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邓小平亲笔给毛主席写信，主席看完当即问：陈丕显在哪儿

1975年8月上旬，中南海的台灯只剩下一盏亮着。深夜的空气闷热，毛主席批阅完当天文件，手边只剩下一封由汪东兴亲手递来的书面请示，落款“邓小平”。信不长，却句句提到同一个名字——陈丕显。毛主席合上信纸，声音沙哑却清晰：“陈丕显在哪儿？”值班秘书愣了两秒才醒过神，赶紧去核实。一个普通的追问，随后引发了一连串人事安排，也让“红小鬼”陈丕显再次走进核心决策者的视线。

追溯这段缘分，要回到1931年冬天。闽西长汀。毛主席和朱德率红四军宿营，一群少年围在篝火旁听长辈讲战事。年仅十五岁的陈丕显悄悄拉着毛主席的衣角，喊了一声“主席，您看我能当战士吗？”毛主席笑着摸了摸他的头：“能打仗，也要能读书。”从此，“阿丕”成了毛主席在苏区时常挂在嘴边的小名。

长征开始后，陈丕显留在赣粤边坚持游击。弹痕累累的山林中，他带着几百人同数倍于己的“追剿”队伍周旋。一次遭遇战，他被弹片擦破额角，只用草药一敷就继续转移。战士们悄悄议论：“小鬼命真硬。”其实他不过十七岁。

抗战爆发，他辗转苏南、鲁南做地下工作；解放战争时期调回华东局，专管后勤与地方。上海解放的那一夜，枪声渐息，他站在外白渡桥上看黄浦江潮水，几乎不敢相信这座城市真的回到了人民手中。随后，他担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很快成了邓小平在华东工作的重要依靠。

1966年春，陈丕显被确诊鼻咽肿瘤。周总理亲自批示治疗方案，还叮嘱：“少开会，多休息。”遗憾的是，当年政治风暴迅速席卷，他非但没能静养，反而失去自由。那段日子里，他住在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房间，靠阅读旧书和写日记给自己“压惊”。一个朋友后来回忆：“阿丕最怕浪费时间，他连吃药都掐着表。”

1974年，毛主席指示“先把人放出来”，陈丕显终于获得行动自由。然而他既无正式职务，也无治疗条件。上海方面给出的安排只是革委会副主任，医疗却仍解决不了。邓小平重返中央工作后，了解到这一窘境，立即起草了那封写给主席的请示。他在信中用了极简的语言：“陈丕显同志身体不好，但不到六十岁，工作能力、地方经验仍宝贵，建议调京治疗，再议分配。”末尾特别加了一行小字：“此人忠诚可靠。”

毛主席读罢思索片刻，脱口而出的那句“陈丕显在哪儿？”不仅是关切，更是决断。随即批示“交汪东兴办理”，短短几天内，北京医院的床位就腾出来了，上海方面也收到了调京通知。多年后，一位医护人员回忆，陈丕显刚到北京时脸色蜡黄、话声极轻，但听说毛主席过问了自己的安顿，他先是沉默，随后只说一句：“总算能干点事了。”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央考虑大批干部的重新使用，邓小平再次推荐陈丕显。这一次，他被派到云南整顿班子，不久又转到湖北主持省委工作。不到三年，湖北的农业基建、轻工业和港口物流都出现明显起色。有人半开玩笑：“老陈到哪儿，哪儿的机器就轰鸣。”实际上，他仍需按时放射治疗，但从不在公开场合提起病情。

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陈丕显被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会上讨论政法改革，他提出“依法治国需从立法程序抓起”的意见，被记录在案。那天散会后，警卫扶他上车，他摆手拒绝：“走两步，顺气。”从人民大会堂台阶到停车处不过百米，他硬是边走边和年轻干部聊完一份公检法衔接方案。

1995年8月23日，陈丕显在北京病逝。整理遗物时，工作人员在一本发黄的笔记本夹层里找到一张旧车票，票面日期正是1975年9月，他北上治病的那一天。车票旁边还有一张便笺，只有一行字：“此行非为疗伤，乃为继续工作。”熟悉他的人都说，这正是阿丕性格的缩影——从闽西山间起步，到国家政法战线落幕，始终把任务看得比命还重。

夜深灯暗，中南海那盏台灯早已更换，但1975年信件的微弱墨香依旧被档案纸保存着。当年毛主席的一句“陈丕显在哪儿？”，不仅成为一次干部起落的转折，更折射出老一辈革命家对同志命运的关注与担当。无论风云如何变幻，他们对人才的珍惜、对事业的执着，始终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