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一生有两遗憾，中国入WTO和我做错了

比尔・克林顿作为美国前总统，在外交领域留下诸多重要印记。

他在任期内推动了两项影响深远的国际事务决策 —— 劝说乌克兰放弃核武器，以及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这两项决定在当时被视为维护全球秩序、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关键步骤，但随着时间推移，其后续影响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讨论与重新审视。

1991 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继承了约 1900 枚核弹头，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核力量。

对这个新独立的国家而言，庞大的核武库并非优势，反而成为沉重的经济负担 —— 核武库的维护成本每年高达数十亿美元，占乌克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克林顿政府出于对核扩散风险的担忧，从 1993 年起联合俄罗斯，向乌克兰施加外交与经济压力，推动其放弃核武器。

当时乌克兰国内对此存在明显分歧，部分势力主张保留核武器以形成战略威慑，但巨大的经济压力让这一主张难以持续。

克林顿团队随即提出援助承诺，1994 年 1 月，美、俄、乌三方签署声明，乌克兰同意逐步销毁核武器，美国则承诺提供经济与技术支持，俄罗斯也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核燃料补偿等相关配套措施。

谈判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乌克兰议会曾就此展开激烈辩论。

为推动协议落地，克林顿派遣时任国务卿直接游说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强调不弃核将影响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

1994 年 12 月 5 日，美国、俄罗斯、英国和乌克兰在布达佩斯签署《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

根据协议，乌克兰承诺移交境内所有核弹头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美、俄、英三国则保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并承诺不对乌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协议签署后，美国派遣专家赴乌克兰监督核武拆解工作，共计拆解 176 枚导弹和 44 架轰炸机，整个过程持续至 1996 年 6 月，乌克兰自此成为无核国家。克林顿当时将这一成果视为削减全球核威胁的重大胜利。

在推动乌克兰弃核的同时，克林顿也将目光投向亚洲贸易领域。

1995 年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而中国自 1986 年起便提出 “复关” 申请，入世谈判也随之推进。

克林顿政府认为，支持中国入世能够打开广阔的中国市场，助力美国商品与服务出口，同时也能通过多边贸易规则推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

1999 年 4 月，中美就中国入世问题举行谈判，美方提出中国开放金融、农业等领域的要求，双方因分歧较大，谈判一度陷入停滞。

此后克林顿调整谈判策略，当年 11 月，中美在北京重启谈判，核心争执焦点集中在农产品关税、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

最终双方达成共识：中国承诺将汽车关税降至 25%，美国则放宽对中国纺织品的配额限制。

1999 年 11 月 15 日，中美正式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克林顿在讲话中表示，这一协议将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协议签署后，美国国会启动相关审批程序，2000 年 5 月众议院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法案，同年 9 月参议院表决通过，10 月 10 日克林顿签署该法案。

此后中国与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完成谈判，2001 年 11 月 10 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贸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中国被批准加入世贸组织，同年 12 月 11 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第 143 个成员。

克林顿将推动中国入世视为任期内的重要经济外交成果，他曾预期，通过多边贸易规则的约束，能够推动中国走向更开放的发展路径。

入世后，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逐步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吸引大量国际投资；美国企业也借助这一契机拓展中国市场，获得可观收益，但美国本土制造业出现岗位流失现象，铁锈带地区经济衰退问题凸显，美中贸易逆差也持续扩大。

2023 年 4 月 4 日，克林顿在接受爱尔兰电视台访谈时，首次公开表达对劝说乌克兰弃核决策的反思。

他坦言，这一决策存在失误，美国当年承诺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但并未完全兑现。

2014 年 3 月克里米亚地区局势发生变化后，美英等国仅采取经济制裁措施，并未实施军事干预；2022 年 2 月俄乌冲突全面爆发后，美国也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未直接卷入冲突。

克林顿认为，若乌克兰当时保留核武器，或可形成战略威慑，使俄罗斯在采取军事行动时更加谨慎。他在访谈中表达悔意，直言乌克兰成为了大国博弈的受害者。

关于支持中国入世的决策，克林顿在访谈中并未直接表示后悔，但 2025 年出版的一本新书记录了他的反思。

书中提到，克林顿当时已预测中国将成长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其推动中国入世的目标是确保这一趋势不会对美国利益造成损害。

他承认，全球化进程具备积极意义，但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与规模超出了当初的预期，也使中美关系变得更为复杂。

当前，俄乌冲突仍在持续，美国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但始终避免直接卷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与领域博弈也时有发生。

卸任后的克林顿定居纽约，投身慈善事业，而他当年的两项外交决策及其后续影响，始终是国际政治与经济领域的争议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