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服毒自杀，丈夫见死不救，犯故意杀人罪，判13年半，判重了？

妻子不堪忍受丈夫曹某庆的辱骂、殴打，喝下农药“敌草快”，曹某庆明知妻子出现中毒症状，却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最终，妻子身亡。

法院判决曹某庆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

有人觉得，这也判得太重了！

确实，以往也有不作为故意杀人的案件，判得都没有这么重。

比如以下三个案例：

案例一：米某某案，五年

米某某与被害人为婚外情人关系，两人在酒吧发生争执，米某某将被害人带至大桥，双方激烈争吵，米某某甚至将被害人抱至护栏外，并用言语刺激“你跳吧”。最终被害人跳河身亡。

法院判处米某某有期徒刑五年。

案例二：姚某某案，七年

姚某某与被害人网上结识，相约自杀。姚某某帮助被害人捆绑石块，后者跳湖身亡。姚某某放弃自杀，未采取任何救援措施，也未告知其他人，离开现场，被害人死亡。

法院判处姚某某有期徒刑七年。

案例三：赵某1案，五年

赵某1与被害人为婚外情人关系，两人发生争执，被害人在赵某1租住房内喝农药自杀。赵某1发现后，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便逃离现场，被害人死亡。

法院判处赵某1有期徒刑五年。

同样是见死不救致人死亡，同样被判故意杀人罪，为何米某某、赵某1只判了五年，姚某某判了七年，而曹某庆却要坐牢十三年半？

曹某庆是判重了吧？

并没有判重，曹某庆案的“重判”，恰恰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是精准量刑的具体体现。

曹某庆案并非量刑过当，而是基于其法定义务、先行行为、犯罪情节、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等综合评判来精准量刑的。

曹某庆案与其余三案有质的区别：

首先，法定义务的强度不同

米某某案与赵某1案，当事人均为婚外情关系；姚某某案，当事人是相约自杀的陌生人。他们的救助义务，主要来源于其先行行为，如刺激、威胁、帮助自杀引发的危险状态。

而曹某庆案，两人是合法的夫妻关系。法律明确规定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这种义务天然包含了在对方生命垂危时最急迫、最无条件的救助责任。这是既基于夫妻身份的道德义务，也是基于法律规定的法定义务，其强度远高于其他关系。违反此义务，罪责自然更重。

其次，引发悲剧的原因有根本差异

曹某庆并非因为普通口角导致妻子自杀，他先是暴打妻子，更恶劣的是，他将妻子的隐私在多名亲友间肆意转发予以羞辱。这是家庭暴力与严重人格侮辱的结合体，是主动、恶劣地制造了足以摧毁一个人尊严和求生欲的极端环境。曹某庆不管是基于夫妻间的相互救助义务，还是基于其先行行为，都应给妻子积极的救助，但他见死不救、冷漠至极。曹某庆的先行行为，对妻子自杀产生了更直接、更主要的推动作用。

相比之下，米某某的刺激、赵某1的威胁，虽然同样恶劣，但在行为的复合性与对家庭伦理的破坏性上，难以与曹某庆的暴打和羞辱相提并论。

再次，不作为的彻底性与主观恶性，判若云泥

曹某庆在明知妻子服毒并已出现中毒呕吐症状后，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未打电话，未叫人，见死不救。这种在至亲生命最后时刻表现出的彻骨冷漠与决绝，反映出其对妻子生命的极端漠视。曹某庆的不作为更为彻底，主观上放任死亡结果发生的故意，更为坚决和彻底。

而米某某在被害人跳河后有报警行为；赵某1在逃离数小时后也电话通知了他人。姚某某案则有其特殊性，发生在相约自杀的特定情形下，被害人自杀意志坚决，故姚某某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

最后，社会危害性大不相同

曹某庆的行为集家暴、侮辱、见死不救于一体，彻底践踏了夫妻间的忠诚、救助义务，是对婚姻家庭制度、社会伦理的正面冲击，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其示范效应和危害性，远远大于因婚外情或相约自杀引发的案件。

综上所述，看似相似的不作为杀人案，本质大不相同。曹某庆案集合了最强的法定义务、最恶劣的先行行为、最彻底的不作为、最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四重从重情节。法院判处曹某庆十三年六个月有期徒刑，绝非判重了，而是罚当其罪。

它向社会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法律对生命权的保护是绝对的，而基于婚姻关系所产生的相互救助义务，是神圣不可推卸的。任何践踏这份义务、对配偶生命冷眼旁观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最严厉的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