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毛泽东指示急电台湾，蒋介石阅完电报心中一颤：把经国叫来

1961年9月初的一个深夜，台北阳明山的灯光才刚熄灭，蒋介石披着呢大衣准备回房。就在此刻，一封加急密电被送进他的书房，这封电报在稍后几个小时内引发了一连串紧张动作，也让父子俩的谈话显得格外沉重。

同一时段，远在北京中南海，夜班的译电员几乎是冲进办公室递交情报。电文来自潜伏在台湾的地下工作者，内容不多，核心却直指“一名名叫郑松焘的杀手已潜台，目标为蒋介石本人”。对这种消息，毛泽东并未迟疑，他在电报边角批下两字：“转发”。动作简单，却透出非同一般的考量。

有意思的是，1949年双方兵戎相见，言辞锋利；不过进入60年代，国际形势、两岸实力此消彼长，毛泽东对台方针已悄然从“武力解放”转向“和平争取”。情报领域因此成了少数仍能“正面交锋”的渠道，而任何涉及高层安全的信息都被当成头等要事。

电报很快通过香港、菲律宾两条秘密线转送台北。最初，蒋介石并未拆阅，只让秘书放在案头。第三封同样署有“极机密”的急电接连抵达，他才意识到此事非比寻常。翻开电文，看完短短几十字，他脸色当即一变，只说了七个字：“把经国叫到这里。”

蒋经国赶来的路上心里已有预感。父子在书房迅速交换信息后，一道命令飞出：警卫部队进入二级战备，情治系统通宵查档，务必找出那个叫郑松焘的人。蒋经国给情报主管只说了一句话：“必要时，干净利落解决。”

说句实在话，郑松焘绝非无名之辈。此人祖籍台南，青少年时期曾受日本宪兵队训练，枪法拔群，战后流落东京，靠给富商做保镖谋生。1958年起，他时常往返香港、冲绳，与黑市军火商混得极熟。就是这样一位“游侠”，被流亡日本的廖文毅盯上了。

廖文毅出身台南书香世家，俄亥俄州大学博士，早年意气风发投入国民党政坛，却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与当局彻底决裂，随后潜赴日本，自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在他看来，只要蒋介石不倒，一切“台独”理想皆无从谈起，于是用几百两黄金买下郑松焘这条“暗线”。

检视70年代解密档案，可以发现郑松焘在1961年10月8日乘南韩客机抵台，身份是《朝日新闻》特约摄影记者。他带的唯一大件行李是一只改装摄影箱，暗格里藏着勃朗宁手枪和消声器。删去冗余行动计划后，纸页上只留下一句：“20公尺内，两枪。”

然而，计划尚未启动就露出破绽。台北市警察局刑事组的岳安和因私情与郑松焘多有往来，发现对方近期行踪可疑，遂硬闯蒋经国寓所，留下简单情报：“此人可能不简单。”巧合与多线情报相互印证，警报瞬间拉响。

那一夜，全台北的路检岗多了三倍，情治人员直扑事先锁定的住所，可屋里只剩空空行李和一张赴日机票。郑松焘在风声变紧的前一晚便溜上飞往羽田的航班，堪称老练。蒋经国咬牙：“去东京，盯死他。”

资料显示，1962年春，国民党情报机关在东京郊外一次车祸中“处理”了郑松焘。事故报告只有十余行，关键信息全被涂黑。外界难获细节，但结合当年保密局惯用手法，线索已无需再多。

主谋廖文毅亦难逃清算。1965年5月，台湾当局冻结廖家全部资产，将其家族成员集中居所，日常行动须报备。廖文毅当月返台，被授予“特赦”名义，却终生处在软禁与监控之间，1986年病逝于台北医院。

站在这一事件的回溯线上，能看到复杂的三方棋局：北京提供情报，台北忙于自保，东京地下网络则暗流汹涌。毛泽东在当时为何要救对手？论者众说纷纭，有的强调民族立场，有的认为战略需要，无论哪一种解释，都无法抹去一个事实——这封电报改变了几个人的命运，也让海峡两岸的博弈增添了极具戏剧性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