糟糕。

也许，我能把这个秘密，永远地藏在床板下。

也许，我能像个正常人一样，谈恋爱，结婚，生子。

我太天真了。

命运，从不给人喘息的机会。

安稳日子没过多久，天，塌了。

我爸，在码头当搬运工，那天，一捆钢筋从吊车上滑了下来。

为了救旁边一个工友，他被砸中了腿。

送到医院，医生脸色铁青。

“粉碎性骨折，必须马上手术。不然，这条腿就废了。”

我妈当场就瘫了。

我扶着她，问医生：“医生，手术……要多少钱？”

医生伸出五个手指头。

“五百块。”

五百块！

1982年的五百块！

对我们这样的家庭，不啻于一个天文数字。

我妈一个月的工资，三十五块。我，二十八块。

我们家所有的积蓄，加起来，不到一百块。

我妈开始哭，撕心裂肺地哭。

“作孽啊！这让我们怎么活啊！”

我爸躺在病床上，一米八的汉子，疼得满头大汗，却咬着牙一声不吭。

他看着我，眼睛里全是血丝。

“小军，别听医生的。我这腿，没事，养养就好。”

“爸！”我吼了一声。

我知道，他是怕花钱。

我冲出病房，蹲在医院的走廊上，把头埋在膝盖里。

我没哭。

十九岁的男人，不能哭。

但我感觉，我的五脏六服，都在烧。

怎么办？

去借？

我们家那帮亲戚，一个个比我们还穷，东拼西凑，能凑出五十块就顶天了。

去找单位？

我爸的单位，是个小破搬运队，老板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能给一百块的抚恤金，就算烧高香。

绝望。

彻彻底底的绝望。

我看着医院里来来往往的人，他们有说有笑，他们的世界，是彩色的。

而我的世界，是黑白的。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

我妈在昏暗的灯光下，一件件地数着那些毛票，钢镚儿。

她的背，驼得更厉害了。

“小军，你明天……去跟你舅舅说说，看他能不能……”

“妈，别说了。”

我打断她。

我走进我的小屋子，关上门。

我趴在地上，摸索着，打开了那个床板的裂缝。

那块包着钥匙的破布，落满了灰。

我把它拿出来，一层层地解开。

那把黄铜钥匙，静静地躺在我手心。

“如果有一天，你活不下去了……”

“或者你家里人，有谁遇到过不去的坎儿……”

老赵的话，像魔咒一样，在我耳边响起。

我看着钥匙，手在抖。

去，还是不去？

理智告诉我，这是个陷阱。一个死刑犯留下的东西，能是好东西吗？

我去了，可能就回不来了。

可是……我爸的腿。

我妈的眼泪。

我还有选择吗？

我没有。

我站起来，把钥匙揣进怀里。

它贴着我的胸口，还是那么冰凉。

但这一次，我没有感到恐惧。

我只感到一种豁出去的平静。

我对门外喊了一声。

“妈，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你明天，先去医院守着我爸。”

我妈没说话，只传来一阵压抑的抽泣声。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走了。

我没骑车。

我怕车链子的声音，吵醒我妈。

我一路走到南京东路。

银行还没开门。

我找了个角落，蹲下来，等着。

风还是那么冷，但我感觉不到。

我的心里，有一团火。

银行的铁闸门“哗啦”一声拉开的时候，我的心也跟着提到了嗓子眼。

我等了一会儿，让第一批存钱取钱的人先进去。

然后，我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

银行里，安静得只能听到算盘珠子清脆的撞击声。

我走到柜台前。

一个戴着套袖的中年女人，眼皮都没抬。

“办什么？”

“我……我开保险柜。”

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

她抬起头，打量了我一下。

我的蓝布褂子，在这一片“的确良”里，显得格格不入。

她的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鄙夷。

“钥匙，证件。”

“我……我没有证件。”

老赵没给我任何证件。

“没有证件开什么？”她不耐烦地挥挥手，“去去去，下一个。”

我的心，一下沉到了底。

我急了，把钥匙拍在柜台上。

“我有钥匙！137号！”

我的声音有点大，旁边的人都看了过来。

那女人的脸色更难看了。

“嚷嚷什么？说了没证件不行！”

“这是我们银行的规定！”

我站在那里，手足无措。

周围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

我感觉自己像个小丑。

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一个声音从后面传来。

“小张，怎么回事？”

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男人走了过来，看年纪，像是个主任。

那个叫小张的女人，立刻换了副嘴脸。

“王主任，这人，没证件，非要开保险柜。”

王主任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柜台上的钥匙。

他拿起钥匙，眉头微微一皱。

“137……”

他好像想起了什么。

“你，跟我到里边来。”

我的心，又悬了起来。

我跟着他，穿过一扇小门，进了一个办公室。

他让我坐下，给我倒了杯水。

“别紧张。”

他看着我，眼神很锐利。

“这把钥匙，你是从哪儿来的？”

我该怎么说？

说一个死刑犯给我的？

我会被当成同伙，立刻抓起来。

我脑子飞快地转。

“是……是我一个远房亲戚，他……他前段时间过世了，临终前，把这个交给我。”

我编了个谎。

“你亲戚叫什么？”

“他……他姓赵。”

我不敢说出老赵的全名。

王主任沉默了，手指在桌子上，有节奏地敲着。

办公室里，只听得见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

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长。

突然，他开口了。

“你说的那个姓赵的亲戚，是不是叫赵卫国？”

我猛地抬起头。

他怎么会知道？！

我的表情，已经出卖了我。

王主任叹了口气。

“果然是他。”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和一个信封。

“赵卫国在我们这儿开户的时候，有过特殊交代。”

“他说，如果有一天，他本人不能来，会有一个年轻人，拿着这把钥匙来。”

“他没有留下那个年轻人的姓名，只留下了一张照片。”

王主任说着，打开了那个信封。

他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

黑白的，一寸照。

照片上的人，是我。

是我进监狱工作时，办工作证拍的那张。

我的血，瞬间凉了半截。

老赵……他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到底是什么人？

“他还说，”王主任的声音，变得很低沉，“如果这个年轻人来了，说明他赵卫国，已经不在了。”

“也说明，这个年轻人，遇到了天大的难处。”

“他让我，把保险柜里的东西，交给你。”

“他说，这本来，就是给你留的。”

我呆住了。

我像个木偶一样，被王主任带着，走向银行的最深处。

那是一扇厚重的，需要两把钥匙才能打开的铁门。

王主任一把，我一把。

“咔哒。”

门开了。

里面是一个小房间，墙壁上，是一排排的保险柜。

137号，在最不起眼的一个角落。

王主任帮我把那个沉重的铁盒子取了出来。

“好了，你在这里打开吧。我在外面等你。”

他把空间，留给了我。

我看着那个铁盒子，手又开始抖。

这里面，装着我的希望，也可能，是我的毁灭。

我深吸一口气，用那把已经攥出汗的钥匙，插进了锁孔。

轻轻一拧。

“啪嗒。”

盖子，弹开了。

没有金条。

没有一捆捆的钞票。

最上面，是一本厚厚的，牛皮纸封面的账本。

账本下面，是一叠用油纸包着的东西。

我打开油纸包。

是一沓钱。

我数了数，十块一张的“大团结”，一共六十张。

六百块。

不多不少，正好是我爸手术费的钱，还稍有富余。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一颗颗砸在钱上。

得救了。

我爸的腿，有救了。

我把钱小心翼翼地收好，然后，我拿起了那本账本。

我翻开了第一页。

里面，不是我想象中的数字和表格。

而是一行行，清秀而有力的钢笔字。

那，是一封信。

“小军，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大概已经化成一把灰了。”

“别怕，孩子。我不是什么坏人。”

“我只是个，想说真话，却没人信的傻子。”

我的手，开始发抖。

我继续往下看。

账本里，记录的不是一笔笔贪污的款项。

而是……一笔笔被挪用、被侵吞的，属于国家的钱。

每一笔，都清清楚楚。

时间，地点，经手人，还有……最终的流向。

这是一个人的，犯罪记录。

而那个人的名字，在账本的最后，被老赵用红笔，重重地圈了出来。

李胜利。

我们市轧钢厂的厂长，市里的明星企业家，劳动模范。

我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了。

老赵，他不是罪犯。

他是举报人。

他因为要举报李胜利，而被李胜利勾结人，反过来诬陷成了“投机倒把”的罪犯。

他被判了死刑，而真正的罪犯，却成了英雄。

这本账本，就是他的遗书，也是他的……复仇。

除了账本和钱，保险柜里，还有最后一沓东西。

是一叠信。

信封上，都写着同一个名字：赵青禾。

收信地址，是上海的一所大学。

我抽出一封，信纸已经泛黄。

“青禾吾女，见字如面……”

“爸爸对不起你，让你受了委屈……”

“你要好好学习，不要像爸爸一样，一辈子，活得这么窝囊……”

这些信，都没有寄出去。

我明白了。

老赵给我的，不是钱。

是三样东西。

救我父亲命的钱。

能为他洗刷冤屈的证据。

还有一个父亲，对他女儿，说不出口的爱。

我把所有东西，都收回铁盒。

走出那个小房间的时候，我的腿是软的。

王主任就站在门口。

“都拿好了？”

我点点头。

“王主任，谢谢您。”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别谢我，谢赵先生吧。”

“他是个好人。”

“只是，生错了时代。”

我抱着那个沉甸甸的铁盒，走出了银行。

南京东路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我感觉，我的人生，从这一刻起，彻底改变了。

我不再是那个，只想混日子的马小军了。

我拿着钱，第一时间冲回了医院。

“医生！钱我凑够了！马上给我爸手术！”

我把那一沓“大团结”拍在缴费窗口，窗口里的大妈都看傻了。

手术很顺利。

我爸的腿，保住了。

他躺在病床上，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小军，这钱……哪儿来的？”

“爸，你别管了，是好道上来的。”

我不能说。

这个秘密，只能我一个人烂在肚子里。

我爸没再问，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

家里的危机，暂时解除了。

但我心里的风暴，才刚刚开始。

那本账本，像一块烙铁，每天晚上都在我心里烙着。

李胜利。

那个在报纸上，在广播里，被塑造成时代先锋的男人。

我一想到他，就想到老赵临死前的眼神。

不甘。

我该怎么办？

把账本交出去？

交给谁？

派出所？市里？

我一个监狱的临时工，人微言轻，谁会信我？

更何况，李胜利在市里，关系网盘根错节，我这账本还没递上去，可能人就没了。

我害怕。

我怕死，怕连累我爸妈。

可是，如果不交出去，我就这么揣着一个死人的冤屈，揣着一个罪犯的证据，心安理得地过一辈子？

那我成什么了？

我跟那些害死老赵的人，有什么区别？

那段时间，我又瘦了。

小芳来看我爸，给我带了她自己织的毛线手套。

“小军，你最近怎么了？好像有心事。”

她看着我，眼睛里满是担忧。

我多想跟她说。

但是我不能。

我只能摇摇头，“没事，就是我爸这事，闹的。”

我开始失眠。

整夜整夜地，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账本里的每一个字，都像小虫子一样，往我脑子里钻。

我甚至出现了幻听。

我总能听见老赵在问我：“小同志，报纸来了吗？”

我快被逼疯了。

我决定，再去读读那些信。

那些老赵写给他女儿赵青禾的信。

“青禾，爸爸是个失败的人。没能给你一个好的生活，没能保护好你妈妈。”

“我这辈子，唯一没做错的，就是守住了自己的良心。”

“人活着，不能只为了自己。有些事，明知不可为，也必须为之。”

“爸爸希望你，以后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不要怕，天，塌不下来。”

我读着这些信，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

我好像，有点理解老赵了。

他不是傻。

他只是，有自己的坚守。

他把这些东西留给我，不是在逼我。

他是在给我一个选择。

是选择像个懦夫一样，苟且偷生。

还是选择像个人一样，挺起脊梁。

我把信，一封封地叠好。

我心里，有了决定。

但我不能鲁莽。

我得想个万全之策。

我开始收集关于李胜利的所有信息。

报纸，广播，厂里的小道消息。

我知道了他每天几点上班，几点下班，车牌号是多少。

我知道了他有个情妇，在市百货大楼当售货员。

我知道了他下个星期，要去省里开表彰大会。

机会，就在他去省里的这几天。

我把账本里，最关键的几页，偷偷抄了下来。

然后，我写了两封匿名信。

一封，寄给省纪委。

另一封，我犹豫了很久，最终，寄给了《东海日报》一个叫“陈实”的记者。

这个陈实，我读过他写的文章，很有风骨，经常揭露一些社会阴暗面。

我相信他。

做完这一切，我把那本原始的账本，和那些信，重新包好，藏回了床板底下。

剩下的，就交给命运了。

那几天，我过得坐立不安。

上班切菜，手都在抖，好几次差点切到自己。

我不敢去看报纸，不敢去听广播。

我怕看到任何风吹草动。

第五天。

李胜利从省里回来了。

单位给他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敲锣打鼓，比过年还热闹。

报纸上，是他戴着大红花的照片，笑得春风得意。

我的心，一点点地沉了下去。

失败了。

我的信，石沉大海。

也是，我算个什么东西？

人家是大厂长，是劳动模E范。

我呢？

我什么都不是。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

我一个人，坐在黄浦江边，把一瓶“二锅头”全灌了下去。

江风吹着，我感觉不到冷。

只觉得，心里空得可怕。

我对不起老赵。

我辜负了他的信任。

我醉得一塌糊涂，最后，是被巡夜的民警送回家的。

我妈看着我，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流眼泪。

我决定，忘了这件事。

就当，从来没有过一个叫赵卫国的人。

就当，从来没有过那把钥匙，那本账本。

我要好好活着。

为了我爸妈，也为了我自己。

生活，好像真的回到了正轨。

我爸出院了，虽然走路还有点瘸，但总归是保住了腿。

我又开始跟小芳约会。

我们去逛公园，去溜冰，像所有热恋中的年轻人一样。

我甚至开始攒钱，想买一台“燕舞”牌的收录机，那是小芳最想要的。

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将这么风平浪静下去的时候。

一颗炸雷，在全市炸响了。

轧钢厂厂长，劳动模范李胜利，被抓了。

罪名，是“巨额贪污”、“挪用公款”，还有……“诬告陷害”。

消息，是从省里直接下来的。

据说，省纪委成立了专案组，秘密调查了半个多月。

人证物证，俱全。

李胜利的后台，也倒了。

整个轧钢厂的领导班子，被一锅端。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厨房剁肉馅。

手里的刀，“当啷”一声，掉在地上。

我冲出厨房，跑到传达室，抢过老张头手里的报纸。

头版头条，黑体大字。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我市特大贪腐案侦破始末”。

文章里，提到了一个“匿名的正义之士”。

文章的作者，署名：陈实。

我拿着报纸，手抖得不成样子。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怎么都止不住。

我躲到没人的角落，放声大哭。

像个傻子一样。

哭了笑，笑了哭。

老赵。

你看到了吗？

天，没有塌。

恶人，终有恶报。

你的冤屈，洗刷了。

李胜利倒台后，老赵的案子，很快就重审了。

沉冤得雪。

他被追认为“保护国家财产先进个人”。

虽然，人已经不在了。

这件事，在我们这个小城，引起了轩E然大波。

人们在茶余饭后，都在议论。

有人说，是老赵在天有灵。

有人说，是那个写匿名信的人，胆子太大了。

没人知道，那个“正义之士”，是我。

一个在监狱后厨，切菜送饭的临时工。

我照常上班，下班，过我的日子。

只是，我心里的那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我睡觉，再也不做噩梦了。

我感觉，天都比以前蓝了。

有一天，我收到了一个包裹。

没有寄件人姓名，地址是我单位的。

我打开一看，是一本书。

陈实写的报道合集。

书的扉页上，有一行字。

“致那位不知名的朋友：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你的勇敢，配得上更好的人生。”

我把那本书，跟账本，放在了一起。

我还剩下一件事没做。

去找赵青禾。

我按照信封上的地址，去了上海。

那是我第一次去上海，大城市的气派，让我有点喘不过气。

我找到了那所大学。

打听了半天，才在一个老教授的帮助下，找到了赵青禾。

她已经毕业，留校当了助教。

我在一间旧书堆积如山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她。

她长得很像老赵，清瘦，文静，戴着一副眼镜。

我看着她，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你好，请问你找谁？”她问我。

“我……我找赵青禾老师。”

“我就是。”

“我……我受你父亲，赵卫国先生所托，给你送一样东西。”

当我说出“赵卫国”三个字的时候。

她的脸色，“唰”地一下，白了。

眼神里，充满了戒备，和一种……我能理解的，恨意。

“我跟他，早就没有关系了。”

“他不是我父亲。”

她的声音，冷得像冰。

我知道，当年的事，对她的伤害太大了。

一个“贪污犯”的女儿，在那个年代，要承受多少白眼和欺辱。

我没有跟她争辩。

我只是，把那个我用布包了好几层，已经磨得有些发亮的包裹，放在了她的桌子上。

“赵老师，我知道，您可能不信我。”

“但这里面的东西，是您父亲留给您的。”

“他到死，都念着您。”

“您看与不看，都由您。我的任务，完成了。”

说完，我转身就走。

我没有留恋。

有些伤口，只能自己舔舐。

有些心结，只能自己解开。

我刚走到门口，背后传来她带着哭腔的声音。

“等等！”

我停下脚步。

“你……是谁？”

我回头，笑了笑。

“我是一个，给他送过饭的人。”

从上海回来，我辞掉了监狱的工作。

我不想再闻那股消毒水的味道了。

我用剩下的钱，加上我爸给的一点，在巷子口，盘下了一个小门面。

我开了一家小馄饨店。

店不大，就四张桌子。

但我干得很起劲。

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去采购新鲜的猪肉和蔬菜。

自己擀皮，自己调馅。

我的馄饨，皮薄馅大，汤头鲜。

很快，就有了口碑。

小芳，成了我店里最固定的客人，也是……老板娘。

我们结婚了。

没有隆重的仪式，就请了几桌亲戚朋友。

我爸那天喝多了，拉着我的手，一遍遍地说：“小军，有出息了。”

我看着他，看着我妈，看着小芳。

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馄饨店的生意，越来越好。

我们雇了两个伙计。

几年后，我在市中心，开了第一家分店。

我给我的店，取名叫“老赵记”。

有人问我，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

我说，是纪念一个故人。

再后来，我的“老赵记馄饨”，开遍了全市，甚至，开到了省城。

我从一个临时工，变成了一个小老板。

别人都说，马小军这个人，有本事，有运气。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一切，都是怎么来的。

那本账本，和那些信，我一直留着。

我把它们，锁在我办公室最里面的一个保险柜里。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还会拿出来看看。

它们提醒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也提醒我，做人，要有良心。

有一年，赵青禾来找过我。

她已经是上海那所大学的副教授了。

她来我的店里，点了一碗馄र्ट饨。

吃得很慢。

吃完，她对我说：“马老板，谢谢你。”

“你让我，重新认识了我父亲。”

“他是个英雄。”

她说，她把父亲的事迹，写成了一本书。

那本书，后来还得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文学奖。

我们没有聊太多。

有些事，尽在不言中。

时间过得很快。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我老了，头发白了。

小芳也老了，眼角有了皱纹，但笑起来，还是有两个小酒窝。

我们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接手了我的生意。

他比我有本事，把“老赵记”做成了全国连锁。

有一天，他拿着一个新设计的商标来给我看。

“爸，你看，我们把logo升级了。用一个钥匙的形状，怎么样？”

“钥匙？”

“对啊。‘老赵记’，‘老找记’，用一把钥匙，寓意‘找到家的味道’。多好。”

我看着那个设计图，一把抽象的、金色的钥匙。

我的眼睛，突然就湿了。

我仿佛又回到了1982年。

那个阴冷的下午。

那个戴着深度近视镜的男人，隔着铁栏杆，把一把冰凉的黄铜钥匙，塞进了我十九岁的手心。

他说：“孩子，心不坏。”

他说：“不到万不得已，别去。”

那把钥匙，开启的，不只是一个保险柜。

它开启的，是一个年轻人的良知。

开启的，是一个被埋葬的真相。

开启的，是我这一生，跌宕起伏，却又无怨无悔的……

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