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晚年透露彭德怀一事：他之所以对这事这么着急，跟这有关系

1966年10月24日深夜，北京西山灯火稀疏。刚参加完“两弹结合”汇报的周恩来与聂荣臻匆匆回到作战室，桌面上一摞从戈壁发来的电报尚带硝烟味。就在这一夜，钱学森在靶场给总指挥部发回最后一行字——“成功概率九成”。九成，看似稳妥，却仍留下一成不确定。毛泽东迟迟不肯在命令书上落笔，气氛凝重。人们看不见的是，另一条线索早已在十年前静静展开：彭德怀为何对导弹工程如此迫切，这恰恰是钱学森晚年愿意反复讲起的话题。

时间回拨到1952年12月，彭德怀结束对朝作战回到板门店前线指挥所。那一晚，美军B-29在志愿军阵地上空反复盘旋，破片弹雨像铁风扫过山头。正在观察阵地的彭德怀不得不俯身闪避。片刻后，他对身边警卫员说了句再普通不过的话：“钢铁再多，也拦不住天上的炸弹。”正是这种无力感，在他心里埋下导弹梦的第一颗火种。

1955年2月26日，北京玉泉山招待所，彭德怀见到刚刚回国的钱学森。“咱们能不能先搞一型射程五百公里的导弹？”他语速极快，仿佛抓住救命稻草。钱学森略一沉吟，掰着指头列出三条：实验队伍、试验场地、加工厂房。“美国用十年，咱们要五年。”彭德怀听完，又追问一句：“材料靠得住吗？”钱学森点点头：“全国协同，问题不大。”短短几分钟，两人把中国导弹雏形勾勒在茶几上的稿纸上。

同年10月，中央决定筹建导弹研究院。聂荣臻任总负责人，彭德怀亲自跑到内蒙古阿拉善草原选靶场。他不顾昼夜温差，钻进哈拉乌苏旧土堡，拿望远镜测风速。当地牧民至今记得那位身材魁梧的将军整夜守着火堆比划弹道，眼睛被沙尘吹得通红却不合一下。

1957年春，苏联应邀派出专家组。数据资料带来了，可关键图纸留了白页。赫鲁晓夫一句“你们永远造不出”传到北京，像尖刺扎进每个人心头。聂荣臻深夜致电彭德怀，电话那头沉默片刻后，只回了四个字：“自己琢磨！”

紧接着，三百万两黄金调拨到南口机车厂；一批德才兼备的青年工程师从清华、北大被抽调进院所；还能飞的旧轰炸机拆成零件，只为摸清合金强度。就这样，国家最困难的年份里，导弹研制没有一天停下。农田歉收，口粮紧缺，彭德怀却把更多火车皮让给了靶场建设，一次掉泪地对工作人员说：“再难，也得先把天上的家伙攥在自己手里。”

1959年6月，莫斯科突然终止对华援助，专家全部撤回。那一天，靶场施工正卡在最关键的地基浇灌环节，图纸都被带走。彭德怀拍案而起：“人可以走，井孔留给我们！”几小时后，加固方案用汉字重新绘制，翌日便继续施工。这一年，庐山会议的风暴同样袭来。会前，彭德怀把所有导弹计划文件装进公文包，郑重交到聂荣臻手里：“无论如何，别让它搁浅。”聂荣臻心底发凉，明白这或许是诀别嘱托。

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中国首枚原子弹在罗布泊升起蘑菇云。三十分钟后，地下指挥所里掌声如雷，可钱学森却若有所思。原子弹只是开始，真正让战场发生质变的是能把它推到千里之外的火箭。两年后，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导弹准确命中戈壁靶标，世界舆论震动。钱学森当场写下：“从此，中国领空将由中国人自己守护。”

1990年代，钱学森偶尔接待来访学者，总有人问：是谁最早推动导弹事业？他不假思索：“彭德怀。”说到原因，他会提到朝鲜战场的经历：“他亲眼见过志愿军用步枪对轰炸机，怎么能不急？”有一次，他补充一句：“假如没有那股逼迫感，我们的时间表也许要后延多年。”

这番评价揭开了彭德怀少为人知的一面：在战术指挥家之外，他还是中国导弹工程最早的政治保障者。正因为亲历过空中火力压制的屈辱，他明白落后装备意味着什么，所以宁可自己昼夜兼程，也要让科研人员多一天准备。

回看那段历程，中国科技体系尚在襁褓，粮食票都要排队才能换。导弹、核弹、卫星三线并进，无处不在与时间赛跑。彭德怀的急迫感，源自战火中的直觉：国家安全决不会留给别人垄断。钱学森晚年不断提起此事，无意粉饰个人功劳，而是提醒后来者记住，一切技术突破都从危机感起步。落后挨打不是口号，是无数士兵在异国山头流出的热血。他们看过炮火，看懂速度，才把压力全部倾注在火箭尾焰里。