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为何长征？难道只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背后原因让人后怕

1935年5月的金沙江畔，夜色沉沉，小舟轻摇。河岸边的警卫悄声报告：全部部队已渡完。毛泽东转身看向周恩来，低声一句：“江已过，人未歇，路还长。”很多年后，人们依旧在追问：红军为什么要走这一遭？仅仅因为1934年10月中央苏区战局失利吗？答案显然复杂得多。

先看当时的国内格局。第五次“围剿”不是普通的军事进攻，而是蒋介石与德国军事顾问共同设计的“铁桶计划”。碉堡带、封锁沟、高射炮，一环扣一环，配合空中侦察与财政经济封锁，苏区被慢慢抽干血液。粮食不进山，药品被截留，红军被困在几百公里的围线内，动辄就要付出成连成营的伤亡。守下去只能等死，这是一点不夸张的冷现实。

情报部门在此关头起到关键作用。国民党保密局内部的莫雄接触到“铁桶计划”后，连夜派人分三路送往瑞金。文件送到时，叶剑英拍着桌子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不是围剿，是下死手。”战局瞬间明朗：留下来的结局只有覆灭。生存本身就逼着红军必须突围，但突围往哪儿去，却引出了更深的考量。

苏区人口密集、经济条件已被榨干，继续防守不仅补给无望，部队还要面对传染病和疟疾的双重消耗。试想一下，主力部队数量骤减、弹药极缺，而日军已在东北立政权，又在华北制造乱子。倘若红军困死在江西山沟，中国再无成系统的人民武装，抗日也就成了空谈。这才是当时中央真正担忧的底线。

当时的中央临时负责人博古与李德仍固守“苏区堡垒”思想，认为可继续硬抗。毛泽东却反复强调战略转移的必要性，他指出川滇黔地域广阔、民族成分复杂，容易吸引国民党地方部队各自为战，中央主力便可在运动中保存实力。遵义会议后，新的领导班子接受了这一判断，“走”成为全军共识。

有人说长征是赤裸裸的逃亡，这种说法忽视了另一个核心目的——寻找能与日军正面接触、又能同北方革命力量会合的节点。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带符合三个条件：平汉、同蒲铁路纵贯南北，便于向华北牵制日军；黄土高原沟壑纵横，适合相对隐蔽的游击；更重要的，距离外蒙古、苏联比原苏区近得多，政治宣传和国际联络更容易进行。这一切让毛泽东下定决心北上。

途中还有一场凶险的插曲。1935年7月进入川西北草地时，张国焘提出折返四川南部建立新根据地。分析似乎有诱人之处：四川多山、多田，兵源充足。然而四川军阀盘根错节，各派暗斗却在对抗中央时高度一致，且与蒋介石保持微妙合作。若主力留在那里，随时可能陷入新的合围。毛泽东坚决反对，周恩来说得直接：“回头路就是绝路。”短短两句话，结束一场关系史向的博弈。

北上过程中，宣传职能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红一方面军每突破一个封锁线，就把桌子门板当讲台，向当地百姓解释“打土豪、分田地”、说明“抗日救国”的主张；还把没收来的盐巴、布匹统统按户口分掉，树起“秋毫无犯”的纪律牌子。斯诺后来写道，长征像一支会说话的队伍，一路把革命理念播撒到无人想到的旷野。对于苦于苛捐杂税、强占民田的西南老百姓，这比任何口号都管用。

到了陕北，红军只剩三万余人，外表看似萧瑟，实则形势已彻底翻篇。这里有刘志丹、谢子长等开辟的根据地，庙宇学堂成了兵工厂，乡村青年主动报名参军。稍作整编便爆发出惊人活力。1936年2月东征，七千红军渡黄河，直逼山西，阎锡山吓得一周内电报蒋介石十六次；随后西征，打通宁夏甘肃走廊，为通往苏联的国际交通线清障。兵力虽小，却打出了政治筹码。

如果把目光拉得再远，长征最大的意义在于为日后形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住了核心力量。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时，只得接受“联共抗日”条件，红军才得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此后支援平型关、挺进敌后，关键节点少了任何一个，后果都难以想象。而这些节点能否存在，全系于此前的那一次艰难北上。

就此回望，长征不仅是第五次“围剿”失败后的被迫转移，更是一次跨越半个中国的战略冒险，一次赌上党和民族前途的主动机动。没有对国内外形势的冷静洞察，没有对未来抗战方向的提前谋划，也就没有后来的大后方和敌后战场。红军不是被动流亡，而是在生死线上开辟出新的战场，用脚步和枪声改写了中国现代史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