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彭德怀赴任三线，临行主席特意嘱咐：和三位顶头上司搞好关系

1965年11月30日上午，成都车站笼着细雨，站台上传来短促的汽笛声。彭德怀迈下车厢，身旁随行箱包极简，一件军大衣、一叠文件、一张毛主席两周前亲手递来的便函。围观群众并不多，仍有人认出他，低声惊呼“彭老总来了”，这位昔日“横刀立马”的大将，如今肩负的却是钢轨与水泥的任务。

落脚永新巷七号，他先把那张毛主席签名的半身生活照挂在床头。照片下压着便函，纸页微翘，内容只有寥寥一句：“到西南后，与三位顶头上司相互支持。”旁人只道是客套话，彭德怀却反复琢磨，他清楚，大三线建设不允许出现半分扯皮。

时间线倒拨回到9月23日上午，中南海颐年堂灯光微暗。毛主席端着茶杯，目光平和，却分量十足。“国家要准备最坏的局势，你去西南合适。”彭德怀坦言：“工业是外行。”主席摇头：“打仗要后方，工业就是另一种战场。”随后只补一句：“记住，协同最要紧。”言简而意深。

外界形势并不宽松。1月，越战升级；5月，苏联再次提高在外蒙古空军驻军等级；同年，美军B-52轰炸机已具备对华南沿海的直接打击能力。华北、华东动一枪，长江以西便成唯一安全纵深。中央批准的“三线”概念，根子就扎在这串紧迫数字里。

彭德怀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听取西南方向方案时，特意要来一张一米见方的地形图。他用铅笔圈出攀枝花、德阳、宝鸡等地，圈得重处折断，铅粉洒在他指尖。会上他没有表态，会后才把图纸卷起放进公文包——这是习惯，战争年代他总把地形图带在身边琢磨线路，如今只是把“推进路线”替换成“厂矿分布”。

到成都第二天，各局负责人排队汇报。李井泉进门，老友见面无须寒暄。两人当年在西北野战军共事，知道对方脾气：话要讲实，方案要落地。程子华挟着厚厚的钢铁、兵工项目资料，残疾双手动作极慢，却每页贴签一一标注；阎秀峰则带来了地方基建进度表，上面清楚写着主干公路、输变电线路的日日更新。三位“顶头上司”风格各异，却都懂紧迫性，彭德怀心里踏实三分。

汇报到晚上十一点，灯泡发白。程子华手指酸麻，仍坚持翻到最后一页。彭德怀轻声提醒：“先休息，细节明日再议。”程子华挤出笑：“老总，我手慢，别耽误进度。”一句调侃，把会场气氛从绷紧拉回正常。

接下来五天，彭德怀白天听方案，晚上伏案写批注。纸张码得比小臂还高，他常端起一杯浓茶，一口喝干。秘书劝他歇一歇，他答：“早些定下来，少走弯路。”语速不快，掷地有声。按照他的要求，所有新建项目先过“战备”考量：防空洞能否在七日内贯通，机床能否拆卸转移，铁路支线拐弯处角度不得超三十度以便离散运输。

十二月中旬，他第一次去了攀枝花。车行金沙江，山谷风大，尘土裹着铁矿味。负责勘探的李非平介绍完，补一句：“本地老乡叫这段‘风喉’，七八月洪水爆发，江面窄处只剩二十米。”彭德怀抬头看山体纹理，沉默许久才说：“风喉要挑开，厂区布局要爬坡，安全堤要加粗。”随行工程师当即做笔记，回程车厢里就改了图纸。

有意思的是，一到基层他反倒常被提醒“看电影”。永新巷小礼堂每周两场，都挑当时最热门的新片。不久他发现观众几乎全是机关干部，工人和家属却站门口张望。他当即在党小组会上点名：“同志们，院里放电影不是给我专场，我们别成特殊化样本。”当晚影院便对外售票，票价低到象征意义，座椅立刻被占满。

大三线工程点多、线长、战备级别高，材料周转量巨大。为节省钢材，他建议在滇北、黔东建立若干小型轧钢车间，就地滚轧建筑钢筋，再通过汽车短驳送往主干厂区。此举一年省下七万吨运输量，直接缩短攀钢一期竣工时间五个月。李井泉后来评语：彭总考虑的尺度，仍是作战口径。

春节前夕，他已走访二十多个县市，足迹延伸到贵州水城、云南昭通。途中偶遇大雪封山，警卫欲折返，他回答：“计划不等天气。”一语定下继续前行。车轮压出吱吱声，山路尽头是一片刚平整完的工地，十几盏汽灯在雪幕里亮着，工人们抡锤不止。远处传来夜风，同时带来融钢般的热度。

短短七个月，西南三线初步框架成型，攀枝花特钢、德阳重机、重庆兵工相继破土，用电、供水、道路逐步连线。彭德怀在每一份工程表上签字只写两个字：“可行。”字迹遒劲，和他当年前线批令无异。顶头三位上司分头推进，无人再提“分工不确”之事，组织运转良性循环，正应了毛主席那句嘱托——关系搞顺了，事情就顺。

1966年春，金沙江岸第一炉铁水喷薄而出。有人问彭德怀：“为何如此执着亲历？”他答得简短：“关系国脉。”这两个字，给旁观者留下的，是将军变身建设者的坚决姿态，更提醒后人，大后方不只是地理概念，它起于一场紧迫的国家安全计算，落成时却写进了中国的工业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